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胜利

法家的胜利　　

一、法的产生　　

从春秋中叶以来，“法”与“礼”的思想斗争已经开始。这种斗争，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的。由于铁器的应用，春秋中叶，土地私有出现，氏族贵族不再能垄断经济，平民阶级也可以以较为平等的身份参与经济竞争。这样，氏族贵族之间、氏族贵族与“显族贵族”（依靠私有经济致富的平民）之间，以及平民与平民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财富争夺战。　　

在这种时候，社会就需要一种规则来调整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作为古代的法权形式的礼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礼只是用来调整氏族贵族内部关系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氏族贵族与其它阶级之间没有统一的社会规则。而在经济竞争中的平等，则要求一种对所有阶级都有约束力的法权。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就有一部分开明人士，开始对氏族专政进行改革。郑国的刑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刑书就是法。礼与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礼是讲上下贵贱的，而法是用来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对这种区别，人们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当刑书出现的时候，遭到了许多氏族贵族的反对。晋国的贵族叔向就给郑国的贵族子产（刑书即由他主持制定）写信，他说：“先王只制定礼，不制定法，……害怕平民与贵族争夺财富，……就用刑约束他们，……有了法之后，平民就不害怕贵族了……”（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知有避，则不忌于上）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叔向是没有认清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作为一个氏族贵族，他是不同意改革氏族专政的制度的。但是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才过了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晋国，也铸起刑鼎来了。而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仍然表示反对。　　

子产对当时的历史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甚至已经预料到氏族政治的灭亡是一种必然。在给叔向的回信中，他承认叔向的话有道理，并且对氏族贵族的子孙表示歉意，但他又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救世，是想通过“妥协的政策”使将要没落的贵族不会一旦而亡。叔向在别处的话也印证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晋国的氏族贵族大多已经不存在了，……我所在宗族本来有十一支，今天只有羊舌氏一支了。”（晋之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此时的法，是氏族贵族与国民（包括显族贵族与平民）妥协的产物，他们让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特权，以求调和与国民的矛盾。这时候，他们还是比较主动的。　　

二、对氏族贵族特权的彻底剥夺　　

氏族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是不愿放弃自己的天堂的。氏族贵族与显族贵族（作为国民的代表）的矛盾事实上是不可调和的。　　

到了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各国的统治阶级不能不感到危机深重。对各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战争。而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富国强兵。这时，各国的王室已经意识到氏族贵族专政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于是，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改革。这种改革，在秦国进行地最彻底，所以，秦国最终得以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这种改革所以在秦国取得成功是有其原因的。相对东方六国而言，秦国在变法前是落后国家，正因为这种落后，秦国的氏族贵族的力量就相对弱小。所以，在剥夺其特权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各地官僚由中央委任，而不再由氏族贵族世袭；在经济上，井田制被破坏，自由经济逐步代替了国有经济。氏族贵族的力量在秦国逐渐就衰微了。　　

商鞅剥夺了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建立了“军功爵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它不是像“礼”依照血缘决定人的社会等级，而是以“勤耕战力者显荣”为原则。也就是奖励耕战。“农户努力耕织，向国家交纳粮食布匹多的，成为半自由农民（大小戮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即氏族贵族）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等级制共二十级，由第一级至第二级得列入户籍，有一定的田宅或份地，大概属于普通平民。——秦国还有奴隶存在。大概九级以上，就进入了权力阶层，九级为五大夫，十级为左庶长，然后依次为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徹侯。　　

商鞅变法另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初步建立起户籍制度（别的国家还没有），到秦始皇十六年，户籍制度在秦国固定下来。户籍制度是和行政区划上的郡县制结合在一起的。秦国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是一个个按姓氏聚居的村落自治体。老百姓按十户为“什”五户为“伍”编为什伍，一户有人犯法，其它各户都要受罚（“为什伍而相司连坐”）。县设县令长，乡设三老，有秩，游徼，还有啬夫一职，专管诉讼收赋税。亭设亭长（刘邦就是亭长出身）。村落中，族长地位最高。　　

户籍制度的建立，使国家的税收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把全国民众组织了起来。而国家组织民众的能力对于战争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这一方面，东方六国是远远落后于秦了。　　

另外，秦国通过建设水利设施，如郑国渠、都江堰等，农业获得了大发展。同时，秦国耕地充足，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大。为了发展生产，还诱使三晋（即韩赵魏三国）之民到秦国种地。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　　

三、秦统一六国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中央和地方、国家与民众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相对而言，东方六国由于氏族贵族力量巨大，虽然也进行了变法，但很不彻底（比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以失败告终）。这样，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就导致国家力量的分散。民众各依附于对自己有利的贵族，眼中只有自己的依附者，而没有国家。这样，国家的组织能力就远远不如秦国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六国最终被秦国统一。　　

秦国的统一，是法家思想的胜利。　　

四、法家思想的先进性　　

法家思想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氏族宗法制的“礼”，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则是弃礼立法。　　

私有制造就的显族贵族的出现，以及自由经济的发展，使得“礼”成了落后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自由经济之下，必须有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出现，使人们可以有序竞争，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法”。　　

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法家思想是进取的。儒家思想宣扬“无变古，无异常”，法家思想宣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儒家主张“亲亲”，法家主张“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儒家主张“仁政”“德治”（实质上还是要维护礼），法家讲“礼堕而修耕战”，后来的韩非更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完全否定了“仁政”“德治”。　　

按照战国时期的状况，各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不顾现实的唯心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通过什么“仁政”“德治”达到天下太平。　　

法家的思想家们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自由经济与氏族贵族的国有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经济上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显族贵族（新兴的国民阶级的代表）与氏族贵族的矛盾。经济要向前发展，不可能止步不前，更不可能倒退，所以，显族贵族与氏族贵族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并且由于显族贵族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其最终的胜利也是必然。但是这种斗争是复杂曲折的，往往暂时还会有失败。秦的统一六国，就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代替了氏族宗法政治，自由经济代替了国有经济。　　

儒家在政治观点上表现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问题，而法家的思想家们则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认清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吴起因变法遭射杀，商鞅因变法遭车裂。　　

法家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富国强兵”四个字。富国，就是剥夺氏族贵族的特权，发展自由经济；强兵，就是以武力统一天下。　　

五、庄子、孟子思想简评　　

（一）、绝望的蝴蝶——庄子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据《史记》说他是宋国蒙人，蒙是宋国的地方，后来被楚国吞并。他大约是一个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没落小贵族，生活很贫困。　　

战国时，各国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国与国之间也战争不断，兼并灭国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动，大多数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各阶级之间竞争激烈。人的社会地位的升降沉浮都在旦夕之间。　　

庄子不理解这种社会“乱象”，只看到混乱与灾难。虽有儒、墨等士人试图挽救社会危机，但他们的努力显然不能收到效果。而那些法家人士，还有所谓的从事外交的纵横家，庄子只能看到他们在挑起事端。而庄子也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于是，庄子就对现实绝望了。　　

既然个人不能改变现实，那么又怎么在现实中生存、生活下去呢？　　

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使庄子完全放弃了人的社会责任心，完全否定了人对现实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庄子认为，面对现实人什么也改变不了，或者说，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庄子的世界观，庄子无为哲学的思想基础。他的世界观与儒墨人士是截然不同的。儒墨人士都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心。于是，庄子的人生目标就定格到了“个人怎样生存”上。　　

既然人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而现实又只能给人带来苦难。所以，为了个人的生存，庄子认为人应该远离现实，过一种弃世的脱俗生活。“古时候的‘真人’，不因为生存而喜悦，也不厌恶死亡，出生了不觉得欢喜，对死亡也不抗拒；生与死不过是无拘无束就走，又无拘无束地来罢了。不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不寻求自己往哪里去，遇到什么样的际遇都欢欢喜喜，忘掉死生恢复到自然的状态。这就叫做不用心智去损害大道，也不用人为的因素去干扰自然。这种人就叫‘真人’。”（“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　　

什么意思呢？既然现实中只有苦难，人又无法改变现实，那就远离世俗，与“道”合而为一。这里的道，包含有自然的意思。怎样与自然合而为一？那就是放弃人的理智，把自己变成与木石等同的无生命的物质，与万物同一。“现在我在雕陵游玩忘记了自身的存在，鸟鹊不时碰触我的额头，我在栗林游玩而忘记了自己。”（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山木》）“逃到旷野之中，穿着粗陋衣服，吃着野果，进入野兽中不惊扰兽群，进入飞鸟中不扰乱其行列。”（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山木》）“理想的世界，和禽兽一块居住，和万物在一起，哪里还知道什么君子小人？”（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　　

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理性，否定了知识的价值。没有了理性，人和木石、动物不就真得没有区别了吗？而庄子认为，人就应该象木石一样生活。现实只能给人带来伤害，只有把自己等同于木石，人才能全生远害。　　

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清楚，人是不可能离开世俗的，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所谓远离世俗，只能是暂时的，更多地是心灵远离，而身体由于要吃喝拉撒不可能长久远离世俗。所以，庄子这里说的脱俗，更多地指心灵。那么，人的身体怎么办呢？庄子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顺俗。当人们实在无法摆脱现实的时候，就要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不管现实是什么，都要认可它，“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所以，庄子虽然否定了现实，认为这个时代“善人少不善人多”，有时甚至愤怒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他为了达到个人心灵的安宁，就主动认可了现实，其中就把阶级尊卑制度也当作自然之事。“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庭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天道》）　　

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庄子的脱俗与顺俗思想事实上是矛盾的。但对庄子而言，在不同的境遇，他可以选择不同路数来解决个人的心灵安宁问题，来寻找心灵的安慰或寄托。　　

庄子的学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太大影响。但之后，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少文人在人生失意的时候，总是用庄子的“脱俗”“顺俗”思想求得心灵的慰藉。这也正是庄子学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二）、落伍的孟子　　

１、孟子的理想　　

和孔子、墨子等人一样，孟子把战国当作一个危机时代。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孟子对现实的认识还赶不上墨子，墨子已经发觉国民中显族的出现已不可避免，所以提出“官无长贵，民无终贱”的观点，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平民参政的进步性。但作为墨子后来者的孟子，在他所处的战国中期，平民参政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依然固执地坚持政治上“亲亲”的氏族贵族专政制度，不能不说，他的政治观点是过度落伍了。见到齐宣王时，他说：“大王的亲族中在朝中为官的人，今天已经不多了。”孟子所说的这种现象，本身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说明氏族贵族专政在逐步被打破，但孟子却不这样想，他接着说：“　国　君任用贤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能用亲族之外的人，而这样做却会导致身份卑贱的人在地位上超过尊贵的人，与　国　君血缘关系疏远的人地位超过亲近的人。这种事能不谨慎吗？”（　国　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与这种政治观点相适应，在经济制度上，孟子反对战国时已成为主流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而主张恢复西周时期的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井田制。他说：“仁政，就是要从划定土地的边界开始。边界不划定，就难以确定土地面积，分配土地时就会不公正。……每八户人家分九百亩地，中间那一百亩是公田。八户人家一家分配一百亩，公田要共同耕种。”（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所以说，孟子的社会理想，基本上是想恢复西周“礼制”（孔子在春秋末期提出这种观点，和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还不甚明朗有关，在战国中期还持有这种观点，这实在是迂了）。　　

２、孟子对现状的批判　　

他对战国时期的一切社会现象几乎都持批判态度。　　

他说：“春秋五霸，是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是诸侯的罪人。……春秋五霸，没有权利讨伐其它诸侯，这种权利只有天子才有，所以说，五霸是天子的罪人。春秋五霸，虽然在某些方面破坏了周礼，但和其它诸侯订立盟约的时候，同时在另一些方面也维护周礼，而现在的诸侯又破坏了这些盟约，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不能帮助诸侯遵守周礼，反而促使诸侯破坏周礼，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诸侯的罪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也就是说，孟子完全把春秋战国时期对周礼的破坏过程当作历史的倒退。　　

他又说：“不通过实行仁政而使人获得财富，这违背了孔子的教义。何况是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包括土地）呢？这叫做为了土地而去杀人，罪不容于死。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应该受到重刑，像吴起、孙膑；通过外交为　国　君谋利的人，应该受到次一级的刑，像苏秦、张仪；破坏井田，鼓励人开荒的人，也要受刑，像李悝、商鞅等人。”（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之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这里，孟子把法家“奖励耕战”的政策完全否定了。　　

他对那些不帮助　国　君实行仁政的人深恶痛绝，把为　国　君增加土地，增加财富的人称作民贼，把张仪、公孙衍称作　国　君的妾妇。　　

他还说：“各个等级的人相互争夺财富，国家就危险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君子看来，凡是以破坏周礼的方式来求取富贵的，妻妾不为之羞耻的很少。”（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而不相泣者，几希矣）“追求财富是不仁的行为，仁者不追求财富。”（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是孟子引用一个名叫阳虎的人的话）　　

他把土地私有否定了，也把国民争取财富否定了。　　

３、实现理想的途径　　

孟子对梁惠王说：“大王如果实行仁政，——减轻刑罚，减少赋税，让百姓勤劳耕作，成年人在闲暇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里能尊敬父兄，在外面能尊敬长者。那么，老百姓就是拿着木杖也可以击败武装精良的秦、楚军队。因为他们不行仁政，老百姓生活很差，我们的老百姓生活好，大王带领这样的老百姓去攻打秦楚，对秦楚的老百姓来说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怎么会与我们为敌呢？所以说，实行仁政的人是无敌的。对此你不要怀疑。”（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息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无疑。）　　

孟子并不反对战争，他主张行仁政的　国　君可以去征伐暴虐的　国　君。这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就像是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一样，都不叫违背礼制。这种关于战争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他所说的仁政有实行的可能吗？　　

他的仁政包括恢复井田制，给老百姓分配土地；轻徭薄赋；供养鳏寡孤独；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等。在战国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不可能实行这些玩意儿。因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统治阶级对待老百姓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了，新的阶级力量出现了，阶级斗争也就必然出现。　　

井田制肯定是恢复不了，因为　国　君没有力量控制自己的臣下，国民中的显族阶级是不愿恢复井田的。至于轻徭薄赋，那也不是　国　君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人并不愿意，他们也不会听　国　君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都有它的现实基础，现实基础不变，经济、政治状况就很难改变。历史不是说你某一个人想怎样改变就能改变的。在这方面，孟子绝对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如果哪个　国　君任用他，很轻易地他就能推行仁政，并且让这个国家强大。他说：“如果齐王用我，我推行仁政，让齐国强大就像翻一下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以齐王，由反手也。）“如果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容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但事实证明，孟子的主张没有一个　国　君采用。　　

战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各国统治阶级都有朝不保夕之感，所以就想方设法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所谓的人才。有很多贵族“养士”，像所谓的战　国四　君子；他们也重视孟子这些知识分子，希望这些人能够为他们出谋划策，像孟子就很受很多　国　君的礼遇，虽然他们不相信孟子的话。　　

孟子是个自负的人，却得不到　国　君的信用，那么他在心理上怎么求得平衡呢？这就涉及到了孟子的天命观。“一个人能不能成功，那要看天意啊！”（若夫成功，则天也。）“　鲁国国　君不用我，是天意啊！”（吾之不遇鲁侯，天也。）“五百年里必然会出现一个王者，……现在是天意不愿天下太平，如果上天想让天下太平，当今之世，能让天下太平的，除了我还有谁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这也正是孔子以来儒家的最大弱点，他们的思想本身不合时宜，却自以为正确，于是为了自我安慰，只有相信了自古而有的所谓天命。而推崇天命，也正是西周礼制合法化的基础。这种天命观，也导致了他们不能进一步思考，不能进一步去认识历史的真相。天命观成了他们思想的枷锁，使他们成了落伍者。　　

孟子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国民开始和氏族贵族争权夺利），丧无日矣。”这句话充分证明了孟子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落伍者。　　

４、孟子思想中的精华　　

孟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是其民本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其它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格言警钟，激励着中国一代代志士仁人为民族的发展鞠躬尽瘁。　　

         2010年8月  河南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