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吹响转折的新号角

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经济改革正在吹响转折的新号角，这就是，由过去片面注重自由市场的“变计划体制为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始向重视计划逐步向“计划市场并举”的新的方向的转折的号角。　　

这一改革转折选择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在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社会主义不巩固阶段》一文中，我解释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不巩固阶段，并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改造与反改造之间的的斗争”和“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经济改革的转折，实际上是由过去“片面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开始“强调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开始，是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重要过程。　　

我国建国之初，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在经济上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虽然我国在1953年～1956年之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今天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行动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人为地拔苗助长的行动。因为当时并不具备实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条件：一、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一部分高度社会化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大量的落后的机器化、半机器化生产、手工生产同时并存，高度社会化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不仅还没有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甚至还是相对“少数”。二、从当时技术条件来看，信息技术才处于刚起步阶段，还不具备“实现对社会生产的信息计划管理的”技术条件。三、从当时的国家经济管理及企业管理人才队伍来看，没有“一支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丰富经济管理经验的高素质的国家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队伍”，当时还是大量的“泥腿子”出身的老革命者管理政府经济部门和各级企业。四、从相关制度建设来看，一整套的相关的健全的制度没有形成，不仅相关的管理人才选用淘汰制度等政治保障体制没有形成，而且在经济领域象企业活动民主管理监督制度、按劳分配分配制度、企业用工竞争淘汰机制等都没有形成。鉴于以上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犯了严重超越现实条件的跃进式的人为拔苗助长的错误，犯了一种“小脚穿大鞋”的错误。固然大脚穿小鞋不舒服，同时小脚穿大鞋走起路来也是不方便的，妨碍走路的速度的。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当时就像是“一个斗大字不识一升”的一个愣小子弄了个破炮架发射一颗带着毛病的火箭导弹，不出问题才怪呢！也正是如此，出现了我们经济制度反而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　　

从七十年代末我们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曾经的“严重超越现实条件的跃进式的人为拔苗助长的错误”的理性纠正和对于“严重超越现实”的理性回归，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有计划的退却向资本主义让出部分阵地”的“有意识的迂回的行动”。　　

经过“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到今天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从生产力的水平来看，先进的高度社会化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大量存在，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发挥先导作用。二、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使各种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处理成为可能，为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三、我们社会已经具有了“一支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丰富经济管理经验、高素质的国家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队伍”。四、我们各种相关的经济发展保障制度和经济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新的“由过去‘片面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到开始‘强调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由过去片面注重自由市场的‘变计划体制为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始向重视计划逐步向‘计划市场并举’”转折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我们说我们开始了改革的新转折，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　　

一、由山西开始的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由山西开始的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的所谓“国进民退”显然是一种“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部门和领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对于这一行动，有些人大为不满，不断攻击大肆，说什么“这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夺利于民”，是“历史倒退”。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种“国进民退”有什么不好？！是争了谁得利,夺了谁得利？！这种“国进民退”是不是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保障？！我们说，这种“国进”进得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应该继续“进”！　　

二、国家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是“用国家强大的经济宏观调控的力量制约、抑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活动及增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因素的行动”。在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中，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制约、抑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国家经适房、平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大量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推出，这些商品和网服务实现消费的转换形式显然不是纯粹的市场商品交易的形式而是带有明显的计划产品供应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其中注入增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　　

三、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医疗保险等。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医疗保险等这些服务产品的供给，显然是一种计划的产品供给形式而不是市场商品交易形式。还有我们正在逐步推开的建立公益性医院的医疗改革，显然改革的方向也不再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自由市场形式”而是向着“实现医疗公益性产品的计划调配方式”转变。　　

四、我国从去年推行的“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和汽车下乡财政补贴计划”等。在这些活动中，这些购买家电和各种车辆的财政补贴部分的实现显然也不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形式而是通过计划产品供给的形式实现的。　　

五、农村的粮农种粮养殖等补贴。这种补贴显然也是一种计划产品分配形式而不是市场商品分配形式。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改革正在发生新的转折。这种转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正确性的选择。某些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也不必因此“满腹委屈”“痛哭流涕”，更不必要对此“横加指责”“破口大骂”。我们也没有必要因这些人“大惊小怪”“满腹委屈”“痛哭流涕”甚至“横加指责”“破口大骂”而犹豫、彷徨甚至退缩，应该是更加坚定步伐，昂首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