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毛主席做了些什么

         有记者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60年代初到76年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70年到76年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作习题吗？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不用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都是坑洼不平的，绝大部分无法水浇，常年有旱有涝，好年景产量就是每亩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公社展开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为主要工程的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奋战在田野，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使大地变了模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浇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的确，当时农民劳动的报酬是很低的，差的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钱。然而，他们所创造的真正价值却远远高得多，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变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其功绩惠及当代！

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①

①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中国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70年代始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是世界闻名的。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由于70年代支农工业的发展，我国化肥、农机等产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农药50万吨。到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时，化肥、农药已大量使用，这成为当时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那段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条件上，尽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改革，农业产量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 经济发展事实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贬

         其实，要正确说明那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那段时期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那段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的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人们对那段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对那段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那段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那段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那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那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那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那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那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那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那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那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7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那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超过毛泽东。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决没有带来这样多的苍蝇、垃圾和病毒罢了。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而这三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事实是，那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能够有后来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吗？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尤其是在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212212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