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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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龚 云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11-5-5 16:04:46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青年文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毛学”。不可否认，在对毛泽东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三十年的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说明，要超越神化和鬼化，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做到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一、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个阶段是理论上正本清源、政治上进行科学定位阶段。

 “历史决议”克服了“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神化的问题，又克服了“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存在的简单否定的倾向，从理论上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基本体系，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确地解决了毛泽东的功过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讨论历史决议中，有几千名高级干部参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重要讲话，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文章，都立足全局，站在政治的高度，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定位，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高准绳。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文件，对今天研究毛泽东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是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指南。

第二个阶段：从1981年下半年宣传学习“历史决议”到1983年底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是广泛宣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历史决议”的阐释，同时理论界开始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体系和灵魂来初步开展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展开了初步的研究，以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为代表。

以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为契机，许多老同志发表了回忆毛泽东生平的文章，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党中央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大会，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进入学者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客观地研究毛泽东，是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第三个阶段:从1983年底到1989年“政治风波”，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和进入学科建设时期。

这个阶段，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比较活跃时期，一些学会、刊物和学术活动开始涌现。1980年成立了最早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1986年10月全国性的 “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学会”在众多的专业组织基础上成立。

一些国外的研究动态、信息和观点传入国内。学术界对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开展了研究，1988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毛泽东晚期思想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1989年1月，萧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论文集结集出版，并引起很大反响。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受“文化热”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传统文化对早年毛泽东和晚年毛泽东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也有学者简单运用西方的一些思想，研究毛泽东的心理，使研究缺乏科学的基础；社会上也出现了对毛泽东诋毁的声音。

第四个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3年底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出现热潮、进入高峰时期。

 这个阶段，以建党七十周年、特别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出现了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潮。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修订出版发行达700多万套，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当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了“毛泽东研究述评研讨会”，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1993年，围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就达6000多篇（部）。

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上出现“毛泽东热”，关于毛泽东的通俗书(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歌曲、纪念品大量热销。

    同时丑化、否定毛泽东的声音开始出现，以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为代表。

第五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年，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时期，学术性特征越来越强，政治性日趋淡化。

平稳发展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毛泽东文集》（8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本）、《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1993年底出版）；研究成果的出版，以《毛泽东传》（1996年和2003年出齐）为代表，该传记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者在占有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而撰写的一部最权威的毛泽东传记。

学术界越来越把毛泽东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按照学术的规范进行研究。

第六个阶段：从2004年到现在，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了边缘化趋势，民间怀念毛泽东成为突出现象，重新评价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大。

由于毛泽东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地，研究毛泽东不易取得大的突破，更主要的是在不少人眼里，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离现实越来越远，学术界急功近利心态比较重，不愿意沉下去，研究视角比较窄，所以研究成果出现低水平重复，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毛泽东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边缘化。

    由于社会的大变动，社会上特别是弱势群体中，对毛泽东的怀念越来越强，出现把毛泽东神化现象，把毛泽东作为向现实抗议的重要凭借，因此，在民间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着非理性化倾向。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相对客观的成果。

同时，一些回忆录，以重新评价党的历史为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甚至否定毛泽东，特别是在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中和自由化分子中，毛泽东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重要突破口，以历史虚无主义为集中代表。

  二、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历史人物，对毛泽东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对毛泽东的研究，要给予高度关注，要超越神化和鬼化，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首先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毛泽东研究永远不会过时。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受到世界的关注。 2009年6月19日、20日希腊总统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时表示：“毛泽东是你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很崇敬，他和他的思想对我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影响。”[①]因此，要改变目前毛泽东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集中一批力量加强毛泽东研究。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要注意毛泽东研究的特殊性。与一般历史人物研究不同，毛泽东研究直接为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它关系到对执政党历史的正确理解，关系到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因此，毛泽东研究要有政治意识，要求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讲政治，要以史为鉴，服务中心，围绕大局，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不能远离政治，追求纯学术，崇尚所谓客观、价值中立，为研究而研究。

正确研究毛泽东，必须增强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对毛泽东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

“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污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②]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必须抓住毛泽东一生的本质和主流。

从方法论来看，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要求抓住本质、主流，而不应抓住支流、现象就妄下结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进行的。将其抽象起来，孤立地进行描述，不但不利于认识其本质，反而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对这种方法，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③]

尽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犯过错误，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不讲毛泽东的这个本质和主流，只是一味热衷于暴露他的缺点和错误，那么，即使所讲的缺点、错误确实存在，它所提供的关于毛泽东的整个图景在根本上仍然是不真实的，是对毛泽东的整个历史的曲解和丑化。

因此，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的功绩，既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负责。历史虚无主义研究毛泽东，恰恰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把毛泽东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这样做是历史的严重歪曲，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

科学地研究宣传毛泽东，必须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

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而艰巨的事业。因此，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不可避免地犯各种错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必须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从暴露、控诉、攻击的目的出发，把毛泽东的历史描绘成是错误的堆积。

因此，必须历史地分析毛泽东犯过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④]。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就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必须坚持。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他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⑤]

历史地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造成的。对于毛泽东一定时期犯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分析，把毛泽东所进行的艰苦探索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毛泽东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是一笔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⑥]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历史观问题决不仅仅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具体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对当今的相关人物、现象和事件的价值判断。所以说，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涉及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必须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进行周密的分析。

毛泽东研究是一门历史研究。因此，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⑦]。要占有大量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阐明事物的内部联系。

要充分地占有资料。“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不要把表达观点与叙述事实完全隔离开，隔离开写出的东西就会枯燥无味，使人不想看。”[⑧] 对毛泽东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要继续做好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同时，必须加强对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历史信息的了解和研究，注意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毛泽东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

要对资料进行周密的分析。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不等于都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随便拿来作为历事实依据，而是需要进行分析和选择。“写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要对材料进行筛选。科学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重新写下去，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包括历史的著作者）的思想会不断更新，对史料的取舍、评价会有所不同，甚至大不一样。”[⑨]当前特别要对各种回忆录、日记进行周密分析，不能把它们当做评价毛泽东的历史的主要依据。

三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毛泽东研究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仅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对毛泽东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对推进毛泽东研究、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深情地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⑩]

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讲话中再次指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是推进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要以此为指导，推进毛泽东研究。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青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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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光明日报》2009年6月23日。

[②]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⑧]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页。

[⑨]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⑩]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