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蒜价格暴涨到经济伦理学基础的重建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CPI上涨2.8%，其中，鲜菜价格上涨24.9%，鲜果价格上涨16.4%，推高CPI约1.9个百分点。继“房奴”出现后，最近，网络上出现了自称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蔬菜价格上涨之烈，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大蒜为例。从去年底开始，在全国大蒜主产地之一山东，零售蒜价同比上涨40多倍，每公斤达到9元左右。在另一主产地河南，蒜价甚至同比上涨100倍。与此同时，在北京等大城市，一些超市的蒜价每公斤高达20多元，贵过猪肉的蒜价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5月24日《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发改委24日表示，今年以来大蒜、三七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与部分业者捏造散布不实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密切相关。近日，山东鱼台县一位经营大蒜生意近20年的蒜商秦斌（化名），向记者透露了社会资本如何炒高大蒜价格的细节。秦斌表示，当前大蒜经销商的炒作手法最起码有如下几个：一是借机制造并不断强化涨价的市场预期。如利用北方部分地区的“倒春寒”、西南大旱、大蒜种植面积减少等概念，大肆炒作。二是“买空卖空”。对于资金雄厚的大老板来说，即使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蒜源，他们仍可以一方面组织货源，另一方面发布供货信息，并以较高价格与下一级经销商谈判。因此，新蒜虽未上市，价格已经抬得很高，“疯狂的大蒜”由此出炉。三是将库存大蒜层层转包或囤积居奇。目前鱼台、金乡等地冷库很抢手。冷库为经销商炒蒜提供了很大便利：大蒜在冷库中存储两年不成问题，期间，库存大蒜可以囤积居奇，也可以不停易主升值。　　

2008年新蒜收购价每公斤不到0.1元，这批蒜一年左右零售价被炒到每公斤１０元，无疑产生的是一些大蒜经销商预期的暴利。使人心生疑惑并不禁要追问的是，象今年的中国市场上出现的由于经销商的恶意炒作而导致的大蒜等蔬菜价格暴涨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现象，究竟是市场经济体系建构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状态，还是它事实上已经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心与道德上的弊病正在被体制性地纵容与扩张的趋向，并进而无可挽回地质疑与拷问着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合理与合法性呢？我想经过对现代市场经济时代种种经济社会现象及其联系的分析，答案会不由地指向后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通常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其实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许多理论家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能使整个社会变的更为富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认为利己的行为比宣称替“公共利益”服务的利他主义更有效率得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实质事实上是建立在组成社会的一个个生命个体对私利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的。由自由价格主导的经济体系，由对私利的追求构成的道德的心理与社会环境下，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经济投机导致的经济与社会的风险与危机，个人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精神和道德价值建设的纯粹性和坚定性之间的矛盾，都将不可避免。以自由的名义践踏道德，以巨大的贫富差距体验社会公正，在个人意志的盲目性中见证经济社会的秩序性，在信仰与上帝的名义下不避忌享乐主义的巨大倾向性。我们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体系存在着深刻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冲突与矛盾。在这样的意义上，不仅与市场制度俱生而难以排除的经济上的炒作与投机如此，商业时代社会精神与道德建设的软弱与妥协性质同样如此。　　

英国王子查尔斯2009年在对实业家和环保主义者的一次演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强烈控诉。他说，我们再也承受不起消费主义式的生活，“自在的时代”已经终结。查尔斯说，如果世界不听从他的警告，我们所有人都将面对这场“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现已隐约露出端倪的噩梦”。查尔斯说，就连当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都曾意识到不受约束的物质主义所存在的弊病。而2009年2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500年历史的“瑞德讲坛”发表的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中则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些经济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市场时代的种种经济与社会现象所蕴藏的危机与矛盾启示着我们要在精神与道德原则的坚定与一贯性的基础之上重建现代经济发展的伦理学的崭新的基础。不能脱离社会精神的生产而孤立地谈论社会物质的生产，社会物质的生产必须和社会精神的生产构成某种平衡的关系。并不是社会物质的生产决定着社会精神的生产，在二者的关系中，社会精神的生产是更为基础和本质的东西。事实上政治哲学定义是经济学定义的基础，因为在本性上是人类的大脑决定着人类的欲望，而不是人类的欲望决定着人类的大脑。在文明发展的更高的层次的意义上，我们理应追求更高的社会发展的公正性，我们理应在社会发展的公正性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原则性。因为我坚定地认为社会发展的公平与道德性乃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意义所在，真善合一的人类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人类道德的存在与发展为自己的基础、本质与必然性。人类和世界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以物质消费和精神上的混混噩噩为自己的特征，人类精神和人类文明的整体性提升才是人类和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始终一贯的道德上坚定的政治哲学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并导致人类在不进则退的世界发展的格局之中获致最终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结局，人类有必要在永恒之中安置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缺乏公正性，以及在不断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之中导致的社会发展的庸俗性、伪善性和致命的社会发展的道德的坚定性的不幸的丧失，就只能作为社会发展的史前状态而存在，新的社会发展的崭新历史的开始必须致力于打造全新的人类精神和人类文明的观念基础。人类精神的新的发展不能在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之中迷失和疯狂，人类和世界的发展本质上在于打造真善合一的，物质和精神、科学和道德并行不悖的科学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经济学也罢，政治哲学也罢，必须确立真善合一的观念思想的基础。因为善的能量的不断累积总是具有必然性地导致更大的善的后果，总是在整体上导致更大的真的能量的积累，人类只要坚持自己的向善向上的本心不改变而不断努力进取，那么世界就具备了本质合理性的基础和充分完善的实际可能性。我确信这是一条对人类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和启示性的必然性质的基本规律。　　

我确信真善合一、人类道德与人类智慧并行不悖的具有同一性质的发展是人类未来科学、哲学、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合理的方向，任何在本性的意义上违背以普遍道德为基础的真善合一的科学、哲学、道德与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观念价值、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目标都必然在立场、根基、原则、出发点的意义上违背人类思想与物质的实际发展的合理的方向，其导致阶段性的与最终意义上的挫折与失败是具有规律性的必然性质的。经济自由主义致力于以普遍的公平的社会竞争来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众的追逐经济利益的普遍行动会自发地导致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的极大效率化，但出于追逐经济利益的普遍行动是否违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与道德性却是个问题。总结地说，没有完全脱离政治哲学意义的纯粹的经济概念与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原则性。关键是制度性因素和建立其上并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导致这种观念的意识形态的精神的根基的一般性与本质性意义如何合乎理性与逻辑地予以建立的问题。道德问题具有民族性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的、本体性的、一般性的、本质性的作用与意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性如果不和社会发展的道德性构成某种平衡并以社会发展的道德性为基础，那么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导致社会整体意义的发展的庸俗性与伪善性，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将不符合更高的人类性，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意义将是错误和有限的，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的原则性将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意义的堕落和毁灭。世界的发展是善战胜恶的长远和必然的过程。善是健康的状态，恶是疾病的状态。健康或者疾病，存在或者灭亡，这是人类文明状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危机性和本质性的最真实和最决绝的表达。我们必须声明的是，经济学和一切相关人类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社会和人类科学的体系，在总体上都无不是在这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危机性和本质性的概念中善与恶、健康与疾病的斗争的具体的领域与战场。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代价和立场上，理解经济学与一切人类思想、价值观念的意义与严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