石仲泉的政治投机--论中国党政军国的指导思想

论中国党政军国的指导思想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谭伟东

社会主义中国和无产阶级政党及人民军队的宪法和历史性质，决定着我们的党魂、军魂、国魂和民魂。国际帝国主义的世界环境、中国与世界人民革命的伟大历程和社会主义政经文化格局与大势，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旗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主张（科学称谓和界定）的合理部分，自然纳入到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邓小平非理论家。无论就其学说、知识与思想丰度和深度，还是就其主张的系统性、科学性、涵盖性，无论是就科学美学的学术评判，还是就思想价值的哲学方法论原创性、思辨性、哲理性，无论就学说、理论体系的严整性，还是就理论的预测力、解释力、分析力，无论是就理论的学说学理支持，还是就理论的科学论证、系统阐发、结构布局、层次推陈，都远未达到理论学说水平，且在同马列毛主义的革命与建设，解放与发展，奉献与幸福，集中与自由，物质与建设等等普遍性的本体论的国家与革命学说、思想与科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展开上，都无法形成同一高度和逻辑一贯的连接。邓小平主张仅仅是其想法、意见的文本化，包含一些有见地的陈述和论断，同理论相比还具有莫大的距离。中国共产党若不能纠正这一历史性的理论常识错误，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指鹿为马的笑柄。邓小平就理论素养上不及刘少奇，甚至不及周恩来、陈云。就理论系统性和读书学习和思辨表达力，邓小平主张远远达不到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列宁主义问题》的水平。邓小平有自知自明。今人、后人，除个别野心家、不良文人、理论文痞，人人清楚，个个明白。

中国历史上大家林立，学派横流，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当然真正流芳百世、影响千古的大思想家也是凤毛麟角。三皇五帝功高盖世，但除有关演绎八卦的传说外，没有听说哪位传下理论与思想；秦始皇一统江山，成为中国大一统的真正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也仅仅自封始皇弟，未敢登上圣人之殿；李世民唐太宗文治武功，文学、思想素养、兵法韬略达到少有的高人地步，也只是以他人的笔录之下的《贞观政要》和治国范例流传后世。

毛泽东在整顿党风时强调要摒弃偷、装、吹，要求正视文风、党风。他要人们，尤其是党政干部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列宁的就是列宁的，不剽窃，更不夺人所爱，秘书写的就是秘书的，写作班子的就是写作班子的。现如今，在信息化和后现代化世界下的中国，这个文风、学风、党风问题更加发人深省！！！！

党的指导思想是百年大计，是永恒的灯塔，是全党意志与精神的体现与集成。指导思想具有神圣性、庄严性、超越时空性。相应的政军的指导思想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政党轮作，不是资产阶级短视的政治明星群体的政客把戏。党的指导思想是人民大众与领袖与政党、阶级之间长期的水乳交融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就不可能采取西方政党政客和封建王朝的轻骚政治游戏和国号朝代变更权术把戏。共产党的旗帜与指导思想，在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动是全党生命线的大事，未经全党大民主式的讨论、辩论和抉择，包括任何党代会的决定，都应视为非法和无效。各级直至中央级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形式合法性的变更，必须是在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在心悦诚服地接受、认可，方可以具有合法性。而如今，党的糖葫芦穿式的指导思想表述，不但遭到各级、各层的严肃质疑，而且在民心不断加大的毛泽东热度中，得到了彻底的反应。任何一个有头脑、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若对起之1991年的《红太阳》歌曲集的纯商业策划背后的滚烫的真正人民大众的精神政治指向和重庆、常州、洛阳、北京景山公园、南街村等等无数地区的毛泽东热朗和藏民少数民族对毛泽东的敬拜，举国性的毛泽东时代的自豪、回望和敬颂，对当今党政文化社会腐败、后退、堕落的憎恨和极端的仇视，对为富不仁的痛恨和在权贵黑道下，甚至潜规则变显规则的无奈，那就是十足的傻瓜和政治白痴。

苏东波、颜色革命、中国三十年日益增大的两极分化和前腐后继潮涌，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以下这一点：毛泽东晚年原则上指导、揭示，倾力从文化到思想，从制度到接班人培养，从政治到经济、军事、教育，从政权到管理体制的全方位的大革命式的改造、创制和探索，构成了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历史性的突破。客观地说，由于毛泽东年事已高，再也没有像的青年、中年、壮年时期那样系统、完美的理论著述与创作，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与学说，却在诸多基本原理、原则、思想、路线上留下了巨大的宝贵的异常丰富遗产。

终其一生，就大是大非、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而言，毛主席从来都是正确的。他是伟大的真理与意志，伟大的战略与战术，伟大的实践与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误解的、错解的、误读的、错判的是反对派、同路人；抵制、反对、妖魔化的是真正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事业的一切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存的反动营垒派别。其中，当然有认知问题，也有既得利益诱惑和私心作祟。三十年前没有看清有情可原。三十年后的世界悲剧和变局，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际敌对情势堪比四面楚歌、来势汹汹，至少是欲置死地而后快。金融大战、货币大战、财富大战、贸易大战、汇率大战演绎的是非热站、非冷战、非火战、非温战的生死大博弈、死生大对决。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利害损益风险、危局，生死攸关。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经济战、产业战、经济金融安全完全等同国防兵家大事，若对此依旧执迷不悟，那就要么立场死心塌地，要么认知上属于花岗岩脑袋，要么同敌对、反动和新富权贵千丝万缕，斩不断，理更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形成系统理论，可以建构新的庞大的理论思想体系，但是第一无论就一般理论和方法论的源头，还是就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学说源头，综合平衡、统筹规划、多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规范与方法而言，毛泽东思想不但是源头，而且是本基，不但是主体而且是方法论、思想路线支撑，不但是行动指南，而且是一系列原则与战略战术系统的集大成。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虽不是理论家、思想家但的确是政治家，他深知马列毛正统、道统、法统三位一体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威力和神圣地位。然而，一心鼓噪所谓邓小平理论的诸如石仲泉等一批蹩脚文人却要继承陈伯达式的政治投机，在权力面前跪拜以至不惜强奸真理，瞒天过海，颠倒黑白。其荒诞的逻辑令人发指：“毛泽东1976年逝世，不可能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照石某人的创新，牛顿死了几百年，爱因斯坦也谢世多载，他们的古典力学和相对论也统统不做数了？！依照这位文痞的创新，亚当﹒斯密死了两百多年了，那你们普世价值派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为何还把他的经济人理性假说和无形的手自由放任经济学奉为至宝，当作真经，到处招摇撞骗？！这样的低级而庸俗的思维能力之徒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央党校的大学士，可见理论贫困到几何？邓小平主张中除不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两手都要硬等方面的论断、论述外，绝大多数的都过于侧重一般功能性的判断与论述。这使得其主张、路线与政策，尤其是其后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追求，具有易于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掩盖国家、政党阶级斗争与统治本质，抽掉马列主义灵魂，甚至国际第五纵队和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所利用，并且在革命价值与审美境界、共产主义追求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国际大格局改变等等方面，失去长时段、普遍性的规范、指导和调节意义。进一步说，邓小平的许多政策主张和十大如果假设，多半都或是走向了负面，或是未能实现他的期许（如共同富裕，第二次飞跃），或者干脆同其初衷放生了根本性的倒置（例如出现新阶级和可怕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就理论建构而言，他的由其《文选》显示出来的主张，既缺乏系统预见、阶段判断、战略引导、机制设计、社会分析，从而相较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而显示出巨大的理论缺失和哲学史学支撑；第三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论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还是制度理性和判断力理性而言，都有待于科学的理论加工、深度提炼，并更为重要的是有待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知识或认识论方面，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下，剔除糟粕，摒弃一切庸俗资产阶级学者和一切修正主义者奉行的普遍意志、全民党全民国家式的经验主义垃圾，把可为任何阶级接受从而在实践理性上，在改革开放的大私有和国际化的语境下事实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一般功能性的论述，或着抛弃，或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下，加以理论主体和价值取向上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改造工程，核心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奠基，要害是在毛泽东开辟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和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道路、范式、机制和模式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系统建构、全面论证、科学展开，借以达到从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学说广度、学理丰度到科学美学，能够同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学说、思想水平相媲美。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和华夏儿女的当代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战略家该有的思想境界和大势判定。

旗帜、方向、路线同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政同军国之具体阶段上的指向、战略、法律和政策可以变化，可以调整，但旗帜与指导思想不容许变更，如果任意变更，在本质上脱离这一政治轨迹，则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会葬送自己的一切，包括执政的合法性和国家主权。中国百姓、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民心向背，是建立在上述高度的独特的中国式政治伦理和哲学易经天道之上的。得人心者就得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中外概莫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