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资派”理论形成脉络探析

毛泽东“走资派”理论形成脉络探析

何云峰

【专题名称】毛泽东思想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A2
【论文期刊期数】2010年02期
【论文期刊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湘潭)2009年6期第5～10页
【英文标题】Analyzing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eory of "Capitalist-roader"
【作者简介】何云峰，河南　开封　475001
何云峰（1972－），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逻辑前提。这一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分为主线和副线：主线是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辅线是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从形成脉络可以看出，“走资派”理论虽然是错误的，在实践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其出发点中也包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
The theory of“Capitalist-Roader Group”,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Mao Zedong, is the logic prerequisite to immobilize“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orm of the the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hread and the by-pass. The thread is the battle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in the line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by-pass is Mao Zedong's vigilance towards the criticism about the bureaucrats, the privileged stratum and vested interests group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ough it is wrong, the “Capitalist-Roader Group” theory includes some rational factors in it from its train of thought of formation, yet it has caused extremely serious political consequence in practice.
【关 键 词】毛泽东/“走资派”/形成脉络/主线/辅线Mao Zedong/“Capitalist-Roader Group”/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thread/by-pass

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逻辑前提。因此，对于“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进行历史考察，进而研究其内在逻辑，是极有必要的。
李君如教授在其名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中指出：“走资派”理论的形成，有上下两条线路。下线路：官僚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线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派——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线路是毛泽东从基层阶级斗争特点概括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线路，上线路是建国以来党内不同思想认识之争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上线路是完全错误的，下线路具有复杂的情况，呈现一个从正确到错误的历史与逻辑的复杂进程[1]270、278、282。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陈东林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具体分析一下20世纪50至60年代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错误的发展，可以发现，其“资产阶级”的含义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重点的过程。内涵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完成了一个剧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找到了定位，认为出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
上述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和补充。笔者认为，毛泽东“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分为主线和副线：主线是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辅线是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
一　“走资派”理论形成的主线
建国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革命的逻辑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所规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革命的逻辑继续延伸，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所规定，生产的逻辑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此陷入两难选择之中。作为共产主义者，要消灭剥削，不可能放弃革命的逻辑；作为治国理政者，要消灭贫困，不可能无视生产的逻辑。他们只能在两种逻辑之间摇摆。在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分化：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革命的逻辑，把资本主义视为必须铲除的祸害，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坚信资本主义不除，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刘少奇等人越来越倾向于生产的逻辑，认为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主张为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适当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取向方面，中共领导层存在深刻的分歧：毛泽东认同革命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同生产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胡乔木深刻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3]267－268
毛泽东对于革命理想和革命彻底性的执着追求使得他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迫使其他领导人服从他的意志，但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党内同事们越来越看出了毛泽东那一套政策的虚幻性，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所以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党内高层处于孤立地位，仅有少数拥护者。这使得坚信自己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有了一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感。在他眼里，这些曾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同事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愿意再继续前进了，在革命道路上半途而废，对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情很高，却不愿意消灭资本主义，表现出革命的不彻底性，一遇到经济困难就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国内政策上热衷于“三自一包”，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暴露出内心深处对私有制的留恋，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三和一少”，向国际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的个性是宁折不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理想，毛泽东不惜提倡个人崇拜，牺牲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专断，挥起阶级斗争的大棒对付党内与他发生意见分歧的领导者。随着毛泽东提出的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强行推行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其严重恶果，毛泽东遇到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政治批判的调子也在不断升格。从建国初期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合作化时期批判主张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邓子恢“像个小脚女人”、“右倾”；从1958年批判反冒进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剩五十米，到1959年批判彭德怀等人，说他们否定“三面红旗”，认定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1962年批判“三风”时进一步声称党内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到1964年2月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认定“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等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实质上都是党内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出现的理想主义取向与现实主义取向之争。

毛泽东多次说过这样的意思：所谓走资派，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且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那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叫走资派吗？这些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党内领导层的同事们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并且点明了思想分歧要害之所在，成为我们解读所谓“走资派”理论的钥匙[1]281。
毛泽东正式提出“走资派”理论的直接诱因，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问题上发生的争论。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二十三条”。会议开始时刘少奇提出议一下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该如何表述，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4]966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他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5]1570-1571 12月27日，针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声称：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5]1373。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四清运动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的认识分歧让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党内确实出了“走资派”。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而开展的运动，其性质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虽然在指导运动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阶级斗争这个要害问题，这不是“形‘左’实右”是什么？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见刘在政治上是很成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反对将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当权派”，恰恰说明他是这些人的保护伞。在刘少奇的保护伞下，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反对搞社会主义的当权派，其中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样一些人，不称其为“走资派”又能称为什么？！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概念，其具体所指，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反对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政策取向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是导致毛泽东提出“走资派”理论的主导因素，故笔者称之为主线。
二　“走资派”理论形成的辅线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属于前者——毛泽东曾经明确讲过官僚主义“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6]476。故笔者称之为辅线。
毛泽东始终对于党和政府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保持高度的警惕，坚持毫不妥协的反官僚主义立场。从1951年年底开始，毛泽东就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曾是民主革命功臣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因犯贪污罪而被“大义灭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严肃告诫党的各级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612他的尖锐言辞让老百姓听了特别解气：“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6]324“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6]325在当代各国领导人之中，恐怕没有谁曾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了那样频繁、激烈和大规模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美国学者鲍大可曾经评论说，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7]205
然而，官僚主义、贵族阶层或者说特权阶层的产生，是政治权力异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任何存在政治权力的社会都有可能滋生的东西，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在“三反”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就发现干部的贪污腐化与资产阶级的勾引有很大关系，遂展开“五反”运动。中共干部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关系，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而薄一波推行新税制等现象，则让他得出了党内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结论。他认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6]94。所以，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搞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957年整风，重点在于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等作风。毛泽东明确指出：“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这是天下第一大事。”[8]468不料整风突然转为反右，毛泽东进而提出要不断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社会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此后不久，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6]476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作风、特权意识等，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

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未能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高薪阶层[9]238。由此，毛泽东实际上形成了这样的思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都是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产生了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的广泛存在，恰恰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特权阶层，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必须坚持不懈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首倡的“三面红旗”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整风反右，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下放，将军当兵，种试验田，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的破坏。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10]768-769。不久，他在武昌会议上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1]449。
1959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既得利益集团”。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1]272。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反修论战中，他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思考。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他说南斯拉夫有个“官僚资产阶级”；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他说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他们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12]34，它“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古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12]39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思想已经完全蜕化，“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维护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如何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因此，“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12]38-39
带着这样的判断反观国内，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比以往更加严重。“在毛的眼里，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脱离群众，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仿佛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一些干部不按规定下乡劳动，而是像野餐一样，象征性地去一趟乡下。所有这些都使毛十分恼火。”[13]356更让毛泽东恼火的是干部们贪污、生活腐化，搞小老婆，甚至被敌人所收买。毛泽东感到党的干部越来越不象话。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5]1321，中国如果不教育好各级干部，清除干部中的蛀虫，就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于是，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他严厉警告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5]1321
毛泽东明确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这是破除资产阶级思想；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5]1318
但是，正如陈东林注意到的，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运动的打击重点转向各级当权派。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5]1368毛泽东认为，地富反坏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而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应当成为打击的重点。“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5]1390“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点出了这个问题。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5]1389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在他看来，对严重脱离群众的“当权派”的整肃迫在眉睫，因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官僚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利益集团”，即“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这样下去，“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也是一贯的，只不过在总体上被纳入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地位不那么突出罢了。
三　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对于“走资派”理论的分析论证当中，我们提到的主线和辅线有时是混在一起说的，并没有作明确区分。例如，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多次谈话中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4]487
不难看出，在这些话当中既有主线——“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也有辅线——“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所以这些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走资派”理论的比较系统完整的表达。
毛泽东的“走资派”理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毛泽东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阴暗面看得过于严重，而且将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了误判，认为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进而认为在无产阶级执政党内部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将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甚至是他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便是由此引发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提出“走资派”理论的出发点中有合理的因素。在毛泽东看来，他首先是人民的领袖，然后才是党的领袖。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以人民群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他一旦发现党的干部存在腐败变质的危险，就毫不留情地拿起群众运动的利刃，清除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而当他认为整个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官僚集团时，他甚至不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把党推倒重建。毛泽东反腐败的决心和政治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他的武器始终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他没有意识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反腐败的治本之道在于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晚年的严重失误。
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把他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在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定性为党内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而且实践证明，真正行之有效的政策往往是中央一线领导人现实主义的政策。毛泽东的政策取向在很多情况下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平等、高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自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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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东林．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J].中共党史研究，2000,(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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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毛泽东：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何云峰 

《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政治家。早年就创办新民学会，进行新村试验，尝试建构理想社会。在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成功打造了一个坚强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革命胜利后，他决心把理想付诸现实，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五七”指示》展现了毛泽东建构理想社会的不懈努力。临终前的几年，他还在为革命理想可能被遗弃而忧心忡忡。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这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其出发点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其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一味清醒剂。毛泽东理想主义的魅力是永恒的。
　　关键词 毛泽东 理想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却寥若晨星，而像毛泽东这样执掌政权后仍然对建构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绝世少有。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情有独钟使其成为中共领袖群体中最富于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时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精神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几乎都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灵魂洗礼，参与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精神狂欢，当然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研究毛泽东这样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故人，更在于为找寻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提供借鉴。无论如何，人类不能没有价值关怀。谨以此文回应学术界对毛泽东精神的讨论。
　　
　　一、新民和新村：毛泽东早年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毛泽东出身农家，自幼接受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教育，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他一生。但他更喜欢读的是《水浒》这样的“闲书”。《水浒》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扫尽天下不平事的梁山好汉，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他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从那时起已经萌芽。毛泽东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是从阅读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开始的。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在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8年4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新民学会。最初的会员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最初是一个进步性学术团体，到1920年后，便成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
　　如果说创办新民学会旨在改良人心的话，进行新村实验则是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社会。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变种。它们在五四时期曾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毛泽东当时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深刻影响。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毛泽东后来还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毛泽东的新村实验虽然短暂，却映射出他的思想初恋。塑造新民与构建新村的美好理想，从此潜藏在他内心深处，对他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在经历了种种尝试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最终从众多主义、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这丝毫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反，毛泽东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他感觉共产主义理想与他以往的理想非常相似。在这个前提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实现理想社会指明了最具现实可能性的途径。这是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所不具备的。毛泽东从此开始投身火热的阶级斗争。他深信，这是到达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
　　
　　二、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
　　
　　自从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毛泽东逐渐从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他毅然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了长达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涯。
　　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对这些难题，毛泽东提出了独特的解决之道，那就是通过思想改造塑造一个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共同体的凝聚力根本上来自精神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这个共同体才能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因此，思想改造是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关键一环。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是对革命者的多方位改造，包括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道德观的改造，思想作风的改造，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改造。
　　对于军队，毛泽东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还不断地总结出一系列精神来激励士气，如拼命精神，严守纪律精神，公而忘私和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自我牺牲精神，等等。
　　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以“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纠正了以往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从单纯整人转变为整风为主，从肉体惩罚转变为思想改造。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他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力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激励全体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塑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用“无产阶级思想”塑造人民军队的开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之作。通过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毛泽东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打造为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
 
　　毫无疑问，与党内那些张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显得颇为务实。在为革命谋划战略策略方面，毛泽东的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便是毛泽东现实主义一面的集中体现。但从始终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致力于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这一面来讲，毛泽东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革命的成功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毛泽东思想”堪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杰作。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思想打造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仅迎来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而且仅用三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段辉煌经历，从此便成为沉淀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在以后的岁月中被毛泽东作为规划未来理想社会的蓝本而一再提起。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大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踌躇满志，要带领人民鼓足干劲，大干快上，建设美好社会。他创造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灵感开始进发。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共同体定名为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共同体，其基本特征大致如下：第一，实行高度公有化的单一的所有制。第二，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第三，逐步取消社会分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共同体。第四，按照军队组织建立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第五，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个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毛泽东自己也说过，经过四、五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关于理想社会共同体的设想，是他早年的新村构想的再现，也是基于22年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历。在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把供给制变为工资制的做法。他说，进城后，变了，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②
　　到了1960年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场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大试验被迫中止。但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这场试验的大方向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问题在于执行的环节上出了差错。而主持调整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面对大试验的受挫，改弦更张，事实上搁置了“三面红旗”，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毛泽东容忍调整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不能抛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理想。在他看来，一线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上出现了动摇甚至倒退。因此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他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教运动，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在这种种办法皆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惊世骇俗的“文化大革命”，为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为惊人的一搏。
　　
　　四、《“五七”指示》：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表面上看，它是一篇即兴之作，实际上它是毛泽东长期深思的产物；形式上看，它是一封个人通信：实质上它是毛泽东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宏大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去“建设新世界”。《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毛泽东在《指示》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设计方案，与他在1958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试验一样，大体上是他早年的新村构想与中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模式的综合。不同的是，《指示》突出强调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加进了浓厚的阶级斗争火药味。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大试验失败后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人民公社大试验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前进得过快，而在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因此，要建设理想社会，“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1958年毛泽东主要是从正面强调“政治挂帅”，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到了1966年，毛泽东则是从反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斗私批修”，企图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实现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问题，不仅重新成为晚年毛泽东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大实验的下手处，而且成了这一实验的关键环节”。“六亿神州尽舜尧”，最传神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新世界”的期待。西方学者曾经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称作向人性宣战，这的确道出了老人家的壮志雄心。《指示》的灵魂，就是要塑造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一项何等艰巨的社会工程!但毛泽东知难而进，他立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五、临终嘱托：壮志未酬的感伤与担忧
　　
　　1971年的林彪事件对毛泽东实现理想社会的壮志雄心是一个沉重打击。毛泽东从此陷入了极其孤独痛苦的境地。随着病情日益沉重，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壮志未酬的感伤与担忧就愈加强烈。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对于捍卫红色政权和革命理想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1974年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归宿，也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革命理想。1975年8月，他在回答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的问题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显然，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因为他想让他的人民都能够识别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避免革命半途而废，革命理想被“宋江”们断送。
　　毛泽东最后的岁月，对于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历颇为留恋。他常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喜欢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入城、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1976年6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时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足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场“大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因为“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自己行将告别人世，在他之后革命还能传承下去吗?会不会出现右派上台，革命被否定的结局?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带着壮志未酬的无限感伤和忧虑与世长辞。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精神时代就此终结。
　　
　　六、权力之争，还是主义之争
　　
　　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人可能会持有异议。他们会说，如果认为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那些残酷的党内斗争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你不能说这其中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喜欢玩弄权术的阴谋家，那就离事实太远了。事实上，在权力之争的背后，毛泽东捍卫的实质是他所坚守的原则和理想。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这段话为我们解读毛泽东的为人处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非常看重主义。他在写给新民学会北京会员的信中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交友，讲究志同道合，从不交那些酒肉朋友。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与其他领导人都是同志式的交往，很少有亲密的私交。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变成了一个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以主义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
　　建国以后，毛泽东作为志向高远的精神领袖，与其他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距离越拉越大。他们常常不能够很好地领会毛泽东那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尽管他们努力想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但在行动中又往往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毛泽东对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认为他们思想止步不前了，对他的思想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他要不断地敲打他们，提醒他们跟上他的步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客观地评价毛刘之争，尽管不能否认有权力之争的成分，但分歧的要害在于两个人在“主义”上的分歧。毛泽东本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今天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主义之争为主，权力之争为辅，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主次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著名学者杨炳章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毛泽东眼里，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们要么沦为既得利益者，要么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利益代言人。说到底，他们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已。在江山坐稳以后，他们已经丧失了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激情，不愿意跟随他继续革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些人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蒋介石”!这恐怕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昔日战友们陆续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对理想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体现出无所顾忌、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他毫不迟疑把它放到一边去。在冷酷的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着毛泽东坚守自己理想信念的实质。对于晚年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方面的失误，我们应当作如是观。
　　
　　七、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失衡：毛泽东晚年的深刻悲剧
　　
　　如果我们确定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可避免要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前很少因理想主义受挫，建国后却屡因理想主义而出现失误呢?
　　首先，理想本身在只是作为遥远的目标时，它起到的是激励人心，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一旦当真要把它作为现实任务来推行时，就不能不受到现实环境和条件的诸多制约，不顾这些制约因素一味推行理想，反而会适得其反。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始终有股创造最新最美画图的冲动。他内心永远沸腾着骚动不安的情绪，竭力想打破现状，重建理想的秩序。
　　其次，建国前，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一面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现实主义的一面保持了较好的平衡。建国后，毛泽东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制约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过度膨胀，与现实主义的一面发生了严重失衡。
　　第三，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存在很多误区，甚至有不少落后的东西，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误区之一，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误区之二，受到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传统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尽管旗帜不一，口号各异，但都贯穿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精神幽灵。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受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误区之三，忽视了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不同规律，将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运用革命经验，“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凹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革命经验在和平建设时期，确实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这是因为，革命和建设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无视二者的巨大差别，在和平建设时期向全社会强制推行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验，势必要碰壁。误区之四，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作为政治家，在为人类理想社会设计蓝图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行不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过分乐观地假定人性是大公无私的。诚然，思想改造可以对塑造人性起到积极作用，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这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繁荣，他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出发点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其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八、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
　　
　　毛泽东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尝试尽管悲壮地失败了，但绝不是全无意义。我们在否定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具体设计方案的同时，不能否定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思想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不仅在当代中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人生历史长河中具有不可抹杀的思想价值。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物欲化的时代。拜金主义思潮泛滥，信仰危机日益加深。腐败这颗社会毒瘤，戕害了人们的心灵。文化的堕落低俗化，也腐蚀着中国社会前进的基础。“理想，理想，有利就想”，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座右铭。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被嘲笑，被调侃，被戏说，被亵渎。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目中，偶像早已经不再是英雄模范，而是大款、大腕，或者歌星、影星、球星，甚至是“超级女声”。
　　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杨炳章指出：“如果中共领导人被迫放弃革命理想主义，不能创造出新的政治职业精神，他们任何为自己作为中国唯一统治精英的合法性怎样得以维护呢?更为迫切的是，革命意味着理想主义，一旦革命理想被抛弃，政治腐化随之滋生蔓延。要么革命，要么腐化，这是困扰高度集中体制的一个两难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今的中国。”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建国后，毛泽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向全社会推广过去22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与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作斗争，振作起来，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新的革命中去。这些努力是不是毫无意义呢?我们来看事实。
　　上世纪60年代，“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岁月，坚决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建设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一曲斗志昂扬的壮歌。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忘我劳动，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住窝棚、吃玉米，人拉肩扛干大油田的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寨人民，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光辉榜样。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开始全面好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如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从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如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如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的研制成功，等等。
　　试想，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和感召，中国怎么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和感召，中国怎么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具有坚实工业基础的经济大国、与美国苏联分庭抗礼的政治大国、能够发射两弹一星的军事大国?当然，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与辅助，理想主义也会陷入空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扼杀“人是要吃饭的”这一现实，从而把现实拖到贫穷落后的境地。理想主义只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只有高瞻远瞩的现实主义才不会沦为庸俗，只有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才不会陷入空想。因此，当今中国要向前发展，必须保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必要张力，要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注意培植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作为进步的动力，否则市场经济会变成菲律宾或印度的模式，而陷入泥潭。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政党来说，理想主义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维系全党的精神纽带。一旦彻底抛弃了这个纽带，党员对党必然离心离德，对党缺乏认同感，归属感，党就将从根本上丧失群众基础。这一点已经为苏东剧变所证实。
　　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当代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此。毛泽东晚年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已被历史地否定了，但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尝试，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的独特回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例如，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如何使广大干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如何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倾向和腐败现象，如何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充分发挥其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如何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如何防止和补救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清醒剂。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成熟，它的缺陷与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到第三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从日本的“山岸主义”到美国的“梭罗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的反思。毛泽东实际上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从毛泽东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他试图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防止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导致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世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例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在高技术的社会里，如何坚持社会的人文价值和标准，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如何追求高尚的人生理想，维护良好的道德规范，如此等等。总之，人类的确面临着一个富起来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毛泽东理想主义的魅力是永恒的。人类不能没有价值关怀，不能没有精神家园。“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将成为千古名言。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人有没有精神，有没有理想，有没有信念，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必将占有越来越重的砝码，其无穷的精神魅力将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去探索，去思考，去回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