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的“三种关系”

 □         孙亮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3日

        首先，正确处理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关系。西方哲学家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界美国左派思想》一书中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意义有过这么一个说法，“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度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自尊心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回首中国百年发展历程，在任何乱象丛生的时候，始终能够推动整个民族往前走的根本性力量就在于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聚合力量。而这一点，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凝聚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以嵌入人们神经末梢的方式，使得人们对于文化认同所要求的一个本质性的共识达成显得不再具有可能性。同时，在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化”以后，人们往往在文化上对于西方文明的“他者”与中华民族的“自我”碰撞中，会产生出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的问题，如果说，当整个西方的“他者”文化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我们的文化认同的话，这样必然会丧失掉，对于“自我”的认同感。这一点，在当前的国内思潮涌动中，尤为值得关注。特别是在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蔓延、以及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文化”的形式进入到我们的话语当中，对中国的主流思想形态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竞争。那么，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正确处理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简单点对于统治的合法性进行内涵界定的话，那么它是指包含着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承认。正如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统治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是因为统治得以建立的规则或基础是被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认可、同意的。那么，这种合法性如何能够以一种思想观念的形式对于这种合法性进行一种思想上的认同与说服，这便是意识形态，这与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意识形态（Ideology）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在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已经在唯物史观的“总括”中说出了一种隐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构架的工程模式。似乎，人们一直认为这一决定与反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是具有一种“似自然性”的，但是，对于这一隐喻更为深层的问题多少有些把握不清，那就是，意识形态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当然，承认这一点也不能远离上述隐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正是在上述说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种说法，文化软实力的第一个提出并系统地论证者应该归属于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葛兰西，并且文化软实力就是意识形态。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 ，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等，它能“‘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 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认为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他们行动。这给予当下的理论启示是，发挥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而途径就在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最后，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展示为一种社会要素的“优化剂”。社会的系统性的功能是否得以正常的运作，一个根本的测定就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整合该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各种资源，而这种力量的来源就是文化。文化在政治的优化则表现为，文化有利于政治文明建设。我们知道，政治文明的内涵是表述政治生活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迈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所获，整个过程中，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支撑，这样才能够良好的公共秩序的建立，合理的制度与规则的形成，普遍认同的公共权威的确立。其实，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如我们所言，是在文化的地面上面画的一幅图画。文明社会是包括诸多事物的一个不确定的领域，如舆论的形成、志愿组织、非正式运动、街头辩论游行以及个人权利本身等，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如果说，政治是一种如何生活的技巧，那么，文化则是为这些技巧的领域提供了基于的现实语境。文化在经济上的优化则表现为，特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内涵，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立场来分析对待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原则，那么对于就应该尽量的超越简单的现代性视野，能够既为经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又能够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态度对待经济问题，这一点，在当下毫无原则的拥抱“市场经济”，为“资本逻辑”而欢呼的整个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是现实向理论的召唤。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的优化整个，则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建构公民社会的同时，必然要求文化软实力能够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培育出“公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公民文化上，它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的蓬勃发展塑造出一个基本的主体力量，而且还能够提供知识学视野、生存论关照、价值目标和导向系统。这些问题的破解显然要在文化软实力之“中国内涵”的定位上才能获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