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健康力量（左派）究竟存不存在

党内健康力量（左派）　　

究竟存不存在　　

———与一部分左派网友商榷　　

作者  刘络　　

党内健康力量（左派）究竟存不存在？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一部分左派网友（披着“左派”外衣之奸细除外）则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自毛主席逝世后，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在资产阶级西化派的策动和配合下，逐步窃取并完全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改开路线；共产党已经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我国社会已由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完全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因此，共产党彻底烂掉了。倘要在我国重建真正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另起炉灶。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包含着比较浓厚的盲动倾向，因而是有害的。何以见得？改开三十多年来，我国确实出现了非常复杂而严峻的情况。党内资改派在西化派的策动下窃取了相当大的权力。推行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结果，我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资本主义已基本复辟。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存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土地、森林、矿藏等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还存在，所以，还没有完全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宪法规定我国仍然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党章上也仍然明确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条规定，是资改派、西化派企图将我国推入附庸于帝国主义的殖民资本主义深渊的难以逾越的两大障碍。改开三十多年，时间不短，为什么资改派、西化派的图谋尚未完全得逞呢？我们只要深入地观察、研究一下，便不难发现，党内健康力量（左派）的存在，并与之展开针锋相对、坚韧不拔的斗争，也是重要的原因所在。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首先，从历史的层面看。毛主席逝世后的1977年至中共的十七大，三十年间，党内左派同走资派、资改派、西化派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初步计算，比较大的斗争就有四次。　　

第一次发生在改开之初。毛主席逝世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觉得浑身羁绊一下子全崩断了，可以“大展宏图”了，于是蓄谋已久的复辟计划便一套一套地施展了出来。他纠结了一批资改派加紧了夺权复辟的步伐。针对这种图谋，党内左派利用当时尚能掌控的舆论工具，表达了继承毛主席遗志，沿着他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不料这种正确的表态竟遭到走资派一伙强烈抵制。他们借口“真理标准”问题大批所谓“两个凡事”。在这场修正毛泽东思想与捍卫毛泽东思想、歪曲社会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中，较量的结果，左派虽然处于劣势，但毕竟初试了锋芒，经受了锻炼，为以后斗争的展开奠定了思想的和策略的基础。　　

第二次发生于1989—1992年间。此时我国已推行改开十多年了，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多国营和集体企业皆因所谓“亏损”而纷纷倒闭。私营企业则大量涌现。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闯开国门，登堂入室，到处抢占地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西方的颓废文化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像瘟疫似的到处蔓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所谓“并非机械教条”、“应当与时俱进”等口号下迅速被边缘化。党内思想混乱，许多干部意志松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社会上贪污贿赂盛行，道德滑坡，黄、赌、毒、黑纷纷出现。文化上受害尤烈：伤痕文学、有闲文学、低俗艺术等等充斥于文艺领域。由于资改派的默许和纵容，国外反共反毛反华势力公然指使西化派兴风作浪，以致酿成了“89风波”。风波平息后的1990年2月，党内一位左派领导干部撰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认为根据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之中存在决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辨证唯物主义原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就是改开十年来涌现的个体经营经济。要根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必须消除私有制，恢复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文章还对改开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考问。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北京一些媒体中的左派同志纷纷撰文响应。同年7月底，北京一家报社发表一篇题为《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对改开十年来资本主义死灰复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重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先进性、正义性及其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捍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决心。该文的发表，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人民重新燃起了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可惜这些都遭到了资改派的顽固的抵制。他们在当时残余的惊魂稍定的西化势力的引诱和策动下，不仅不转变立场，修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不久，终于抛弃了社会主义，全力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正在一步一步进逼中国人民。　　

第三次发生于1995—2002年间。此时改开已经推行二十多年了。针对资本主义复辟越来越猖獗的现实，党内左派同志写了大量的文章或发表讲演，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害以及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的忧虑。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篇较长的文章，极右派称之为“四份极左万言书”。它们分别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以及《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四篇长文的共同特点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粉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尤其是要挫败新生资产阶级图谋窃取各级政权的努力；经济上复兴社会主义公有制，抵制和逐步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文化上则提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科学的健康昂扬向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反对和剔除一切颓废的腐朽没落的低俗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第四份“万言书”，对当时一批十分猖狂的头戴“经济学家”、“法学家”、“著名作家”、“著名理论家”桂冠的极右分子及其国外背景，指名道姓地提出严厉的批判，同时还对当时一些极右媒体也给予了义正词严的抨击。这些闪烁着马列毛主义思想光辉的文章，通过一些左倾报刊和左派网站发表之后，革命干部、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弱势群体惊为天降纶音，奔走相告，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资改派和西化派对此十分恼火，不仅斥之为“危言耸听”、“无稽之谈”，而且竭力加以淡化、掩盖和封堵。　　

第四次发生于2004年—中共十七大。此一时期，在资改派和西化派的卵翼下，新生资产阶级迅速壮大，羽翼丰满。他们脔割、攫取、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残酷地盘剥、榨取了大量工人、农民工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剩余价值，纷纷爬上百万、千万、亿万富豪的宝座。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基本复辟了。社会上贪贿横行，弊端丛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道德沦丧，世风每况愈下。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左派同志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和演说，揭露和批判资改派、西化派力图在我国迅速而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亦即附庸于帝国主义的殖民资本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次浪潮”、一份“万言书”和“一本书”。第一次浪潮大家称之为“郎咸平浪潮”。针对当时贪官污吏伙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互相勾结、上下其手，瓜分和鲸吞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的严重事实，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从2004年6月起，多次撰文举办讲座，指名道姓地痛斥这帮丑类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的普遍关注。事情虽然在资改派的庇护下不了了之，但郎氏文章的凛凛威风，足以使那些发“国难财”者闻风丧胆，不寒而栗。第二次是“刘国光浪潮”。2005年，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文章，批判在资改派和西化派的把持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一些人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奉为圭臬，事实上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在经济学和经济领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掩盖不了的。这一次浪潮虽然在左右双方的论战中逐渐消退，但这“惊涛拍岸”之震撼力，使极右们尝到了左派战斗锋芒之凌厉；他们的“经济学”的漂亮外衣亦难以掩盖其处处捉襟见肘的尴尬。第三次是“巩献田浪潮”。2005年，《物权法（草案）》以向全国征求意见为名公布。参与制法者名单中，有好些个臭名昭著的西化派“法学专家”，因此这部法律自然深深地打上了新生资产阶级的烙印，当然引起了左派同志的愤慨。巩献田更是拍案而起，连夜上书全国人大，指出此法假托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名义，其实质是要使一些人利用罪恶手段切割、攫取、侵吞来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以及残酷剥削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所获取的黑色利益合法化。巩氏的上书正义凛然，震动了有关部门，以致这部旨在保护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延搁了很久才得以勉强通过。可见左派同志站在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上，即使是一人一骑亦显示出了其力挽狂澜的威力。第四次是“张勤德浪潮”。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张勤德同志以犀利的笔锋，凌厉的攻势，无可辨驳的事实，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经济学界、法学界、理论界的所谓“精英”、“专家”、“教授”，揭露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带路党”，力图将我国推入殖民资本主义深渊的险恶用心。他的仗义执言，自然赢得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普遍认同，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这帮丑类的“庐山真面”；也充分显示出左派同志不计安危，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大批左派同志义愤填膺，纷纷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极端严重，官场的贪腐和资本家的盘剥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严正指出：当前的改开，其性质并非社会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所以应当悬崖勒马，回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轨道上来。——这就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一份‘万言书’”事件。　　

中共十七大前夕，社会上流传一本书：《纪念毛泽东》。书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尤其对他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歌颂。这在极右派、西化派肆无忌惮地丑化毛泽东、攻击社会主义的妖雾迷濛的时候，这本书不啻敲金戛玉，确实起到了石破天惊的作用。不过作者的某些观点略显过激，缺乏冷静而全面的观察和分析，有的语言过于情绪化。这当然是白璧微瑕。　　

2006年，是毛主席逝世30周年。左派作家，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而名闻中外的魏巍同志，撰写了《深深的怀念》这篇纪念文章。他倾注满腔激情歌颂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对否定、贬低和诬蔑毛泽东的反动思潮表示了愤慨；他严正斥责帝国主义妄图肢解我国、亡我中华；严厉抨击党内走资派执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抛弃尊严和体面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跑癫癫的丑态。它简直是一篇感情强烈而又畅快淋漓的反帝反修反资的檄文。与此同时，老左派、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为《高唱〈国际歌〉前进》，文章在歌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修正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揭露的批判。严正指出：“150余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书，无数的大块文章，但丝毫也不敢触及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举起这块试金石，什么冒牌的‘社会主义’都会暴露无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明亮的照妖镜。在这面镜子面前，披着红色伪装，向私有制、向资本主义跪拜，与霸权主义称兄道弟的鬼怪，都要现出原形。”在这里，他把冒牌的“社会主义”的庐山真面揭露无遗。堪称战斗的号角，斩妖的利剑。此外，老左派、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马宾同志更是大声疾呼：“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在当时一片反左反毛的狂叫声中，它简直就是一声振聋发聩的雷霆巨响！　　

其次，从现实的层面看，近几年，党内外左派与资改派、极右派、西化派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30多年来的反复较量，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党内外左派，其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扩大，阵营越来越齐整，声势越来越壮阔。左派在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中，虽然仍处于劣势，但我们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大。敌人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充满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因为我们站在宪法和党章的高度，占据道德和正义的制高点，我们的声音代表了亿万劳苦大众的心声。而敌人则十分恐惧。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正义的、损人利己的，是极度心虚的。他们只能靠诬蔑、毁谤、谎言和欺骗过日子；一旦离开了这一套，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了。　　

在我们的队伍中，老左派仍然十分活跃，“新左派”更如雨后春笋，层见叠出。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而张宏良、孔庆东、大众民主、钢筋水泥等等，更是其中之翘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模式”的出现。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共同富裕”。“共富”与“先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不同凡响。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它宣告了“先富论”的叫停和破产；其二，它有可能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一个转折点；其三，它让全国人民重新看到了回归社会主义的一线曙光。而在重庆主政的薄熙来等同志系党内左派是毫无疑义的。因为“重庆模式”一开始就遭到极右派头目胡德平、西化派“精英”杨继绳等人的谣诼和攻击，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便是明证。有人也许会说：你不要拔高，“重庆模式”并未消灭私有制。诚然。重庆目前的政策，并不限制和消灭私有制。但以后呢？按照毛主席《矛盾论》中的观点，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变化，是事物内部既统一又斗争的结果。统一是相对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事物的变化也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质的飞跃。因此，我们对“重庆模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党内左派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壮大。正因为有这股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党才没有完全腐烂；国才没有完全变色；资本主义才没有完全复辟；中国才没有完全沦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救党保国才有这种前提和基础。否则——恕我说些很不中听的话——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左派网站一夜之间被敌人封杀；左派同志（网友）不断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帝国主义军舰气势汹汹地开进我国海港和内河，美国大兵一手挽着枪带，一手抓着啤酒徜徉在北京、上海的街头！　　

至于我们当前真正的敌人是谁？主攻方向怎样？应该如何克敌制胜？许多左派同志已有十分完备的论述，于此不赘。　　

我们希望这一部分左派网友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克服片面性，增强全面观点；克服形而上学，掌握唯物辨证法；克服盲动倾向，增强冷静的思辨精神；讲究斗争策略，精准地打击敌人。我们呼吁：全体左派同志团结起来，求同存异，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为早日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　　

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