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逻辑”：看透与限制

“资本的逻辑”：看透与限制

——生态价值观与生产、生活的渐进革命

卢风

摘要：今日之中国，“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是极度畸形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如肿瘤般膨胀而精神文明极度萎缩的文明。走出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限制“资本的逻辑”。这既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去创造发明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国家制定鼓励适度消费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一、“资本的逻辑”已差不多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指南

亚当·斯密把“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的目的而积累的资产储备”。索托认为由斯密关于资本的论述所能得到的重要启示就是：“资本不是积累下来的资产，而是蕴藏在资产中的潜能，它能推动新的生产。”即资本最重要的价值特征就是能增殖。
什么是“资本的逻辑”？可简洁表述为：资本就是处于投资过程中的能增殖的资产。“资本的逻辑”必须通过资本的人格化才能在现实生活（或经验世界）中产生影响，或说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货币、机器设备、厂房、技术、科学知识等，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才能带来财富的增长。仅当具备如下两个社会条件时，“资本的逻辑”才会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1）逐渐建立明晰产权和保障货币信用的完备制度；（2）逐渐把以赚钱为主要（甚至最高）生活旨趣的人们凸显为社会中坚。
说一个人群（阶级或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大致有两层意思：首先，统治者是从这个人群中产生（或遴选）的，从而属于这个人群的人们被看作高贵的或有声望的人；另外，这个人群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最正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致为这个人群的生活方式辩护。
被索托说得颇为神秘的使资本的增殖潜能得以实现的秘密，就是这两个社会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这两个条件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没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成熟，标志着这两个条件的最终形成。
资本能充分展示其魔力，归根结底就是货币能充分展示其魔力。“货币的有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约束货币供给的制度”1。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展示了最大的魔力。如果私人产权得不到广泛的尊重，资本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私人产权制度趋于完备的过程，也正是以赚钱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们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的过程。或说私人产权制度趋于完备和以赚钱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是同一历史变迁过程的两个侧面。
虽历来就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但惟有现代社会才能使“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跃居上流社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
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私人产权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并逐渐把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凸显为社会的中坚。到21世纪，这一社会变迁过程已彻底完成，于是“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一切的逻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个历史契机，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抵制“资本的逻辑”最为有力的政治路线和经济体制。彻底抵制“资本的逻辑”的后果，是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这得益于国人发财致富欲望的释放和“资本的逻辑”。从1978年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显然以建立产权制度为中心，“解放思想”显然以认同经济主义为目标。当中国共产党宣布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时，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无疑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至此，“资本的逻辑”已差不多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指南。今日之中国，“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
今日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的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私人产权制度也不及西方社会完备，但中国人追求富强的心情极其迫切，从最高领导层至平民百姓都有个基本共识：“发展是硬道理”，追求经济增长的决心不可动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魔力已有目共睹，于是多数人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观都衷心拥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十分顺畅的。因为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于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经济增长既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为保障经济快速增长，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建立让各种资产释放增殖潜能的产权制度2。改革以来的制度建设，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家规定的银行利率，就激励人人投资、理财，在有经济头脑的人们看来，只把钱存在银行里，是十足的愚昧。这样的制度，再加上当代媒体每时每刻的煽动，便激励出无比高涨的发财致富的热情。当然，就产权制度建设而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外在制度”建设方面速度很快，但“内在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价值导向的严重错位，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的互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诚信危机。诚信危机当然是资本施展神通的大碍。
不能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都绝对诚信，即所有人在进行任何交易时都恪守诚信原则。但资本展示魔力的基本前提是，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遵守诚信原则。商人大多不可能把诚信当作内在价值，而只把诚信当作经营策略。故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时地出现欺诈性交易。但“资本的逻辑”要求人们大致遵守诚信原则。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还会培养一批把诚信当作基本美德的人，于是诚信成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制度要求。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问题是，诚信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小，虚浮风气太盛，这是资本施展魔力的严重障碍。但国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十分强烈，在国际市场的范导之下，中国社会随着“外在制度”之日趋完备，“内在制度”或可逐渐形成。

二、主流经济学是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经济学

当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被凸显为社会中坚的时候，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修改就会越来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从而使“资本的逻辑”产生越来越大的规范力量和激励作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济主义是直截了当地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意识形态：它不再矫言，人们拼命赚钱是响应“神召”；它断言，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惟一源泉3。在经济主义和现代制度的激励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投放在经济活动中，于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时，为使资本不断增殖（即社会经济不断增长），为使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卖得出去，就必须激励“大众消费”，鼓励奢侈消费和“符号消费”。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更胜于重视其使用价值时，这个社会便已进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消费主义就应运而生。显而易见，消费主义就是经济主义在消费社会的翻版。
消费社会激励人们大量消费，归根结底就是这个社会的资本持有者在激励人们大量消费。现代消费主义掩饰了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意义追求之间的界限，激励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鄙视消费主义而特立独行的典型人物是19世纪美国的大卫·梭罗，他一生都在进行着这样一种“人生试验”：用最少的物质财富，过最丰富的生活。他以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他的著作却展示了一个真正特立独行者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不知就里的人可能会认为他的一生很不幸，但他宣称自己的一生过得很幸福，他相信自己是世上少有的幸福的人，一生无怨无悔。梭罗的“人生试验”雄辩地证明，消费主义不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不必都像大卫·梭罗那样生活，我们可以适度消费。那么该如何界定这个“度”呢？最低的限度似乎是足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食品、御寒保暖且保持基本体面的服饰和遮风蔽雨且适度舒适的居所。但人是生活在文化之中的，文化有把人的本能需要无限扩大的功能。在此所列出的三项，只有食品一项可通过现代生物学和营养学而明确界定最低限度。其他两项都必然是历史地变化的。人类对服饰的追求绝不可能仅满足于御寒保暖，一旦顾及体面，就可能向奢华方向发展。人类对居所的要求也绝不可能仅满足于遮风蔽雨，一旦顾及舒适，就可能向奢华方向发展。但我们可定义一个绝对最低限度的消费，那便是只消费足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食品，而不讲究口味，更不以食品消费方式标识自我；只消费足以御寒保暖的衣服，而不以服饰标识自我的地位和身份；只住足以遮风蔽雨的居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造的小屋或可代表极限），而不以居所标识自我的身份地位。这个最低限度的消费是可以科学地界定的，尽管现实中只有颜回和梭罗那样的人才会真的依此消费。
对于真正能独立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来说，明确意识到这个最低限度十分重要。一个身体、精神皆健康的人，通过学习、工作而挣得能满足绝对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并不难。如亚当·斯密所言，“最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即可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
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也许是粗鄙的，但却是合乎人性的。在他们看来，“资本的逻辑”支配一切的社会恰恰是最好的社会。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是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经济学，其关于人性的基本预设是：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存在者。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是个人的自然倾向，永无休止地追求经济增长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如果人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便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改变的，“资本的逻辑”是不可限制的。
永无休止地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质吗？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什么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在出生时没有能力选择社会制度，他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定社会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能强有力地塑造一代又一代的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中国城市中的人，自幼就浸润于商业气氛日浓的社会中，自然很容易成为消费主义者。但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和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自幼就浸润于革命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氛围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他们中许多人至今仍未完全蜕尽理想主义气质。
当代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借助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特别值得重视。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标榜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只研究（或描述）事实，不作价值判断。实际上这种打着价值中立旗号的科学有极强的价值导向作用，它的基本价值导向就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科学“离不开价值判断”，“在经济学中引入人本主义就是要重视价值观”4。
主流经济学混淆了需要和要求，而把人的所有需要都看作要求（或欲求）。“而要求只是被看作个人所选择或偏好的、使其效用或满足最大化的东西。”5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要求，需要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层次的需要是不可公度的。但以功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用同一把满足感的尺子来衡量不同的需要”。这当然具有计算上的便利，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生活似乎都有把一切都转换成数字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时代就是个“数字统治的时代”。6“资本的逻辑”要求“数字的统治”，要求统一度量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货币的优点之一是便于计算。“资本的逻辑”要求把一切人类活动都归结为经济活动，从而货币可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在根据“资本的逻辑”建构的当代生活世界中，人们相信，追求意义就是追求金钱和物质财富。这是“资本的逻辑”和消费主义对人们意义追求的最严重的误导！
资本主义让多数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但它抑制人们以真正多样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一个社会若不能为人们不断满足高层次需要创造条件，而一味激励人们无止境地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就会导致人的畸形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它激励人们成为赚钱和消费的好手，但并不鼓励人们追求精神创造和多种文化创造，更不鼓励人们培养德性，追求极高境界。于是，今天被社会推举的优胜者、获奖者或名人往往不是真正卓越的人。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则是个极度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个物质文明如肿瘤般膨胀，而精神文明极度萎缩的文明。
在“资本的逻辑”的支配下，在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导向之下，社会重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欲望创新，但决不鼓励真正的价值观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资本的逻辑”和主流经济学隐含着强有力的价值观，这就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当代社会鼓励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只是实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目标的创新，而不是真正的价值创新。如果说使每个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要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那么，激励人们仅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则是资本主义的巨大错误。在根本解决了物质匮乏问题的前提下，健康的社会应激励自由的价值创新和精神创新，而价值创新和精神创新就是人生意义的创新。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现代发达社会，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非拥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由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在消费社会，人们认为钱越多越自由，购买得越多就越自由，人们只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看重生活方式的创新。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激励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如果没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真的很难“科学地”驳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你尽可以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是粗鄙的意识形态，尽可以说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是俗不可耐的7，但众多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会回敬说：你们愿意追求精神丰富且乐于过物质上简朴的生活，那就请便吧！别来干涉我们的物质豪华生活！我们有过这种生活的权利！按照“资本的逻辑”建构的现代文化固然把“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当作人的权利，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人这样的权利！如果说哲学伦理学能说明消费主义是粗鄙的，那么生态学则表明，几十亿人按消费主义指引的方向生活是极度危险的：地球生态系统不能支持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消费主义激励的集体生活方式是自杀式的集体生活方式。不弃绝这种生活方式，人类将走向毁灭！

三、限制“资本的逻辑”，只能靠一场“渐进的革命”

自由主义是现当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民主宪政和市场制度给信仰不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制度框架（基本制度是受国家垄断的暴力维护的，即违背基本制度者是会受到强制的），至于个人持什么精神信仰，那是私人或特定族群的事情。但事实上，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制度的制定。笔者并非一味反对基本制度保持中立性。能确立中立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基本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今天架构一种中立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彼此协作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回事，努力使政治、经济制度对不同宗教和信仰保持中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经济制度公然偏袒某一宗教，压制其他宗教，那便必然导致思想专制。所以，政治、经济制度的中立性是制度建设的理想目标。本文以上已表明，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虽努力保持其对各种宗教的中立性，但它却受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过强影响，归根结底，受“资本的逻辑”的有力约束。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条件的制度应努力保障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以保障绝大多数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要，但它不必刺激、胁迫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它不应该特别偏袒经济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笔者不主张放弃基本社会制度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信仰的理想，问题是现当代制度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信仰处于相互支持的关系之中，这样，基本制度对知足常乐者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制度中立于各种宗教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中立于思想或价值观，因为任何“外在的制度”都是在某种思想或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的。现代制度就是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的8。
有人倾向于把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也看作中立于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这是矛盾的糊涂看法。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既是已渗透进基本制度的意识形态，也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是主导生活时尚和社会潮流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它们似乎可以与各种宗教观念并行不悖，但这是各种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不断退让的结果。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仍有许多人信基督教，但他们的信仰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人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已被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冲淡。今日基督徒们的信念已不再是纯正的基督教信念，因为其中羼杂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信念。他们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赚钱、及时消费，周末才到教堂去寻求主的安慰。认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中立于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相当于认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人人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就像人人都必须呼吸一样），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十分荒谬的看法。
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如果把“利益”理解为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便只好承认，“资本的逻辑”是最合乎人性的逻辑，消费主义是最人性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实，“资本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坚强表现，得益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导向的“成功”，但这决不表明“资本的逻辑”必须成为社会建制的指南，更不表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符合人性的真理。
“资本的逻辑”制约的社会似乎给人以理解最高价值的自由，即人们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但由于民主过分受“资本的逻辑”的制约，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便打了折扣。由于整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始终处于互相支持的关系，且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受国家垄断的暴力机构维护的，于是制度和作为社会中坚的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对所有不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构成巨大的胁迫作用，这正是所有宗教（包括原本强烈反对物质主义的佛教）向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妥协的根本原因。
反对“资本的逻辑”支配一切不意味着必须走向极端，如回归中国“文革”时期的计划经济。没有经济活力的社会是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使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以满足，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是，取得这项伟大成就之后，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仍尽力激励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十足的愚蠢了。走出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限制“资本的逻辑”9。
如何限制“资本的逻辑”？谁来限制？只能靠一场“渐进的革命”！或许立即有人说，“渐进的革命”是个矛盾的概念。其实不然。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变当然是一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将与历史上的革命截然不同，这将是发生在民主、人权观念十分深入人心的历史时期的革命。它不会再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而将表现为一场由价值观的逐渐改变所引发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它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次革命有望在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中逐步地得以实现。在任何一个历史片断中或许都看不出什么革命，但经过长期的渐变后，就会发现：文明经过了革命。
生态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将是革命的关键。生态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绝不仅是少数思想精英宣传教育的结果，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们不断警示和惩罚的结果。随着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各种污染的日益严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生态价值观。信持生态价值观人们会去限制“资本的逻辑”！
生态价值观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的增多，意味着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的减少。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不再是社会的中坚，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到那时，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就不会过多地受“资本的逻辑”的支配。到那时，梭罗、颜回式的人们就不会被看作没有人性的怪人，而会被看作学习的榜样；拥有巨大豪宅、游艇和许多汽车的人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他们甚至会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向这些人学习，人类将走向灭亡！到那时，会有较多的具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进入政治领导层，于是国家和政府就不会只是“资本的逻辑”的执行机构，而是推动文化健康发展的组织。到那时，国家和政府就会采用一些限制“资本的逻辑”的办法，如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福利税制，使医疗和基础教育退出市场，激励慈善事业，激励各种非营利性事业，给生态产业以优惠政策（如在生态产业与旧产业竞争时期对生态产业免税、减税），大力投资生态学、生态技术、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研究，激励科技的生态学转向。
当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不再是社会的中坚，而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时，国家和政府会保持更高水平的中立性，因为它们不仅对各种宗教保持中立，还对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中立（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被生态主义所取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如此。国家、政府和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再一味地激励拼命赚钱、及时消费。生态文明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将激励人们更加自由地创新，不仅激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而且激励人们进行价值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

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看透“资本的诡计”，摆脱“资本的逻辑”的束缚，去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去创造发明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国家制定鼓励适度消费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如，根据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承载力，计算可允许使用的汽车数量和住房面积，进而规定每个公民可拥有（消费）的汽车数量和住房面积。如每个中国公民或许只能拥有十分之一辆汽车，只能拥有40平方米住房，这或许就是公民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的生态极限。这种生态极限是可以科学测算的。用科学方法测算的生态极限，就是大众消费不可突破的度！富有者想多消费，必须交重税。可见，我们可以根据生态学和经济学来规定一个适度消费的度！
人类中也许永远都会有一些物质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当然永远都应该受到尊重。人类文明也许永远都不能废除市场经济。在生态文明中，市场制度可与民主法治一起激励产业结构的转换，激励人们消费偏好的转变。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生态良知，具有对清洁环境和自然美的偏好时，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对生态产业和清洁生产的呼声，有越来越大的对绿色产品的需要，从而逐渐发育出生态产品和绿色消费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会呼唤、支持并激励生态经济制度。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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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0页。

2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当是中国产权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3何谓经济主义，可详见IanDavison,Value,EndandSociety,UniversityofQueenslandPress,1977,P.174.

4【美】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美】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6【美】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实际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也给出了生活高雅和艺术高雅的标准，浅薄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看到梭罗式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今天中国之开高档轿车者大多看不起骑自行车者。

8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型塑着现代制度，民主社会张扬自由、平等，成为社会中坚的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可通过民主程序而让制度体现自己的意志，更不用提商界巨子们能通过更隐秘的方式影响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9注意：这里只说“限制‘资本的逻辑’”，没说“废除‘资本的逻辑’”。

●本文责任编辑曹春玲

《绿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