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海归精英

袁世凯和海归精英

一个人要做皇帝，除了有野心有实力之外，还得有人拥戴，于是历史上就演出过一幕幕拥戴皇帝的精彩故事。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大家耳熟能详，而刘备在受到诸葛亮等人拥戴的时候的半推半就也特别的耐人寻味，倒是被罗贯中骂为奸雄的曹操多次拒绝了部下的拥戴而终于没有称孤道寡。名不正言不顺的袁世凯要做皇帝是得那些人拥戴呢？不太熟悉那段历史的可能很难想象，拥袁称帝的主力军既不是当时的遗老遗少，也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将帅，而是那些从日、英留学回来的被“民主”“自由”普世过的精英。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虽然贵为大总统，手绾全国兵符，却也不敢过分拂逆民意。于是，授意杨度、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严复等时称为“六君子”的六个人组织了复辟帝制的小团体“筹安会”。“筹安会”既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智囊团，又是为其大造舆论的宣传部，工作颇为卖力，他们召开研讨会，在报章上频频发表文章，为恢复帝制大肆鼓吹，一时间，弄得乌烟瘴气。他们还组织了一万零八百一十人参加的筹安会请愿团，呈上《筹安会请愿书》，强烈要求袁大总统“再进一步”。在这曲双簧戏中，袁世凯先是装模作样地推辞了一番，后来看到“民意太盛”推辞不掉，于是无可奈何地“顺从民意”，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

我们来看看这“六君子”都是何许人也。

杨度，“筹安会”理事长。早年留学日本，和梁启超、黄兴、孙中山过从甚密，在日期间，被公推为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其影响可想而知。早年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做了大量的理论支持，立功甚伟。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给袁氏，“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氏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袁世凯失败后，杨度遁入空门，研究佛学，著述颇丰。后随孙中山奔走，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据说，晚年还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

孙毓筠，1906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回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判刑五年。辛亥革命时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1915年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与杨度等人发动“筹安会”，以“筹安六君子”之名而闻名全国，不仅为袁世凯帝制鼓吹，还亲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

刘师培，1907年春节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回国后，投机革命，后参与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积极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

李燮和，早年与黄兴、孙中山相会于日本而加入同盟会，前期为坚决反袁的革命派将领，后摇身一变而成拥袁称帝的帮凶。

胡瑛，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黄兴，成为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家，十年后加盟“筹安会”，成为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干将。

严复，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清末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后积极宣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奠定思想基础。

综观“六君子”生平，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各有差异，但在某些方面却又惊人的相似：

1、都是海归一族，都广泛的接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是当时著名的精英，一时的人杰。

2、都曾对国家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有些甚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3、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固定，主要是看需要而定，考量的标准是两个，一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就是根据个人利益的需要。

4、他们都为袁世凯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提供了思想与理论支持。

5、他们倒不像后来的精英，并不是靠人家提供日元和英镑完成学业的，也没听说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银行给他们存下了巨款。他们虽然政治主张多变，但没有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没有勾结外族来推广“转基因”灭我中华。

6、“六君子”都还有廉耻之心，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反省和忏悔，并从此洗心革面，或隐居山林，或遁入空门，或潜心学问。这一点，也是后世那些毫无廉耻的精英们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知道当世那些被普世过的精英，面对他们的先祖的时候会有何感想？时代毕竟是进步了，现在的精英们当然也不会再去拥戴袁世凯们称帝了，因为他们的心中早已有个“上帝”，这不，再过十几二十天，他们就要虔诚的给“主”过生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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