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当代中国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学或社会科学学
马克思主义学
——当代中国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学或社会科学学
(黄凤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前面已经写了《当代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学或社会科学学》,按照科学学分析社会科学的框架简单分析了作为当代中国非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权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里将在科学学的指导下分析作为当代中国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学或当代中国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学。其实,笔者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原理》中已经阐述了科学学原理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继承关系。但是除此之外,要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地位,还需要从历史的高度,用科学学还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两块。我的理解是,前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用F()>1(请见《传统社会科学》一文)的知识体系反映自身哲学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对应政治哲学;经济价值观对应经济哲学;文化价值观对应文化哲学。哲学价值观作为三者的抽象统一,那么哲学就成为三者的逻辑基础了)和自我生成的终极原因的哲学;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主体用F()<1的知识体系反映自身哲学价值观和自我生成的远外部原因的哲学。前者以哲学的方式用“我”的产生终极原因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从而反映自身的哲学价值观,后者以哲学的方式在前者的体系下,用“我”的远外部原因(非终极外部原因)回答“我”是怎么产生的问题,从而反映自身的哲学价值观。
唯物辨证法认为,存在是由存在内部的矛盾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决定了存在的发展,我称之为矛盾存在论。同一体(中国思维论坛上的盆景苍松先生将矛盾存在论区别为同一体的矛盾存在论和统一体的矛盾存在论,并说明了后者比前者的科学之处)的矛盾存在论背离直观,似乎只能分析阶级斗争(的确有人这么认为)。其实,这种矛盾存在论连分析阶级斗争也指导不了,它只哲学地反映了阶级斗争格局或国内社会分工实践模式处于剧烈变动时的国家主体的阶级斗争哲学价值观。这种阶级斗争哲学看似否认存在的统一性或国家的调和性,实际上恰是用这种矛盾的不统一来哲学反映国家不可调和的本体或终极原因,用国家的不可调和来反映国家主体的不可调和的或阶级斗争的价值观。既然是国内社会分工实践模式处于剧烈变动的国家主体的价值观,那么强调阶级斗争对该国家主体来说必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提升该国家主体的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阶级斗争价值观是主体主义国家主体(近代以来包括主体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体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因为相对于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先进而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落后的客体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体来说,那些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落后的国家只能通过提升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方式来达成国际平衡或增加国家主体性,从而形成主体主义的国格或国家意识形态品质。请参考《社会科学学原理》,《国家原理》)的价值观。近代以来主体主义国家包括主体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体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体两种。对于前者,因为该种国家无庸置疑地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统治阶级,所以如果说阶级斗争价值观是该种国家主体的价值观的话,容易理解。而对于后者的哲学价值观是阶级斗争价值观的说法,碍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认为一国也能成功实行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对现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阶级性的判断,则不好理解。科学学学派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区别于民族社会主义或纳粹主义)来解决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实践问题。请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原理》,后面也将涉及。
作为同一体的矛盾存在论的修正,统一体的矛盾存在论认为矛盾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时空上的区分和联系。这个解释无疑比同一体更科学,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掉矛盾存在论的本体论倾向,因为它对于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来源的认识,仍然是内因驱动说。为了还原人类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总体认识(总体认识违背了实践认识论。该总体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内联系的内容,逻辑上连接作为外部联系的阶级斗争价值观和作为内部联系的矛盾本体论两部分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逻辑上自圆或达成完备,直到新的国家价值观在其体内萌芽从而产生悖论。),内因驱动说因此必然具有本体意味。归根到底,无论是同一体还是统一体的矛盾存在论都是反映了主体主义国家主体的阶级斗争价值观的本体论。请见《哲学的三重根或哲学学原理》。
科学学学派提出了存在的三重根原理即存在是由存在的外部联系/外内联系/内部联系三者不可分构成的。三重根原理以实践反映论为基础,正确构建了自身的存在基础。由于三重根原理是对存在的完全中立于主体异质性的认识,因此为所有主体的实践反映活动提供逻辑基础,这也是存在的三重根原理功能上区别于本体论的地方。请见《存在的三重根及其求解》。
作为唯物辨证法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分析应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存在由生产力-生产关系这对矛盾构成。同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指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同时根据矛盾存在论又声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一定反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仍然表明这对矛盾的自然解决之道或统一运动方向。但是为了解决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落后的国家发展先进生产关系或国内社会分工实践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导致的悖论,实践领袖列宁不得不用历史主体辨证法来修正,并攻击过分强调该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是机械决定论。列宁用了主体这个概念,为批判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科学学原理体系提供了方向,因为这个概念是中立于阶级间和国家间的。不过,唯物史观是对阶级斗争价值观的历史本体论证,它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用F()<1的知识体系科学地反映了自身。(当以主体或主体性建构人类社会知识的时候,F()就大于1了,就实现了与人类先前积累的关于人类社会的F()>1的知识体系(人是生物/动物/高等动物/高等智能动物等)的衔接。)
国家原理批判继承了唯物史观。国家原理继承了人类社会实践积累的经验,用阶级主体和作为阶级主体的如国家等调和主体来作为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或反映人类主体内部的主体异质性结构的基础概念。用国际自然分工实践(即相对于某国家的所有外国的综合自然分工实践。之所以实践前修饰分工,是因为国家间的自然实践能力由于自然实践类型和模式的不同而不同。而国际自然分工实践的外部联系是国际社会分工实践,两者之和反映了国际主体性力量的大小)来描述国家的外部联系;用国内社会分工实践(或称国内阶级分工实践。之所以用阶级分工不用阶级压迫或剥削,是因为科学学根据经济的三重根原理对阶级剥削根源的认识是阶级分工或者阶级间对资源的竞争所有。统治阶级竞争所有了相对先进的自然实践类型及其资源要素,被统治阶级竞争所有了相对落后的自然实践类型及其资源要素。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增强的原因是部分被统治阶级成员竞争所有了统治阶级所竞争所有的先进的自然分工实践类型及其资源要素,不会有挤出效应,因为主体性的增加表现为主体改造世界的的能力的增加,表现为实践能力的增加,进一步表现为实践反映能力的增加,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普及和产生先进科技知识的实践类型的推广和普及都将增加主体性。)来描述国家的外内联系;用国内自然分工实践来描述国家的内部联系。实践即主体或主体性。国家主体主体性的增加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增加,二是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增加。尽管某一时段某国国家主体性的增加可能同时来源于这两方面,但是要注意到根据国家原理,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提高是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提高的基础。不说远了,就现代以来我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轨迹就是这样。
读者会注意到,国内社会分工实践类似于生产关系,国内自然分工实践类似于生产力。对于两者之关系,国家原理与唯物史观的结论则完全相反,前者认为国内社会分工实践的发展决定了国内自然分工实践的发展;后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前面已作了对后者的批判。这里要提醒一下,国家的三重根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说国内社会分工实践决定国内自然分工实践之前,要知道国际自然分工实践决定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而国际自然分工实践又是由国际社会分工实践决定的,如此类推。举例,比如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对比封建主义农业国家。由于前者的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大于后者,因此后者不得不提升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搞比资本主义(先进于封建主义)更先进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就是封建主义农业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将所竞争所有的先进自然分工实践(如少量工业和科技知识)普及于部分被统治阶级成员,使后者进入为统治阶级。那么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农业国家,就由于这种国内自然分工实践模式中的先进实践类型在模式中的比例增加而致整个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增加,国家主体性增加。我们就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描述为其外部联系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其外内联系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内部联系是工业化或先进化后国内自然分工实践。三者不仅是空间上的逻辑联系,更是时间上的逻辑联系(请见《存在的三重根及其求解》)。国家原理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
笔者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价值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内容展开的精确反映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体系的知识体系,劳动价值论为反映任何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体系的知识体系提供价值论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是劳动创造价值。那么什么是劳动呢?根据剥削的定义(统治阶级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的活动),劳动是创造劳动成果的活动。这个定义比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具体劳动根据其相关特征而分门别类进而圈定劳动的内涵的做法来得痛快简便,但更反映了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的本质。价值即于人有用的东西。因此,被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创造有用的东西,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有用的东西。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创造没用的东西,但是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对其自身有用。因此,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即于全人类都有用的东西,反映了主体同质性。应该说,这个定义是科学的,是F()>1的。只要接下来,通过还原历史或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还原主体异质性结构的发生过程就可以构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了。唯物史观在国家层面上考察了主体异质性结构的发生机制和过程。前面已有所批判,导致的结果是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正确说明资产阶级(资本剥削实践)和无产阶级(工人劳动实践)的生成原因,更不可能说明两者的消亡原因。因此,剩余价值学说体系只科学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体系,却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该剥削体系的生成和消亡原因或条件,指导不了实践,这也是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难以应用的原因,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根基不牢的地方。而且,对剥削体系的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遇到了困难,产生的众多的介于劳动和剥削之间的或性质不明的实践活动比如科学研究/管理活动等等无从分析。
实际上,科学研究等性质不明的实践活动历来就存在,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前由于数量少不引人关注。在国家原理看来,科学研究等及其他相对先进的实践活动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尽管统治阶级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或阶级差别/主体异质性越来越小。用实践定义主体或主体性,用阶级间或国家间或部落间的差别实践来定义主体异质性,不仅能抽象囊括国家内部包括科学研究等实践活动在内的所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还能抽象囊括国家间以及部落间甚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主体异质性不是天然的,是社会的,其外部联系是主体的同质性,也是社会的。两者之符合即人类的主体性结构,因此能于说明某主体的形成原因和条件,也能于预测某主体的消亡原因和条件(国家原理和经济的三重根原理就是这样的知识体系)。主体性的外部联系是人类的生物性即人类DNA。请见《经济的三重根或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学
权贵资本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非主流(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是主流国家(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跟国内社会分工实践模式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内容是分不开的。
前面也讲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能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原因或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实践往往不得不另辟道路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事实形成的原因。列宁初步使用了主体的概念,金日成则正式使用了主体性思想,而毛泽东所做的则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具体的群众路线来摆脱所谓机械决定论。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像科学学这样把主体性的同质异质结构展示出来,才能最终说明和预测某(阶级/国家)主体的生成和消亡,结果往往导致不是机械决定论就是空想的主体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一种空想的主体主义)。马恩在世时,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阶段,因此两位导师对于能否首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是困惑的,尽管已经预感到社会主义可能先在东方国家产生,但是终究没有重新树立体系。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即一国也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实践成功之前是作为一种假说存在的,这个假说没有获得唯物史观足够的理论支持。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通过革命领袖的部分补充或修正才得以确立。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计划社会主义,即施行公有制并以国家计划为资源要素配置工具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即施行主要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并以市场为资源要素配置工具的社会主义(《当代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学或社会科学学》一文对市场社会主义也有所解读书)。两种社会主义的共同点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成员的个体主体之间不存在异质性即剥削为条件的。但是前面已讲到,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的生成原因和条件,更不可能描述出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内部的主体异质性结构或国内阶级分工实践模式。结果导致,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和失败原因,不能说明官僚腐败和计划经济不效率的原因,不能说明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不能说明改革开放后容易为任何人所直观到的剥削现象的产生原因,更不能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尽管如此,两种社会主义都现象学地反映了相应国内社会分工实践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国家原理和经济的三重根原理基础上的,它认为除非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和国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之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与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之和极端悬殊到前者可以全部消灭后者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的统治阶级是绝不可能把竞争所有的先进实践全部共享于全部被统治阶级的,因为统治阶级至少可以向强国趋附为被统治阶级。但是,如果是极端悬殊的情况,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被灭了,就不用分析了。所以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即使所谓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仍存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只是这种阶级差别小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差别,更远远小于封建主义。封建时期的贵族/地主及部分富农及其他小资产者组成的统治阶级通过吸收部分中农转化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所有者,再给以贫农以土地(集体所有形式)实惠,减小阶级差别。但是达成社会主义的共识不是唯心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各个阶级间通过数次的博弈达成的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是动态存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表明了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红色力量与作为统治阶级的当权走资力量的较量。文化大革命发生和结果表明了两个力量的差别很小,但是统治阶级略胜一筹。两个力量的动态较量过程不影响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先进,先进的阶级分工实践模式导致了先进的自然分工实践模式的产生。文化大革命末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除了开放可能导致的国家主体性的部分输出,国家力量在国际间已能达成平衡,阶级差别因此不再减小了。于是改革开放或苏联解体的共识便产生了,权贵资本产生了。还有一点需要解释,尽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看起来很大,但是只要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导共识没动摇,就如马克思说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阶级差别比系数所显示的要小,而且是结构性的(地区性的),而且随着以土地和其他自然分工实践资源要素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致扩大内需的顺利进行,阶级差别的程度会如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对优越的阶级分工实践所能的实至名归。
科学学学派提出了世界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消亡/阶级消亡的时候,便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作者在《科学学原理草稿》中展望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这个展望是建立在国家原理基础上的。回顾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分布于地球的不计其数的部落主体发展为现今只有200来个国家主体的格局。这个过程是通过国家之间(含部落之间)的竞争实现的。竞争机制就是国家原理中所展现的过程。竞争还包括战争。战争是在国家之间的国家力量通过任何手段也无法达到平衡的时候才出现的,落后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或先进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的国家也可能,因为落后国家通过调整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在战争中能于打败甚至占领(使国家主体变成附属于他国的阶级主体)先进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同时其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落后的国家)战败沦为强国的被统治阶级。因此,国家主体的数量减少了,主体异质性也减少了。《科学学原理草稿》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来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到最后,国家的最后的消亡应该在两个国家主体之间通过在国际自然分工实践能力和国内社会分工实践能力的竞争中实现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就在两国的两方面上的最后的竞争中产生。
( 2010年8月31日 )
请依次参考以下博客文章《知识原理》《存在的三重根及其求解》;《国家原理及当代中国国家性质分析》;《经济的三重根(或经济学原理)及当代中国经济分析》;《社会科学学原理》《哲学的三重根或哲学学原理》《社会科学的两重系统风险及其规避》《传统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某国家主体认识关于社会存在的F()<1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原理》;《当代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学或社会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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