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与大陆文坛

杨逵与大陆文坛
“鲁迅情结”“胡风缘”

文□樊洛平

　　杨逵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与胡风。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旗手鲁迅的精神仰慕﹐形成了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并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他与胡风之间的文学因缘﹐传递着左翼作家对底层被压迫者的关怀精神﹐更见证了两岸文学割捨不断的历史联繫。

　　杨逵首度接触鲁迅的作品的时间﹐大概在一九二八年左右。当时在彰化居住的杨逵﹐经常与一群文友出入赖和家裡读书看报﹐讨论文学。杨逵清楚地记得﹐“先生的客厅裡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总是摆着好几种报纸。”﹙注一﹚晚年杨逵接受林瑞明访问时﹐也肯定地回答桌上还有中文杂志。赖和当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而鲁迅又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年间在《台湾民报》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都转载于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了鲁迅思想在台湾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而杨逵﹐作为深受赖和人格濡染和文学影响的作家﹐他内心认定的赖和﹐就是鲁迅的形象。一九四三年一月赖和去世后﹐杨逵即发表〈忆赖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鲁迅给我的印象。”﹙注二﹚由此看来﹐二○年代后期的杨逵﹐经由赖和而间接地接触到鲁迅作品﹐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认同与启迪﹐其背景也是真实可信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分五期连载由戴顽銕翻译﹑增田涉着的《鲁迅传》﹐引发文坛普遍关注。杨逵当时也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透过《鲁迅传》得以进一步了解鲁迅的精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一代文豪鲁迅去世。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动提议王诗琅所写的〈悼鲁迅〉﹐以及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悼鲁迅〉以卷头言形式出现﹐其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们丧失了马琪西姆‧高尔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鲁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脏性喘息病去世的讯息。从事文学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中失去了两位敬爱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现今在遥远的那边﹐在那黄浦江边犹如追悼他一样﹐愁云覆盖了天地……﹙注三﹚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杨逵和他那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情感。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于入田春彦自杀的意外促成﹐杨逵遂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鲁迅作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当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发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新文学作品转载完全停止。当时﹐无论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京﹐《鲁迅全集》都被视为禁书﹐而入田春彦能够拥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注四﹚﹐更证明了他的左翼文学青年身份。杨逵曾说﹕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注五﹚

　　正式阅读《大鲁迅全集》﹐为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台湾光复后﹐许寿裳受陈仪邀请﹐从大陆赴台担任了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旋即成为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许寿裳对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是期望“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期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注六﹚而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就是把鲁迅思想的传播与台湾的文化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台湾。

　　战后的初期的台湾社会﹐形成了“中国化”的时代潮流﹐如《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馀地。”﹙注七﹚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在台湾文坛的出版﹑转载无疑最多﹐这使鲁迅思想成为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

　　许寿裳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抵达台北﹐同年即发表〈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从台湾的《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台湾新生报》三大报刊﹐到《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据中岛利郎的统计﹐直接以鲁迅为题的评论和创作文章多达十八篇﹐这一时期文坛出版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着述为五种﹙注八﹚。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带来了台湾传播鲁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彦遗留的《大鲁迅全集》﹐杨逵在系统的研读中﹐对鲁迅的精神的理解与传播﹐更致力于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战后文化重建实践的转化。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日文版以及《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

纪念鲁迅
　　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喊／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光﹐烁烁／鲁迅未死／这还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
—《和平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纪念鲁迅
“我有寸铁”／鲁迅从不退缩／立于贫困与龌龊的环境／提刀反抗枪剑的追击／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面对恶势力与反动／呐喊又呐喊／鲁迅如勐狮般锐不可当／敢骂﹑敢打﹑敢哭﹑敢笑／鲁迅是永远的青年／如今到处听见鲁迅的声音／继承者的心中／看见鲁迅的至诚与热情／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标杆
—《中华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一九四七年一月﹐杨逵编着的《阿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複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击战法。

　　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注九﹚

　　一九四七年一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注十﹚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着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一九八二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採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注十一﹚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绪”﹐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繫。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伕》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一九三二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伕》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一九三四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徵文﹐杨逵便将《送报伕》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十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伕》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伕》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伕》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一九八五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来﹐新文字研究会还把它译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绍给中国的工友们阅读。从这篇小说﹐大大增进了祖国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和同情﹐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注十二﹚

　　如果说﹐赖和是《送报伕》的助产士﹐胡风就是《送报伕》传播者。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胡风译为中文的《送报伕》﹐发表于当时广为影响的《世界知识》﹙上海﹚第二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四月﹐胡风编译的小说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作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刊》之一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三篇小说入选其中﹐这是台湾小说首次被集中地介绍到祖国大陆来。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编译《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以“世界知识丛书”发行﹐同样收入了上述三篇台湾新文学作品。

　　胡风是在什麽样的语境裡译介《送报伕》呢﹖他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的〈序〉裡说﹕
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伕》译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读者底热烈的感动和友人们底欢喜﹐于是又译了一篇《山灵》﹐同时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编印成书的意思。
……

　　我还记得﹐这些翻译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进行的。四周静寂﹐市声远去了﹐只偶尔听到卖零吃的小贩底微弱的叫声。渐渐地我走进了作品裡的人物中间﹐被压在他们忍受着的那个庞大的魔掌下面﹐同他们一起痛苦﹐挣扎﹐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正在从我底周围陷落下去一样。在这样的时候看到了像〈初阵〉﹑〈送报伕〉等篇裡的主人公底觉醒﹐奋起﹐和不屈的前进﹐我所尝到的感激的心情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

　　好像日本底什麽地方有一个这样意思的谚语﹕如果说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我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注十三﹚

　　胡风当时为《送报伕》写过一则“译者序”﹐该序《世界知识》版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说选》版置于文后﹐至《山灵》版则被删除。从该序可以看出胡风对《送报伕》的评价﹕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麽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的描写过。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徵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注十四﹚

　　大陆同胞对杨逵的了解﹐首先是从胡风翻译和编选《送报伕》开始的。台湾光复后﹐许多前来支援台湾文化建设的大陆作家﹑文人和知识份子﹐他们一到台湾就慕名而来拜访杨逵﹐千方百计与他取得联繫﹐都是由于拜读过《送报伕》﹐文学精神与心灵世界已经有所沟通的缘故。一位从大陆回来的台湾籍青年曾对杨逵说﹐他们学校的校刊就转载过这篇小说。被抓去当日军翻译的台湾文学界人士李献璋也说﹐他在广州“各界抗日联合会”出版的小报上﹐曾看到《送报伕》。又有林朝培从新加坡来信说﹐他在那裡看到《送报伕》与其评论文章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也有人说﹐他还看过翻译成世界语的《送报伕》。《送报伕》在抗日战争中传播范围之广﹐对民众参加抗日决心影响之大﹐令事后知晓的杨逵备感欣慰﹐对翻译﹑传播这篇小说的胡风也始终感念在心。

　　胡风晚年回忆说﹕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介绍了杨逵先生的作品﹐但与他却从未见过面﹐连他的情况也不了解。直到近几年来﹐我才听到了有关杨逵先生的点滴情况。”﹙注十五﹚杨逵与胡风素昧平生﹐但他的《送报伕》却被胡风热心翻译﹐不断推荐﹐乃至广为传播﹐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于精神相通的力量﹐文学传播的奇蹟﹗这段文学因缘所共同见证的﹐是一个风雨坎坷的文学时代﹐也是两岸作家影响互动的一段文坛佳话。
　

注释
注一﹕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二号﹐一九四三年四月﹔收入《杨逵全集》第十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二○○一年十二月版﹐第八十七页。
注二﹕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二号﹐一九四三年四月﹕收入《杨逵全集》第十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二○○一年十二月版﹐第八十七页。
注三﹕王诗琅﹕《悼鲁迅》﹐原载《台湾新文学》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注四﹕《大鲁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人合译﹐﹙东京﹚改造社﹐一九三七年出版。
注五﹕杨逵语﹐见《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载《文艺》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一九八三年一月﹔收入《杨逵全集》第十四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二○○一年十二月版﹐第二六○页。
注六﹕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注七﹕《民报》社论﹕《中国化的真精神》﹐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
注八﹕此统计见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係略年表》﹐收入中岛利郎编《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台北﹚前卫出版社二○○○年五月版﹐第二三五︱二三七页。
注九﹕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一九四七年一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期﹐二○○三年三月﹐第二十七页。
注十﹕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期﹐二○○三年三月﹐第二十七页。
注十一﹕《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一五四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收入《杨逵全集》第十四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二○○一年十二月版﹐第二三二页。
注十二﹕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十二页。
注十三﹕胡风﹕《山灵‧序》﹐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收入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注十四﹕转引自黎湘萍﹕《“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遍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第二○一页。
注十五﹕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十二页。

2007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