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揭发胡乔木篡改毛泽东的著作

胡绩伟揭发胡乔木篡改毛泽东的著作

老田按：民间谚语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说，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要赢得主导权跟时间有什么关系。胡绩伟先生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总编辑，他熬是熬了几十年，但是没有最终取得随心所欲的主导权，因此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慨。在胡绩伟看来，他没有能够上升到“婆婆”地位的全部障碍，就是胡乔木，反过来，有助于他得到婆婆地位的则是胡耀邦，为此，他写了一本书来表达自己的愤慨和感恩心里。这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跨度上刚刚好与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很一致，而且他们也恰好是参与争论的两个不同方面，建议对照阅读两个人的回忆录，会很有收获。

在老田选择贴出的这一段里，胡绩伟指责胡乔木篡改毛著，说胡乔木竟然把毛泽东《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从“反左为主”篡改为“反右为主”。胡绩伟在文章中间取笑胡乔木，说他缺乏政治远见，在揭发邓小平的时候竟然看不到文革受到当权派的反对，在毛泽东死后必将被全盘否定的历史必然，因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没有能够“扛住”。在“篡改毛著”的问题上面，也恰好反过来说明了胡绩伟本人的政治眼光也不高明，看不清楚邓小平宣称“坚持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管理成本视角出发，《正处》讲话是要求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问题和矛盾解决方案，转换为一种对当权派而言明显属于高成本的方式，要他们多采用说服教育和引导方式，禁止动用镇压等简便方法，这无疑是否定了当权派追求降低管理成本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自己讲，这个讲话党外很积极，党内很消极，对这个讲话和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更是一言不发，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物质基础”。说到底，这个讲话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此后当权派的工作量就得大大增加，这显然不符合当权派的整体利益，他们的消极是必然的，作为党的喉舌（恐怕更主要是当权派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曾经极度消极，这一点胡绩伟先生如果不是香港人所说的“空心大佬”不会思考问题的话，应该是想得清楚的。

当权派与毛泽东分歧的第一个阶段，就在于“管理成本高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当权派走群众路线，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反对他们把人民作为敌人来看待，动不动就采取压服和镇压的简单粗暴方式，这是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不利于所有当权派的，因此受到他们的长期反对。反过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则代表当权派的意愿，一贯主张降低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强化当权派的控制权，降低当权派的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分歧由来已久，当权派追求低成本、低风险的行为，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归纳为“党风、学风和文风”问题要加以整顿；建国后毛泽东动不动就发起整风和群众运动以对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动开门整风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在文革期间，当权派的顽固意愿被毛泽东认定是体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改称为修正主义，与此相关，毛泽东还把这些人称为“党内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

当权派的整体阶级利益，在能够直接瓜分占有国有企业之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表现为降低管理成本，降低政治风险，与此相关就是积极地扼杀一切批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分歧和区别所在。说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讲话篡改为“反右为主”，说到底是为了颠覆《正处》讲话的真正政策后果，继续为当权派打击批评意见、降低政治风险和管理成本服务的，把一切批评意见称为“右”实际上就是取消批评意见的发言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分歧是如此明显和直接，胡绩伟先生竟然看不到，枉他在党内高层来去那么多年，这也许还不能说胡绩伟先生短视，而应该说他太过于幸运，也让人很怀疑他究竟是怎么混上那个位置去的。

当然在造谣方面，胡绩伟还是有一手的，这个很得胡耀邦的欣赏。毛泽东曾经说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胡耀邦为了搞“非毛化”，要求宣传成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胡绩伟积极执行了这个宣传要点，宣传效果也非常好，以至于今天多数人竟然认识不到修梯田是“保水保土”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宣传认定修梯田必然制造水土流失；在否定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胡绩伟等人还宣传过“平原修梯田”的案例，以此证明“学大寨”都是胡搞，因为这个宣传案例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几十年过去之后，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平原修过梯田。特别是胡耀那个著名的“批错一人、误增三亿”的充满了法西斯情绪性说法，早已遭到专家的严厉驳斥，说按照胡耀邦的说法中国今天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年龄段的人口要因此减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将十分严重，在全球竞争中间将无法立足，但是胡绩伟等人从来没有关心过新闻真实和科学，他进行政治性投机宣传尤为卖力，以至于最终教会了许多国人的一个新算法：如果中国少了三亿人，我可以多拿多少钱；许多人就是在胡绩伟的宣传中间，感到自己原本可以日子过得更好，是毛泽东的错误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按照非毛化宣传的要求去齐心协力地痛恨毛泽东。

胡绩伟先生说自己也曾经当过驯服工具，采取过低成本生存策略，甚至在写书中间还假装天真说是自己从前是智力不够，未能识别错误，此种“假撇清”由于见得太多，不得不让人产生免疫力，从而产生怀疑。胡绩伟先生只是下台之后，这时他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聪明起来了，一下子认清了以前几十年都没有认清的问题，然后写一本书来告诫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他这么“撇清”自己，倒是直率承认了自己是不够格去主导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尸位素餐了很多年。

当然，高明也不是那么好装的，除非他自己真的很高明。在体现当权派利益并为其服务的问题上，胡乔木确实比他更有资格代表当权派，而胡绩伟本人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却存在着严重的认识盲点，这显然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当权派的整体利益，被撤职和下台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仅仅在于，胡绩伟的下台看来太晚了一点，胡乔木作为毛邓的助手分管宣传工作，长期未能识破胡绩伟的不合格，让他白领了很多年的高工资，还不恰当地提拔重用了他，因为此人无论是对当权派利益还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都是很差的。

胡绩伟对于党内分歧如此隔膜，还让他在那个位置上混了这么多年，真是很稀奇耶！那么他在技术上是不是很行呢？曾经有人特意比较了两个不同时期的大批判文章，一个是胡绩伟主持人民日报时期的“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另外一个是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虽然比较者本人坚决反毛，但是比较之后也只得唉声叹气承认：批四人帮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太差了，在资料运用、文法文风方面都象是小学生的东西，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那个时候的文章很多文章至少有高中生水平，少数有教授水平。胡绩伟先生作为把关人，在政治上和写作技术上存在者严重不足，却腼颜作了那么多年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实在是表现得过份“恋栈”。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节选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三章：胡乔木～新闻界的霸主

　刀削斧砍的篡改者

　　我在政研室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对胡乔木同志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中，我意外地发现乔木的极左思想和见风使舵的表现相当严重：一是以他极左思想的尺度来取舍、删节和修改五卷的文稿；而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反戈一击，给“四人帮”送上了批邓“十四条”的效忠信。对他的反水使我吃惊但又不吃惊。不吃惊的是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政治秘书、辅佐毛泽东的大秀才，早就学会了毛老人家那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而吃惊的是这样一位颇有眼力的智者，竟然看不出“文革” 早已穷途末路，连这最后一段时间也熬不过去。

　　使我更为惊讶的是，乔木在删改毛的著作方面那样大动刀斧；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胆大妄为，以后仔细想来，这也是他多年来整理毛的文稿，得到毛赏识的手法，毛的好些名著，就是经过乔公用这种刀削斧砍的手法炮制出来的。

　　编辑《毛泽东选集》，起码的原则应该是忠于原文，保留作者当时的思想面貌。我和很多人都主张：毛的思想行动应分为前期后后期，大体上可以八大三次会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为分界线。前期，毛的确有很光辉的思想，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七年的一年当中，是他的正确思想走上顶峰的光辉时期，也是他很快转而滑向下坡路的转折时期。我认为编辑毛选五卷，起码应当把他的言论思想忠实地记录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相同题目的讲话，紧接着他从天津、济南、南京到上海，继续讲话，进一步阐述发挥同一主题。在这些讲话中，的确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在这种正确的思想和决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上层政界出现了一阵广开言路的民主运动。可惜，好景很短，也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也是“叶公好龙”，当民主运动起来以后他和他的领导核心中的很多首要人物，又十分惧怕。很快就由“大鸣大放”转为“引蛇出洞”，变成反右派运动。毛自食其言，把自己刚刚说过的一些正确主张改的改，删的删。从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到六月十九日正式发表，时隔不到四个月，基本调子就变了。在这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闹剧中，毛泽东当然是君主，但作为主持修改毛讲话的刀笔吏胡乔木，也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

　　如果说，当时乔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修改时，既是尊重毛的意图和中央很多首脑的意见，在修改以后又得到毛的审查批准。因而，他那个“咎”还是可以原谅的。可是，十八年后，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毛早已病势垂危，既不能事先指示、也不能事后审阅，完全由乔木负责，因而，乔更应该遵守忠于原文的原则。尽管在后期，毛自食其言，抛弃了甚至违反了他前期的好思想好言论。但是，在编辑他的文稿时，仍然应该把他前期那些好思想好言论如实地保留下来，才便于客观地全面地研究毛泽东业绩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在编辑五卷时，乔木对原稿进行大删大改，一些同志则强调要忠于原文，反对这样删改，但乔木坚持己见，独断专行，我只好把他删改的那些重要章节悄悄地抄录下来。

　　　　　　　　向“四人帮”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十四条

　　时间过去十八九年了，从乔木同志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令人深刻地领教了他那套翻云覆雨的本领，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左倾理论权威一贯倒退逆流的招数。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当时抄录下来的笔记，联系到他那个“著名”的十四条和和给“四人帮”的效忠信，更感到恍然大悟。

　　一九七六年二月，小平同志又受到批判，毛泽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展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为十年内乱中最后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在开批判会的时候，好些同志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一些表态的话。完全没有想到，乔木却写了十四条揭发材料，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

　　在这个揭发邓小平同志材料的第三条中，乔木说：“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选整理工作以后，他（指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 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乔木还揭发说：“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指邓）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还说：“ 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在揭发材料第四条中，乔木说：“七月上旬，在读毛选第一篇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样深入的下去？”接下来，乔木就批判说：“《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应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是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事实证明，乔木同志在《毛选五卷》的整理工作中还是老病复发，仍然“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还是“主观主义…　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他删改的指导原则，还是维护和发展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知道，在“文革”时，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发展成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乔木同志在修改毛主席“文革”以前的著作时，不仅尽量突出主席的左倾思想、把它更往左拉，反而把主席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论点一再删掉，有时虽然巧妙地修改几个字，就大大背离了主席的原意。

　　当然，首先违反毛泽东思想光辉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己。是他自己常常自食其言，领导我们党来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对于他身边工作几十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同志，如此对待他的思想的光辉部分，不仅当时选掉、删掉、改掉，而且以后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长期坚持违反他的正确思想，长期继承和发展他的错误思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当时胡乔木同志这样删改主席的著作，有些是遵照主席的意志而挥动他的刀笔的，有些是在删改后经主席审阅同意的。先斩后奏的很多，是不是有斩而不奏呢？肯定也不在少数。像编辑五卷时把那些重要词章删的删、改的改，就很可能是擅自改动的。因为那时毛已很难自己审阅了。当然，也不能把如此删改的责任完全推到乔木的身上。但是，对于研究这位身居思想战线统帅十来年的胡乔木的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些删改还是很值得重视的。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进行了原则性的重要改动

　　很多老同志亲自听过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以后看到发表出来的文章，前后对比都认为面目大非。应该承认，经过乔木同志的修改，把一个讲话改成文章，在理论逻辑上，在文字修辞上的确下了大功夫，算是“有功之臣”，但是，把一个生动活泼的讲话改成一篇阐明理论文章，特别是把主席反左为主的精神篡改为反右为主的精神，这就应该算是“有罪之臣”了。

　　这篇论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因为已经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过了，因而在收入毛选五卷时，并没有再作什么改动。但是我把主席的“讲话记录稿”拿来对照一下，对这种主要精神的篡改，感到很是吃惊。据这篇文章的注解说：“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因而这种原则性改动，当然是毛主席自己修改的，至少是乔木改后经过主席同意的。这里，我把这类改动记录下来，提起读者注意，还是应该的。

　　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思想主流来看，他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前后一段时间，他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在三大改造以后，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这篇讲话的主题不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注意分析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特别注意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他引用列宁的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

　　在讲话记录稿中说了这样一大段话：“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少，列宁谈到，简单地谈到，说是社会主义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那是说，所谓对抗消灭了，资产阶级打倒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存在。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关于对抗，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的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作过很长时期工作的给我说，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主席在这一段后边批评斯大林，还讲了这样一段：“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很可惜，修改后发表的文章里，前一大段完全删去了，后一段只留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偏偏把紧接着的“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关键性的话删去了，而且把为什么“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由也全删去了。

　　至于《正处》这篇文章中那段画龙点睛的关键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主席在讲话中没有说，记录稿中也没有，是修改发表时新增加的。这一加，主要在“但是”以后，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一面。这样，重点也就变了。

　　　　　　　　删掉了毛从北京到上海一系列讲话中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

　　在《正处》讲话两周以后，胡乔木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中也加上了原来没有的这段话：“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而讲话记录稿在最后讲到各省市委书记要把思想工作抓起来时，却是这样说的：“地方党委要抓起这个思想问题来，现在就没有抓，一方面很忙，还不是忙的问题，面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这几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的教员，我们共产党跟这些人的关系有许多不正常的地方，许多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我说要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并且第一书记出马，我也是当第一书记的。”

　　可惜，在修改后发表出来的，却简化了，而已加上了那一段“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的话。经过这一改，重点就变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改后，却是倒过来了：虽然现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正是为了端正这个主次关系，就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从天津、济南、南京，讲到上海。如他自己所说：“我变成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编辑《毛选》五卷时，虽是截止到一九五七年，他在这一路的讲话，也是一九五七年呀！但是，除了在济南讲话中择用了两千字外，其他一律没有选用。虽然这样大改大删，可能也不是乔木同志个人决定的，但是作为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不能说没有重大的责任。

　　我当时只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个小人物，感到毛主席当时实在讲得好，把这些都一笔勾消了实在可惜，所以我才把它们择其最重要这摘抄出来，放在这里，因为乔木给我的印象大变了。这时我虽然同他没有作什么大的斗争，但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应该看到，在修改毛主席的著作时，删改掉什么，强调什么，却是包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以后，在对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的问题上发生原则性的争论，其实，从编辑毛选五卷时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以为作一作这样的文抄公，还是很应该的；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没有拜读过的，是会有新鲜感的。

　　比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开场白就把重点突出来了，但是这个开场白被删掉了。开场白说：“我讲这么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我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占我们很多时间，问题很多。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不是谈一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想讨论第二个问题，重点不放在敌我这个问题上。”

　　　　　　　　保留什么，删掉什么，都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毛主席紧抓着这个主题作了反复的发挥，现把我认为很精辟的一些段落抄在下面：

　　在三月十七日自天津讲话记录稿中，有：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全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个方面。 ”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社会上有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而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 …以压服的方法对付文学艺术呢？对付宗教呢？对付不同意见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我们现在发《参考消息》…　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　…共产党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

　　“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去谈，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同他的敌对力量做斗争创造出来的。…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月十八日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

　　“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要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放的还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而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对办法。或者用行政命令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用行政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的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专政是什么？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如果我们搞错了，就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受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方法，那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又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照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才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才会发展起来。”

　　“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搞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少，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笑声），我们来吹他三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干部会上讲话记录中有：

　　“我们的长处现在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而我们现在的缺点，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谈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现在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转变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结了，过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总的说来，我们过去几十年，就干了一个阶级斗争，改变了政治制度，就是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是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所以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基本上完结了，这是就我们国内来说，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国内还有少数过去还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有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他又会起来。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现在守规矩，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一些了。我们把它当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所以，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要建设，就要同自然作斗争，就要有技术，有机器，就要懂科学。…使用机器那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府变了，社会制度变了，那么，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文化革命。”

　　“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功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解决第二个矛盾。…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进行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一点，弄得中国人民长期的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人们都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产，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好起来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这个世纪，就搞建设，还有四十几年，总而言之，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

　　“有些同志手就有点痒了，想去压。这一套我们过去相当有一套，学会了一套，就是对付阶级斗争，把那个办法搞出来了，还是军法从事吧，用简单的办法，或者不是调兵，就是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压不服的。我们对付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对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采取教育，改造他。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先说过了，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要分清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开始，列宁死了以后，有一个时期，俄国内部的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比如有那么一个比较著名人物，叫托洛斯基，他有很多人，不过他是在共产党里，大概是共产党里头的民主人士吧，就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是批评，百花齐放，那时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类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中，一开始也是讲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就是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同自然界作斗争。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服的方法。”

　　对于闹事等矛盾，他说：“我们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等了一些个别错误文章，戏台上演了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样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而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教育者、政府和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内党外，我们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作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

“正处”讲话前夕，毛的许多精彩讲话被删掉了

　　这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前，在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有一些好的阐明，可惜在《毛选》五卷的整理工作中也把它删去了。根据我的笔记，选抄几段在下面：

　　在谈到香花和毒草时，他说：“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看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方面是不断要出来的。我们现在准备印蒋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得出来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开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论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证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辩证唯物论是不巩固的，因为你没有作过斗争，敌人方面你不知道嘛！…你对蒋介石的著作都不熟悉，你有反对蒋委员长，他的东西你都没有看过，你的文章就写不好。”

　　“要写小品文，你们每个省都要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他两个鲁迅，写小品文，要有计划地培养。”

　　“上面放的屁，包括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一半。”

　　谈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说：“双方都搞颠覆活动。他们在我们里面搞，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把两个泥菩萨统统打烂，又捏成两个菩萨，你里头有我，我里头有你。他们里头有我们，就是共产党、进步人士…　我们里头有他们，就是资产阶级许多人，民主人士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我们要把他们消化，消灭阶级，要好长时间。现在说基本上消灭，是指大规模的斗争消灭了，要地主、资本家真正变成工人，那要几十年。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

　　“关于人民闹事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过去和人民在一道反对敌人，那时候我们和人民一道是矛盾的一个方面，敌人是另一方面。现在阶级快消灭了，革命快完了，搞建设了，没有敌人了；当然还有美帝国主义，那是在外国，他现在又没有动，报纸又没有说打仗。自己内部就发生问题了，我鼓起眼睛望着你，你又望着我。我说，必须准备，人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年年要闹事；不要怕闹，要使自己精神有所准备，不致陷于被动。…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成是反革命。”

　　“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斗争很小，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倒西歪我们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闹事的人好有用处。我说那些人将来可能有当英雄的，因为他们敢于闹。还有街上的阿飞，上海有女阿飞，十六七岁敢当阿飞，那些人改造过来我看可能是有用之材。唐朝的徐世绩、尉迟恭都是捣乱分子。徐懋功说他十二岁就闹乱子，人家叫他无赖的贼，到了十四岁，就叫难挡的贼，人家说他都挡不着，他率领了一批人马，到处打家劫舍，到了二十岁，就当大将，后来老了就当宰相。…所以打家劫舍的可能有宰相哩！我们这些人也是闹事出来的，人家叫我们土匪、共匪。”

　　“你说不要闹，这个矛盾斗争可以解决？河南省项城县有个例子。项城有一个回民区，按照从前的规矩，是多少时间回民可以杀五十头牛，现在照政府规定只能杀八头，杀牛的那些回民就没有饭吃，我们的区干部也没有上报，那些回民闹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就是一打，打伤了几个，有重伤的，没有死人就是了。这才报告上边‘出了事’，报告县，省里也知道了。省里派人来，说打人是不对的，但是你们的要求是有理由的。结果就罚了几个人，无非是关一下，判一点徒刑，准许由八头杀到四十头。你不打就不能解决，他就是那么死。…那还是不该打，一打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合理的打。不合理的，我们不要提倡。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打得合理。不合理，闹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话说。每一个省每年要准备有几万人闹事、请愿、示威、打人；大省准备五万，中省三万，小省（像青海、新疆、内蒙）一万，至少准备这样的数目。你准备好了，到年终结帐时，如果是五万的只有四万人闹事，你的工作就是做得比较好；如果根本没有人闹事，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脓包没有爆发，留着第二年闹就是了。”

　　　　　　　　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也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删什么，不删什么，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选什么，不选什么，也常常包含着很重大的政治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可惜，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后到华东的几个重要讲话，除了在济南讲话中的一小段冠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标题被采用以外，其他都没有被选上。这类好篇章不被选上的还不少，至于被删掉和被改掉的就太多了。就我当时摘抄下来的，至今还觉得是相当精彩的，不妨再抄录几段供读者鉴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主席同科学家、文学家的谈话，未被选入，其中有这样一大段： “李希凡开始写的文章是好的，后来的东西无大特色。是否到人民日报脱离了生活？应该生活在实践生活中。当小媳妇时好，当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列宁是如何写《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在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后发表意见。有些东西是坐在山岗上拣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当了权，作了官，要警惕：不要骂人像儿子一样，不应该是老爷和小人的关系，不以片面反对片面，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批判胡适有好文章，以后一笔抹杀，过一个时期后可补救补救。康、梁也不能全部抹杀，他们自比为有史以来的六大政治家…　就是对思想上面有严重错误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写文章也要安排，大喝一声，笔下留人，要有说服力，也应该坚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应该如此。…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歪风，不要怕潮流，没有两个潮流不行，需要交锋，越斗越丰富，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应该特别看到，掌握政权以后，想用简单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怕放，怕饭瓢子过河。”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有很好一大段被大大简化了。原文是：“当然，大民主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分子，因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损失、恶果。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分子？”

　　“成都有些学生罢课，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到北京请愿；两路进军，一部列车到了宝鸡，一部列车到了郑州，第二机械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人前去把这些学生劝阻回去了。应该让他们到北京来。你们事情做错了，又不肯承认错误，人家到北京请愿，还拦人家。你们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叫他们来，是不是怕影响不好？或者怕增加我们的麻将？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来与不来，影响就是那样，来也不会增加，不来也不会改变，真的来了，就是再忙也要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承认错误。”这一大段简化为这样一小段：“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的学生在四川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拜访。”

　　一九五四年十月《关于学术问题批判的指示》，没有选上，其中有这样一段：“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就说：‘马克思的个别原理还是可以批评的…’进行批评应该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杀、武断，这是军阀主义。我们要这样就要失败。人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作。”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杭州关于思想工作的谈话，没有选，如其中有一段：“对党的政策能否争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毛主席讲话一向很有风趣。有一些很生动活泼的话，当时听了传达很快就风行一时，可惜发表时却删掉了。比如：

　　一九五五年九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主席两次讲到死牛问题：“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光是防右…　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来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验。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　中国共产党如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又如，在谈到如果领导上“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发生左倾错误”，紧接着说：“一定会弄得人叫、牛叫、猪叫，叫了就会死，死人，死牛，死猪。”这样一段也删掉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讲话，未选入，其中有一段：“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更应该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好，还要进步。”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也未选入，其中有一段：“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许多话不敢说。各省也有些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

　　《毛选》五卷只收到一九五七年的，五八年以后都留给六卷，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这以后好的话还是很多的，我就不去一一摘抄了。只拿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记录稿来说，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就很值得一读：“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合作化就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　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就在哪里，就跟。不要跟某个人，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在编辑整理五卷时，有些虽是很小的改动，却发生很大的差别。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应该说我们是赞成搞大民主的，但是应该确定：大民主是用作对付敌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统治阶级的，在人民内部是不能用大民主的…我们对付敌人一向是采取大民主，只是在今天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对付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大民主，而是用整风的方法，微风细雨的般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可是，在改成文章发表时，却偏偏改为这样：“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这里不仅把毛主席讲的大民主不对付资本主义改为反面：对付资本主义。而且我们从来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这里却改为打倒四座大山了；我们党之所以只提打倒资本主义中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一部分，就是为了避免提打倒整个资本主义。

　　还有一处也是改得很不好的，就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记录稿中有这样一段：“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可是在改成文章时，又偏偏把这段改为：“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这就把“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话也改掉了。这样，就为武装镇压人民留了一个口实。

　　像胡乔木这样的同志，这种经过修改后的对付资本主义和对待人民闹事的错误态度，从那时起就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上埋下了祸根。

　　以上摘引的被删改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政治上来说，的确是很好的话，反映了当时毛的思想的光辉的一面。设想一下，如果从那时起，我们党在实践上就真正坚持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可能就比较难于发生什么“反右派”、“反右倾”，特别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至比较难于出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次大反覆，当然就更难于发生“六四 ”以镇压学生为标志的大逆转。

　　上面我提到胡乔木揭发邓小平的“十四条”，我只说了第三和第四条，其他的也不能忽视。比如第五条，他揭发邓小平同志对于不执行双百方针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第十一条揭发邓在主席否认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后，还要乔木编辑一份马恩论科技是生产力的材料来送给主席。乔木认为“这是公然对抗主席的狂妄行为”。第十二条揭发邓认为我党搞了多年教育革命却没有总结过一次，乔木批评邓否定主席肯定的什么“朝农经验”，揭发邓说“朝农经验还不对社来设去？”第八条揭发邓攻击“‘文革’这些年把党的作风‘搞坏了 ’”，提出要恢复在延安整风以后的作风。第六条揭发邓指示乔木筹办一个刊物，说邓要“ 办一个可以宣传他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他的目的就是要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夺思想阵地”。在第二条和第十三条中，乔木揭发说他都向邓提议要多重用“革命造反派”，揭发邓对此都没有采纳。我以为仅这几条揭发内容，也可以看出乔木当时是从文化、科学、教育、党风、思想路线和干部政策等等方面都是肯定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不只是笔墨写下来的，有的宝贵的史料还是刀削斧砍出来的。时隔十几年，联系这些年来的邪风淫雨以至腥风血雨，重新抄下这些刀削斧砍下来的章节词句，真令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毛泽东这位政治秘书竟然这样狂妄自大，这样胆大妄为，这样彰明昭著地暴露他的左倾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喜的是它为历史留下了十分可贵的铁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些年来，那股左倾势力借尸还魂的路标和足迹。

　　应该看到，毛泽东既有伟大的思想，也有很错误的思想。在反右派之前，他的正确思想是主要的，而在这之后，他的错误思想越来越占主要位置。因而编辑毛泽东文集的原则应该强调忠实于原文。据乔木自己说，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可见，在编辑《毛选》五卷时，他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态度。

　　　　　　　　假如不是如此选择与删改，那将可能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乔所砍削下来的词章，恰恰是毛泽东光辉思想的一些精华，而砍削这些精华所产生的恶果又是极为严重的。

　　不妨再扼要提醒一下：

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估计，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一再阐明在三大改造以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敌人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经过砍削以后，所强调的却是“还有阶级矛盾，而且还很尖锐”。这就为那股左倾势力以后继续强调阶级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定下了理论基调。当他们再三发动政治运动反对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得到有的领袖人物的支持，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论依据；而某些领袖人物虽然一再反对，终于无法反掉，也因为这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啊！

　　毛当时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只能动口不能动手；他提倡“双百方针”，对社会上各种意见只能放不能收，只能在讨论中和辩论中去解决，不能“军法从事” ；他提倡各民主党派同我党唱对台戏，提倡建设一个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国家；他主张开放舆论，鼓励各个省培养两个鲁迅来写小品文，甚至主张一个省办两张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他主张共产党办一张骂共产党的《参考消息》，而且还要扩大发行。而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把这些都删掉了。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坚持实行“ 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吗？

　　毛当时对于人民闹事，提出不要怕，还认为“很有用处”，甚至说“我们的官僚主义必要挨打，那叫合理的打。”毛特别强调对人民闹事“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试想，如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毛选》五卷时，就宣传毛主席强调“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这样一直宣传到一九八九年，宣传它十二年之久，那么，在“六四”的时候反对对人民开枪的势力就会更为强大，敢违背主席指示对人民开枪的人，恐怕也难于那样胆大妄为了。

　　毛当时主张发扬党内民主，主张上下级之间是平等关系，不是猫鼠关系，他反对把上下级关系搞成老爷和小人物的关系。他主张“上面放的屁”（指上级指示）不全是香的，要分析对待。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时毛曾说有人提出“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我”。他强调一个人有对有错，“对就跟着，不对就不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 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是毛当时反对个人迷信、主张发扬党内民主的十分重要的讲话，可是，也偏偏被胡乔木删掉了。试想，如果在五卷这样大书特书这些话，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些热衷于搞个人迷信、当党内专制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恐怕更难于维持自己的“崇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