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关于《中国的红色小资 》的问题；与麻兆森网友商榷

谈谈关于《中国的红色小资 》的问题；与麻兆森网友商榷　　

一、关于“中国红色小资和工人农民运动的脱节性 ”　　

姑且将“红色小资”称为“左派”吧，但这“左派”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红色小资”依然是小资，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帖文说，“中国的红色小资虽然代表工人农民的未来利益，但是他们的主张却是和工人农民的实际运动脱节的…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对他们主张和要求的明确支持。”　　

《共产党宣言》写到：“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对此，一切共产党人（革命者）都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将此作为制定政策和实施策略的重要依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将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对于“左派”之所以“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对他们主张和要求的明确支持”，应当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真正的左派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处于“星星之火”的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那些所谓的“左派”的主张，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与现实的阶级斗争脱节，所以“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对他们主张和要求的明确支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所谓的“左派”的主张，代表的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尤为可笑的是，那些所谓的“左派”以“救世主”自居，视工农为群氓；工农当然就不买他们的帐了。　　

真正的革命者追求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他们都并不感到陌生。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工人农民要比那些小资产阶级理解得更加深刻。因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消灭一切剥削，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使工人农民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　　

帖文说“现在工人农民的实际斗争是在改革开放法律范围内的实现现实法律应给他们但却未给他们的利益” ，“农民的斗争主要是在现代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目前工人农民的运动要求远没达到实现他们主人地位的地步”。　　

“未给他们的利益”？“自己应得的那份”？ 在当今法律范围内，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一切，都是工人农民丧失了“主人地位”的结果。难道他们会不明白？他们之所以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如今，他们之所以抗争，那是在争取生存的基本权利。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受到政治上的打压。　　

帖文说，“社会主义是工人农民的自己的事，但大多数工人农民是没这个认识的。”社会主义怎么仅仅是工人农民的自己的事呢？如果按人群来划分，还应当包括那些普通的士兵；如果按阶级划分，难道不应当包括小资产阶级吗？“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引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二、关于“中国红色小资们实际上都是左转派”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从模糊到清晰，从现象到本质，对人的认识也是如此。人们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才渐渐变得聪明起来，才抛弃了原本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怎么做。蒋介石当年也是高喊拥护“三民主义”的。对于国家，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极其深刻。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关键是看国家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即：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美国就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哪一个总统上台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总统毕竟是左右国家政权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支撑总统的是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支撑着总统。也可以这样说，总统是左右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推选出来的，总统必然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否则，总统就会被弹劾，就会下台。当然，统治集团内部有时也有斗争，却是资产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尽管他们打着不同的旗号，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所谓“左转派”的看法是幼稚的，“左转派”的鼓吹者只能使善良的人们对严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天真的幻想，实际上帮了资产阶级的大忙。　　

三、关于“中国红色小资的三大弱点”　　

如果摘掉“红色”的帽子，就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也有左中右，对他们则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小资产阶级左派，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的一部分，但是小资产阶级右派则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从整体来看，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资产阶级。他们既具有革命性，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自身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但是，对于真正的左派来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引自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引自《毛泽东给xx的一封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终究不会长久。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算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它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反动、腐朽力量的反抗，继而出现一些复杂曲折的情况。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引自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引自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江山代有才人出。时势必然造就大批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必定推动历史的前进。　　

四、关于“中国红色小资的根本出路 ”　　

帖文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没有生产活动其他一切人类的活动，如艺术的、文学的、宗教的、政治的包括阶级斗争的活动都不会发生，都无从发生。”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是恩格斯针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所做的说明，继而阐述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阐述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以及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变化和形态的更替。　　

帖文说，（红色小资）“他们的经常所想的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改造社会，通过组织政党通过组织政治团体的方法去改造社会……这些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改造社会，当然还应当包括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来改造社会，而这完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怎么能说是“唯心主义”呢？　　

关于“进行社会主义小生产”问题。这方面不想说得太多，建议麻兆森网友认真读一读《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相信读过这一节之后，便会发现所谓“社会主义小生产”并不新鲜，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就产生过的幻想。现将这一节的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⑧，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　　

“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