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治国方略的得失

西汉景帝的老师晁错力主削藩,强调“攘夷必先安内”，引起当时朝廷的激烈争论，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或认为时机还未到，以窦婴为首的认为当时应一致对外，对付匈奴；晁错以政治家的眼光说服汉景帝最后选择继续和匈奴和亲，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削藩上。结果，汉景帝的削藩除去了内忧，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为武帝对匈奴动武、解决边患创造了条件。
1931年11月，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借鉴历史经验，也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在庐山五省“清剿”会议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国民党首要任务是安定国内的局面，集中力量“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蒋介石先生在运用这一方略时，第一没有抓住时机，第二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第三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发展过程、解决事物矛盾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所谓“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所谓“重点论”就是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它的主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更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显然，“九·一八”事变前，当政者将工作重心放在“安内”上是无可厚非的。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此时当政者应果断将“攘外”作为首要的战略任务，与国内所有党派摒弃前嫌，缔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老蒋没有认识到国家形势发生的变化，未能及时转变自己的观念和立场，而是继续他的所谓剿共“安内”，以致最终酿成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丧失了党国元首的尊严，更使自己丧失了民心支持。此后，蒋在国内外抗日力量的胁迫之下，被迫走上抗日之路，但不幸的是他在跟共产党的合作抗日中，仍然不忘“安内”之使命，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将自己置于国际国内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使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因此尽失民心。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跟蒋的做法恰好相反，他们顺应民心，不怕牺牲，全力抗日，尽量回避国共两支武装的矛盾冲突，并终以一场“百团大战”赢得了海内外华人的衷心拥护和鼎力支持。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权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必须深刻认识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价值，该攘外时就攘外，该安内时就安内，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攘外必先安内”的时机与火候，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与民族的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