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多可贵　贵在有作为

生命多么可贵　贵在有所作为　　

小时候不懂什么理想、抱负，也不知道什么是雄心壮志、有所作为。只是对不理解的事物，比如飞机啦、电影啦等等之类的东西，感觉很神奇，心中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向往和探索的渴望。而大自然本身又是多么美丽神秘，闪电、雷鸣，严寒酷暑又让人产生多少恐惧、敬畏和遐想啊。烟雨迷蒙的春晨，栗林里采菌；赤脚踩着盛夏的朝露，在金色的稻海中钓青蛙；趁大人三伏午睡的当儿，溜出去用蛛网捕蝉、捉金龟子、天牛……

大人们呢？他们一起出工收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充满着欢声和笑语；同住一个大院内，梧桐树参天蔽日、石榴花绽放似火；夏夜门前水一泼，竹凉床两张，蒲扇起兮歌飞扬：“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

我当然知道，单位里、家庭中也常发生一些纠纷。那个人高马大的所谓知青上海佬阿根就是一匹害群之马，经常欺负矮小的老官头和其它老实本份的同事们。还有一些后来我才知道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第三者插足等婚姻生活问题。但幼小的我却丝毫也不在意，觉得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

这一切就构成了我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我以为生活会像这样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真是“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 。（见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可是啊，在已往的生产力水平下，劳动和快乐毕竟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贪图享乐、只想不劳而获的邪恶畜生终于战胜了公理和正义，于是——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渊明《感士不遇赋》）。高耸入云的杉林化为烟囱，清澈见底的溪流成了臭水沟，生活的目标等于赚钱，自由的心灵变作金钱的奴隶……

 “致民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改自杜甫诗）！成了我魂萦梦绕的理想。可是，上天，我又该如何去一步一步实现她呢？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用理想的火苗去点燃千千万万的人才行。

我在《谈谈我为什么会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一文中已经说过，等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树立了理想后，我已经成了疲于奔命的废人。实际上，我所知道的伟大历史人物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受尽了贫困的折磨，杜甫更是落魄江湖，死于破船之上；吴敬梓、曹雪芹在贫病中用血泪著文……国外则有坚决不为面包写作、屡拒国王馈赠年薪靠抄写乐谱为生的卢梭，巴尔扎克一辈子都梦想找个有钱的寡妇，在终于如愿的时候死亡却同时降临，更有那为无产阶级锻造武器，连墨水和女儿的棺木都买不起的马克思……这不是什么“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这实在是正义与邪恶、高尚与鄙俗的交战！只图自饱、蝇营狗苟的人必不能俯仰无愧于天地，更别说正己以正天下了！然而他们为了获取一点生存之资，又糟蹋了多么巨大的才华啊！天下有多少鲍叔牙？有多少恩格斯？……火种需要人去盗取，火炬则必须代代相传！独善其身不等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是隐逸不是终老林泉，而同样是慷慨悲歌，是十年磨一剑，是杜鹃啼血！

我千百次地告诫自己只是一个资质驽钝、志大才疏的庸材。可是，却一千零一次地反对自己，认为才能的低劣不能用来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而且哪怕是天才，不去拼尽最后一丝气力，也无法知道是不是天才，到底有多少天才！

我看过一些名人传，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成才之道；尤其注意类似我这种没有背景，没有特别天份的人。我发现，流浪儿卢梭受惠于卓绝不群的华伦夫人；巴尔扎克靠巨大的意志力和超众的精力，混迹于文化圈、商界，游戏于腐政之中，终成一代文坛巨擘。鲁迅凭借《新青年》一发不可收拾，高尔基得遇于“十月革命”；卡夫卡没世以独悲，是后世挖掘出来的哀荣，生前并不成功。赵树理流离半生，不是新中国革命，也将死无葬身之地。……他们成才的客观条件固然各各不同，但有一条个人选择却是惊人的相似：不为家室所累，保持着个体的最大自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告诉读者，理想志士也可以结婚，但一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陶渊明是传统的古壮士，结过两次婚，对此深有体会，在《与子俨等疏》中就这样写道：“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然而哪怕是这样一贫如洗的家境，朋友给的一点资助，他却悉数买醉，这是怎样的不近人情，又是怎样的悲哀。也许，对他来讲，不借酒浇愁，不以忍受贫困作为考验，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遗憾的是，我没有经受住考验。我虽然已经明明知道应该在婚姻问题上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否则害人害己，可是我仍然放弃了原则。这恐怕就是我的最大悲剧和最大的平庸之处。

我不得不承认人的惰性力量是多么强大。当时我的生活环境似乎刚刚有所好转，我从技校出来后参加了正式工作。那时在一个山沟里，这种工作依然有点魅力。结果单位里就有好事者为我说媒，且美其名曰：牵猪公（我们那儿的偏僻乡下还残留着蓄种猪的习俗，就是牵一头公猪走村窜户到处晃悠为养母猪的人家配种）。于是，我的庸人习气再一次大发作。在当时的我看来，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青水秀之地（在动物的发情季节，“穷乡僻壤”就会变成“山青水秀”），演绎现代版的举案齐眉故事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山里人家很朴素，山里妹子更清纯……沉重的理想被桃色的轻云所俘虏、包裹、埋藏、匿迹……

结局可想而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罪恶来到人间，哪一个毛孔没有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呢？即便不是如此，举案齐眉，隐逸山林的幸福故事也不可靠。我分管的林区里住着一位外号“椅子”的老翁，他们夫妇就是这种故事的原型。他肩扛百斤之物穿行峭壁之间，往来三二十里之市，以竹木换日用之物，已行年六十余岁矣。其精神矍烁，抑扬爽朗之状莫之与京。可是，尽管如此，要我和“椅子”换位置，用电脑换他的旱烟袋，对不起，我办不到。那个大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王维也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我不信竹林里硕大的花脚蚊子就与他无缘。我饮过石上的清泉，确实很甘美；摇曳着细碎阳光的山林里也确实很静谧很幽雅，以至于月亮升起的时候都会惊吓到山鸟，这种情景很适宜受够了漂白粉的自来水和机器噪音摧残的工人们来放松放松神经。可就是对饱受神经衰弱折磨的王维之流没有任何益处。

我终于认识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固然像食物一样对人不可或缺，但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很重要。人活着是为了获得最大丰富的感受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天天看山看树看竹，听鸟语闻花香的；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固然是一种错误，有待于纠正，但那神奇的音乐美术歌曲舞蹈，以及那研制出来的代替繁重劳动的机器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智慧之花呀！我们还要探索那无穷无尽的宇宙奥秘呀，只有让生命活得饱饱满满的，才不会有遗憾呀。

因此，枯坐山林中的我没有写王维的山水诗，而是尽想着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上单位人事的管束和压制，那种无所事事，那种行尸走肉、虽生犹死的生活状态，像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心。最后逼着我领着老婆孩子离职出山，浪荡江湖，加入了市井小民的行列。理想在混饭之余的皮囊里还能剩下多少呢？

生命多么可贵，贵在有所作为。“致民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不由得深深地叹一口气：心为形役！

但哪怕就因为一点点理想的残余，也足以废了一个人。因为你再也无法集中全副精力来为“形”服务了。而在这个你死我活的生死场，不集中精力搏斗的后果可想而知。每次和妻子激烈的吵架，妻子都要怒问我：“既然你要追求理想，为什么又要追求我？我没有那么崇高！你这样的人也配谈理想，现在有谁没混得比你好？”而这时我就会这样反驳：

“世上只要还有一个人比我混得差，我就有理由谈理想！凭什么人家一定要比我差？凭什么？你知道每年除车祸等不可抗因素外，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多少么？你看见‘南京大屠杀’么？不问世事，那就是你的下场啊！”我用手作刺刀状，在她身上作出从下到上的穿刺姿式，有时竟也能噎得她直翻白眼、破涕为笑，蒙混过关。她也知道，无论如何，我是不可救药了。她终于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世上有不可救药的法轮功痴迷者，有沉迷网络游戏的傻瓜，也有我这样的白痴。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可只有我清楚这是为什么。那就是：愚昧。当然，除了我之外。

有时我也会发巴尔扎克的臆想症：要是我能傍上一个富婆该多好，从此可以不问家庭琐事，由着性儿干理想。当然，前提是富婆不能超支我所能容忍的时间和精力。可是这样的念头注定是要胎死腹中的，因为我比可怜的巴尔扎克长得还要差十倍。因此我更多的时间是这样想：要是我当时没有结婚会怎样啊？会不会混得更惨，就连这些字也没有机会打出来呀？因为这么多年来，不是剥削老婆的劳动，我未必能有现在这样的思维功能。或许我会拼命赚足几年的生活费，然后专职干几年理想，钱花完后又去赚一点，再继续理想，……但这些总归是瞎想。

事到如今，我终于明白自己是一块废料了。为了让后人汲取这个教训，我把自己写出来。同时也为了后人不致于像我最后的瞎想一样浪费时间赚钱混饭吃，我准备每月提供一百元资助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的青年。或许像现在的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要是他们都能月出几十到几百不等的钱给那些青年，理想的事情就有着落了。我们的心，也不会像这样不死不活地难受了。

我这样的中年人和我那样的青年人有吗？有多少？请报个名来，统计一下吧。

生命多么可贵，贵在有所作为。“致民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零八年七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