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

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

我读《韩非子集》中的《亡徵》篇，掩卷而认为，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就是说，他在他的时代社会里，是知识分子中一个很正常的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很正直，他很爱国，他对于如何救国，如何强国，对于如何在每天激烈交战的战国形势下图生存、谋发展，形成了并且向他的国家呈上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这一整套看法，不是灵机一动，不是东鳞西爪，而是有他的哲学基础，有他的严密逻辑，有他的事实依据，有他的分析综合，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纸上谈兵，不是耸人听闻，不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诅咒，不是别有所图的误导，是光明正大，是慷慨陈词，是坦诚相见，是一片赤子之心。我简直不能明白，何以人们一提到法家，一提到韩非子，就好像面对着一个偏执的、蛮横的、特别凶恶的人，认为与其说他是一种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狂人，是古代法西斯的鼻祖或二号鼻祖，他永远危害世界，他是世界人类之大敌，对他应当世世讨伐，永远摒弃，时刻警惕。　　

鄙人这番言词喷涌而出，最近的是受了苏东坡王船山“批韩”言词的刺激，他们对韩非子的恶感，是那样不能实事求是，实在令我惊讶。看来从古到今有一个绵绵不绝的坚强的思想，其选定而必欲讨伐之的对立面，就是以韩非子为集大成的这一派的思想学说。从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说商鞅的赵良，到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到苏东坡的《韩非论》，王船山的《非韩篇》，到说商鞅是“早期法西斯学说”，并把王安石归为商鞅一路讥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林语堂，自古以来确实有这样一路很坚强的思想。　　

苏东坡是我最崇仰的古代文学家之一，他的字里行间的人格风度令我倾倒，即使他这样未能实事求是看待韩非子；而王船山是我久仰其名的古代大学者，总是被我们的书籍列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何以会对韩非子抱着那样切齿而不齿的态度呢？我不能不联想他们个人的经历，心想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国家社会一定深受了“法度、刑法”之苦。　　

殊不知韩非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的某种酷吏与酷法的层出不穷，并不就等于韩非子本人和他的学说，也并不就等于正常的“法度”对一个国家社会就不需要。只要是一个国家，总是离不开“法度”二字，只不过会有着多与少、松与紧的区别，也有着这多少与松紧是否正确的问题，是好是歹都会涉及到具体的官员与百姓，是祸是福也在其中随波上下。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在历来儒家经典中，歌颂了一万次的最仁义最完美的上古时代，不是也有什么“五刑、赎刑”之类吗？不是也有什么“流共工、放驩兜、迁三苗、殛鲧、流凶族”之类吗？煌煌《史记》开篇之《五帝本纪》，就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绝不纯粹仁义的图画，是很折腾、很厉害的呢。　　

总之，什么“法度、刑法”决不是韩非子所发明，而是由来已久，是至少自三代以来国家社会古已有之的东西。但在切齿般的痛骂中，好像那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韩非子是最可恨的，在他之前的商鞅之类，当然也不是什么好鸟善类，而韩非子引老子“无为”哲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因此老庄也就成了痛恨攒射的箭靶。这是一笔多么大的糊涂账！这才真正是偏颇的、偏执的、不正确的。　　

赵良劝说商鞅从变法图强之路上退下来时，说过这样劝告的话：“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这分明有着道家的气息。认为苏东坡这人是“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个纯然的道家”，林语堂也说得极带欣赏的意味。可是苏东坡在“批韩”时，却把老庄说成是造成韩非子这一路的祸根，可见苏东坡对韩非子实在是切齿。　　

是的，韩非子是所谓“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因此把身所受朝廷“法度、刑法”之害的不幸与痛苦，就都朝着韩非子倾泼，而高高举起儒家的“仁义”的旗帜，这当然是很妥贴很安全的，可是古人韩非子就这样被埋汰着，也实在是有欠公允啊。　　

对于苏东坡为何会对韩非子切齿痛骂，人们多少是了解一些的，就是他深深卷在朝廷的派别对立与倾轧之中，他有他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他并且也是一个真诚直率的人，决不隐瞒自己的政见，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看法写给朝廷。于是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对立中，站在司马光一边遭受过主张王安石变法的朝廷的罢黜排斥。后来当王安石一派不利而下台，他也曾运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力纠王安石变法。他认为他是为朝廷、为天下苍生。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天下苍生的确很苦，王安石变法的好心好意也不见得收获好的结果，他决不赞同王安石变法，政见完全不同。但他又与自己追随的司马光发生歧见，他认为有些变法可以适当保留，这就又遭到排斥。而随着宫廷势力的变化，王安石一派又曾得过势，但王安石并未回到朝廷。如果说王安石是个君子，那么这些后来者是小人居多，只知实施打击报复，这也有点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机械作用，以至于苏东坡竟然被捉进监狱近五个月，小人们的奏章上要求杀他的头，总算神宗皇帝对苏东坡有好感，这一关得以过去，结果是被远贬黄州。苏东坡后来在继续的打击下被远放海南岛，在当时简直就相当于上古时代的“流凶族”了。所幸苏东坡天性乐观，随遇而安，在海南岛仍然过得不错。当他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或许又要回到朝廷执掌大权时，他不幸病逝，如果一直呆在海南岛，就不会有数千里的奔波辛苦，怕还不至于会过早去世，这是很可惜的。苏东坡处在北宋末年，他去世后二十五年北宋灭亡，北宋末年的政治社会情况，后来被写在《水浒传》中，假如苏东坡读到《水浒传》，也只能一声长叹，觉得不知道北宋的覆亡应该怪谁，总之还是要怪王安石，林语堂就是这么认为的。　　

大约，范仲淹、王安石好比医生，面对的大宋朝好比一个病人，他们要把这病人治好，范仲淹试了一阵（庆历新政），下去了，几年后，王安石又来，他用的药更厉害，一下子投了十味大药（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一下子似乎也用得太多太猛了些，但他说不这样治不好。结果呢，服药之后病人浑身抽搐，体内相反的力量跟这十味大药相对抗，内部病菌活跃，外部寒热侵袭，于是这个病人死了。现在，林语堂为代表的看法是怪罪王安石。确实，如果不是后来这个凶猛的医生，病人可能倒会多活一些时候的。但也许呢，如果没有这个医生来，病人早就死了，可是人们无暇这样去想、去听。　　

如果《水浒传》竟写到王安石这样的人，那倒要看看作者是个什么说法呢。（《水浒传》作者虽然冠名施耐庵，却也就是最普通而广大的人民。因为《水浒传》的基本素材是宋元以来民间口头上流传下来的，《水浒传》也没有改变素材的基本思想政治倾向，即人民性。）　　

不过，在《水浒传》开篇中是提到了范仲淹的，《水浒传》中写到的大小官职，都符合北宋的实际情况，说明作者全面观照与研究过当时的北宋朝廷，只是他对朝廷主要写的是高俅蔡太师之流及其后面的宋徽宗，这些腐败荒唐而无能的家伙把水浒英雄逼上梁山，是必写不可的，至于朝廷内部曾有什么人弄什么“变法”要将国家弄好些还是弄坏些，本小说不管，反正这个北宋皇朝最后是完了的。《水浒传》的文艺立场就是这样简单。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翦伯赞是这样认识北宋朝廷的“变法”的：　　

“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这些矛盾，北宋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于是任用范仲淹等人实行“庆历新政”。　　

“但是，这些法令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随时都遭遇到他们的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最后，甚至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也就在此后明令废罢了。”　　

后来王安石又提出变法，　　

“并且说，不这样做，汉末张角和唐末黄巢‘横行天下’，‘变置社稷’的事说不定又要发生了。”　　

我们不知道翦伯赞先生或他的学生们在数十年后的现在会是什么看法，是不是会朝着林语堂先生靠拢些呢？　　

不管用什么理论来分析，用什么字眼来表述，朝廷不同政见的尖锐矛盾，总之无非是尖锐社会矛盾的反映，而本朝周边别的不同政权的侵扰，则是一种外部的因素，这样，一切自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如果用“系统”的概念来分析也一样，一个系统内部的运动，加上与这个系统有关的相邻系统对这个系统的影响，是这个系统发生变化的所有依据或原因，并决定它的结局。　　

但是，苏东坡似乎把身所受害，只是归结为朝廷里的酷吏酷法，并且似乎认为如果从来没有什么韩非子，天下只是“独尊儒术”以“行仁义”，根本不知“刑、法”为何物，哪里会有他这样不幸的遭际呢？苏东坡的“批韩”文，虽然没有具体联系自己本人，但他一生的不幸遭际，让我们对他此文不能不这样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可以说，我们可以万分理解他，但是他不对。我们还相信，如果苏东坡（还有王船山）有了取予生杀之权，对待不同政见者，是会仁慈一些的，决不会做下极端的事情，因为他们主张“行仁义”或“仁义”与“法度”的结合。　　

韩非子是偏执狂？还是正常的“士”？如果苏东坡静下心来阅读韩非子的《亡徵》篇，他会改变自己对韩非子的恶感，并且改而引以为天下第一知己的。　　

所谓“亡徵”，就是一个国家“亡国”的徵象、徵兆。这个“徵”字，现在简写作“征”。　　

韩非子细数列出了种“可亡也”的“亡徵”，我们全录如下，等于将此篇全抄一遍，但不这样不能尽文意，只得如此了：　　

1,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　　

2,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　　

3,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内困者；　　

4,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　　

5,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　　

6,听以爵，不以众言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　　

7,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　　

8,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　　

9,饕贪而无厌，近利而好得者；　　

10,喜淫刑而不周于法者，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　　

11,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　　

12,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　　

13,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　　

14,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简谋计，下与民事者；　　

15,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　　

16,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　　

17,轻其嫡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　　

18,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　　

19,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　　

20,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者；　　

21,怯慑而弱守，早见而心柔茹，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　　

22,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返，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携者；　　

23,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人而近其使，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　　

24,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　　

25,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　　

26,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　　

27,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　　

28,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　　

29,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割地以待交者；　　

30,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早具者；　　

31,辩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必悁忿而不訾前后者；　　

32,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　　

33,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籍强敌，内困百姓，以攻怨雠，而人主弗诛者；　　

34,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　　

35,藏怒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　　

36,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　　

37,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　　

38,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　　

39,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　　

40,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乡曲之善，举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贱公功者；　　

41,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　　

42,见大利而不趋，闻端祸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者自饰者；　　

43,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　　

44,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　　

45,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　　

46,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　　

47,公婿公孙，与民同门，暴傲其邻者；　　

共计列数四十七条“亡徵”，如果我们“古为今用”，也会觉得不无裨益。《史记》说韩非子与李斯同为荀子学生，研习内容是“帝王之术”，从他列数的这些“亡徵”，确实完全是为“帝王”为国家着想的，这些，难道会是苏东坡不同意的吗？应当说基本上都会同意的。苏东坡做过几任太守，有过兵部尚书之类的头衔，也以文官而领过军，并且还挺认真，他整天考虑怎样为大宋王朝尽忠出力，以至不惜一生卷入朝廷内不同政见的较量与争斗，为此受尽苦难而万死不辞，他的心，当与韩非子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韩非子不是偏执狂，而是正常的“士”，是跟苏东坡一样正常的“士”，只是他处的时代社会情况，可能比苏东坡还要严峻而困难些，但也有很大相同之处，他死后三年，他的国家韩国在六国之中第一个亡于秦，而苏东坡死后二十五年，北宋亡于金。呜呼，本是同根生，原是一家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