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蜕变

文 化 的 蜕 变

中国人是喜欢吃螃蟹的，螃蟹越大越喜欢。随即就知道螃蟹往大长是要不断蜕壳的，每长一段时日就得去蜕一遍壳。这可能就是总要横行的螃蟹的文化——在蜕变中成长、成熟、成食。比如从学习吃螃蟹开始认识螃蟹文化一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蜕变中走向当代，可能会帮助想自己有点文化的人来“掌眼”。

曾见有人调侃：一个文人与一个券商两个斗嘴。文人说，街上的证券营业部比饭馆还多。券商说，文人嘴里的文化比街上的侧所还多。说到文化之多，多到“现实不能承受之轻”象是事实；如空气一般，吸着呼着可抓不着。什么都能傍它吃饭，人的文化、鬼的文化；动物的文化，不会动东西的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弄个由头、假个名头叫地方办节的都是文化。从文化热到文化批判再到文化跨越，人们利用文化确是已经太文化了。不是文化想不想蜕变，浑身醮满款腕的味道和满身文人的吐沫，仍然不得不被不断广泛利用，文化只能蜕变着。所以，即使不愿凑热闹，也值得感受一下这文化不断的变化。　　

早有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蜕壳中，看起来长大了，其实是外延肥大内里萎缩，得了痴肥症。不妨从此作点观察。据说,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eura（原作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意），原指与自然相对应的、人对自然界有目的的影响以及本身的培养和训练。这同中国的广义文化概念（即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统称）相当，即说人类在特定时空内创造出的国家、公共机构、政治、法律、技术、科学、语言、伦理、艺术、哲学以及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思想、行为方式。这说明原本先人们理解文化，世界大体是相同的。但通常国人言传统文化，指用小概念，是知识、信仰、宗教、艺术、哲学、历史、道德、思想、习惯以及价值取向之类。　　

有如中国的盆景艺术鉴赏，或繁简，或荣枯，或险弱，或苍老，或藏拙，在如此“美观”的消费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定型化映象、理解、看法不得不被更新，脱离原有的伦理、价值、构造，以适应消费时代不断的纵欲、猎奇、冒险，并不停地在迎合时尚中转换。同时，也在拓展泛化着原有样式，深入衣食住行或者庖厨茅厕，以满足“文化速食”、“文化快餐”的消费。因而“文化流行占‘山寨’，书号版权最热卖；百家争艳设讲坛，消费‘专家’不信赖。”为了发财致富、大富大贵、及“全面达小康”，人们不仅愈发向往现代化，而且愈加行为智能化，进取心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去强求取、去硬发展、去猛标新立异，去狠拒绝惰性。镜象效应又在塑造着成片整代的人，所以，这人为的文化是不能不不断地蜕壳的。　　

传统文化的“求于内”的“内向”特征在消失蜕尽。千百年来的行为准则诸如“安分”、“克己”、“灭心欲”、“收敛身心”、“无妄思妄动，”“存心”、“自求”、“自得”、“内省”、“修身”、“养性”，等等，已基本蜕去，不能再指引人们的普遍行为。不仅“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贵而损人”的传统信条早已被资本竞争法则所取代，而且，以单位为家，做无名英雄，默默奉献之类集体主义价值观；自我管理以自主，自我约束以自省，自我完善以自律，自我做起以自觉之类的主人翁精神同“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当官当成主人翁”之类“最蠢笨的人”一同被无情嘲笑，遑论社会公约性群体规范和至善的普遍性了。那也就只能是“头顶的星空”暗淡下来，“兴成教化”传统黯然失色，“内心的道德律”被弃如敝履，甚至附丽着立国核心价值——人民有权反抗压迫剥削的信条，不仅失去了信仰，并被恶搞的没有了立足的尊严。　　

传统文化中信仰、价值、荣誉、功德、才能、义利观、人生观之类固有理念已经被颠覆殆尽。共产主义信仰、雷锋式的人生观之类理想，弃利取义、诚信立身之类道义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道统，社会效益优先、德艺双馨之类守则，或抛弃或遗忘，逐渐失去本来的光彩。　　

从文艺作品展示的普遍主题的发展线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20世纪60年代，做好事、助人为乐是为英雄，少长以效仿为荣；70年代，舍己为人、“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时代典型接踵诞生，人们不断尝试灵魂深处暴发革命；80年代初，人们开始学习着享受温情、亲情、爱情，并耐心地忍受着缠绵、絮叨和磨叽；到了90年代初，已开始追捧那“一地鸡毛”式的平庸快乐，津津乐道于“俗人一世幸福，好人一生平安”；到了90年代中期迎来消费时代，便开始从戏说帝王中找乐，开涮历史用渲泄作游戏，颠覆理念从释放中找快感；进入21世纪，只会雇佣“枪手”，逐层转包“编剧”，用“投胎接骨”、光怪陆离，或者“老兵新传”、“老片新版”来撩拨激情与梦想，企图在赚钱的同时，也能赚取一点叹息或感动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看医生”勒索不敢言声，受教育抢钱不敢诘问，有理不敢去衙门打官司，有罪一致不敢进行指认，以及家中失窃不敢报案，有别墅不敢认可，……时时处处以新闻、“法治在线” 形式让人念乱忧生，甚或血脉偾张，却再也没有大义凛然、理直气壮的呐喊了。而文化的现代性并未成为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倒普遍认可用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衡量人生理想、价值、地位，普遍认可利益的“实惠性”了。传统文化中的道统价值、道义价值追求、人生价值目标追求真正成为了“古玩”，能够用来承载民族自豪感的传统文化内核已然是泪干芯尽。那也就只有个个“不可貌相”：“站着象绅士，做事不如婆娘；坐着象领导，遇事一流氓”。所谓文化，全然无道德伦理、审美功能可言，一副“娱乐至死”的姿态了。　　

传统文化中社会系统形成的结构、层次、关系在蜕变过程中被重新建构改尽。上下、尊卑、贵贱长出了结实的利益躯壳，按照利益分层，利用利益确定关系，依据利益定“纲常”，社会全面信仰“利益真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第一把手’，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有利可图’”。家族、夫妻、兄弟在浓重社会权能观念下维系其血缘利益关系。在此背景下，一些“社会喉舌”、“公共明嘴”秉持着欣赏苦难的态度去赞美慈善以为站立高标境界，容忍苦难已被解读为宽容博大。鲜明的历史文化形象已然蜕变得瘫软、模糊、滑稽，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翻案得暧昧、混浊、肮脏，许多响亮的历史、文化命题已经篡改得紊乱、黯淡、荒唐。资本主义实业家富兰克林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保尔·柯察金曾经共同信仰的人生价值观：“当我们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再也不能指引任何阶层的世界观，却终于成了时代的分界线。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功能已然被消解释尽。文化再也无力充当民族的“精神导引”，真实实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影像，文化生活碎裂成了意象片断，作家、学者却做得了人类欲望的工程师；似乎真的回归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表达不过游戏而已”。　　

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文化合理性”学说解读，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合理性”——关心终极价值目标，已全然蜕去；仅存的是它的“形式合理性”——关心功利和效率取向。　　

特定时期的文化类型，反映着特定的社会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市场上前行的中国当代文化在融合、同化资本主义文化中，更新着自己的认知图式；并从即时的利益需要、获利目标、谋利动机、求利意志来概括着人们的行为准则。　　

以 “社会中坚”教育为例，社会普遍觉得，过去知识是积累，会逐渐升成能力；今天知识就是手段或工具，有一点就去换钱，“改变命运”；并计算着成本：拿了一麻袋钱上了大学，换了一麻袋书，毕业了再用书去换钱，还买不到一条麻袋。有人总结说，中国当代教育以剥夺为特征，其代表性忽悠：“千万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实质合理性”。学校不仅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师道尊严的净土，而且时闻坠楼之痛、砍杀之声，学生以老师为对手，有的教师培养的是自己的直接掘墓人。其实，剥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时代特征：父母剥夺童年，老板剥夺成年，自己剥夺老年。至于，哲学失去了怀疑和批判，制作成图画，思想不过几句格言，甚至套话；文学没有了观照和抒情，诗成了警句或者口号；历史离开了信实和判断，真假实幻，一遍遍一年年被戏说。“社会精英”自甘坠落而自我作践去学术造假，努力步入庙堂，不再是施展才华和抱负，重塑道统，只是为捞取名利，以为找到快速富贵的捷径。群体见义不为，医院见死难救；公职人员嫖娼乃至‘嫖宿幼女’，拐抢控制儿童行乞、拐骗逼迫妇女卖淫；领取社保金得开“生存证明”；一上访就患“精神病”住院；一批评就诽谤抓了审判；一入牢狱就发“心脏病”猝死；……。如此文化旷野，人文世界乎？丛林世界乎？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就已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康德曾说：“人是目的。”有人统计：2006年中国大陆17省高考作文命题中，“题中无一忧民字”，而香港的13道面试题里却“无一不念苍生情”。文化“实质合理性”蜕去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科学真理追求失去动力，反过来进一步推进文化的荒漠化。所以，大陆的问题，提问多会在海外，大陆的现象，解释多信自境外；百姓的心思，提问全请专家，百姓的困惑，解释全凭领导。　　

如果问工具理性膨胀、人文价值丧失、道德意识沦落、生命本性困惑的中国文化在蜕变后还留有点什么功用？是它通过权力逐级、逐层责任承包的制度化方式推动了“名利”的转化、凝聚和绝对化发展，终于让千百年来的统治工具——孔孟儒教价值观由神奇化为腐朽。也因为它失去“实质合理性”，谁想利用它人为塑造崇高、制造光荣，再也无法普遍被认同；人为统一动机、统一效果，再也不能协调民众的行为方式了。至于那些一夜暴富并还想大贵者，也能从中安静下来。虽然钱是足够用了，但他们自身当代难能学会琴书，寄希望第二代努力后，也同时担心着第三代的优雅正是坠落风尘背面的表演。所以，顺便指出，富有阶级不能建立起其贵人文化，梦寐憧憬的等级制连瓦解的机会都没有，这一部分人的大贵梦想也只能是妄想了。　　

1871年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概括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剥开蜕变后的中国当代文化，我们看到，这个整体“复合”的内核不过仅是利益真理和维系其存在的一点托词而已。蜕变去“实质合理性”后，深深的社会痛苦仅有“形式合理性”摭掩是不能长久的。蜕变成完全为了钱的文化，不能不让人们想起战国时齐王为苏秦报仇的故事。苏秦在齐国被杀，一时找不到凶手，齐王设计出榜：“苏秦是内奸，杀了他黄金千两，望领赏。”便有四个人同时乞赏，齐王指责四人不可冒领。四人都肯定自己杀了人，齐王问每人该得多少黄金，四人答：“二百五”。于是齐王下令，“杀了这四个‘二百五’”。悬赏本是抓凶手为报仇，可为了钱，竟同时有四个人去争做“二百五”。但愿蜕变后的文化，不要出现太多如此可怜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