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救时应仗出群才，青年毛泽东等与1920年代的中国
救时应仗出群才，青年毛泽东等与1920年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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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天津革命青年，为了开展革命斗争，研究马克思主义，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理社。李大钊和周恩来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和诚挚的友谊。图为觉悟社社员合影。前排右三是邓颖超，后排右一是周恩来，右三是郭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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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青年毛泽东与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以其国际视界影响于政治理念为中心的讨论》，作者：李 玉 刚)
作为时代见证者的郑超麟还在1945年即断言，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和“革命的时代”，并称能够“认识这时代意义的人颇不多见”。[①]
后世在感叹郑氏自负的同时，却也不能不膺服其独步时人的敏锐。
的确，这个“看似寻常实奇崛”的1920年代，首先应被视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最近之渊薮。它不仅是中国国共两大现代政党新生与创始的崭新时代，也是中国颇具现代意义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祥时代。同样，有关现代中国革命运动之（各政党内部，各政党之间、知识界和一般国民与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与实际运作等方面的思想歧见、政治矛盾、阶级争斗、乃至国共两党貌合神离的合作与水火不容的战争，也同样大都可在这个时代里找到其或隐或显的源头。特别是，无产阶级首次以独立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始与昔日执革命之牛耳的资产阶级分庭抗礼，为未来中国革命运动领导权而争持称雄。
与此相伴随，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代新型领袖人物，如中共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民党之“新”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要角，亦纷纷以狂飚突起般的姿态登临中国政治舞台，逐步拓展其领引时代之风骚、开创历史之新局的卓著功业。
严格说来，毛泽东正是通过革命的1920年代始而步入中国政坛与革命运动中心的风云人物。
此间，毛以一时代青年角色，在历经1919年五四运动（26岁）、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27岁）、1921年中共创建（28岁）、1922－1924年国共合作酝酿（29－31岁）、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34岁）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锻炼洗磨之后，于 1927年秋独胆进入井冈山“落寇”，以传统的中国政治智慧（形式）开始了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为中心的崭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内容），并由此日益走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路。引起笔者研究兴味的问题则在于，青年毛泽东何以能够独步时人卓卓然如此，而其他同样卓卓然的中共精英未能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日后以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领袖群伦的时代伟人毛泽东，当是青年毛泽东的逻辑发展结果；而当年尚称幼稚、思想庞杂、政张无定的青年毛泽东，则是后来之超拨伟岸毛泽东的政治生理胚胎。易言之，理解认识日后之伟人毛泽东，须返观侦知前此之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研究曾长期是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与热点。迄于目前，中外学界对于“青年毛泽东”[②]的总体研究已有不少颇具学术价值的喜人之作，其中毛与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诸问题之专论亦时有所见，[③]然专门直接从其国际视界来探讨此一政治理念与实践活动之因缘者,一时尚付厥如。本文将特别选取如下两个研究视角：一是毛当时所由接受之西学管道及国际知识素养，以及由此所构成的认识中国问题的特殊国际视界；一是置问题于1920年代“铲除列强”与“打倒军阀”这一总背景之下，考察毛如何以第一次大战为参照评判列强，并借镜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以宣传推动湖南自治运动。
一、艰难的生长背景与有限的世界知识
在中国步履蹒跚的近代化日程表上，一如西方及世界其他国家之历程，能够排在最前端的地域，也同样都是那些沿海地方或通都大邑。19世纪末叶毛泽东降世的韶山，实在不过只是一个地处中国内陆的湘省小县中的小山冲，可见生当上两世纪之交的毛也仅仅为一闭塞乡间之幼童。据官方的权威考订，至1902年春，时年9岁的毛始入韶山南岸私塾发蒙。[④]揆之常情，那时的他恐怕不仅于世界地理与民族国家概念一无所知，即山冲外面县城、省城和中国情事也未必能够有知几多。
毛泽东之最早知道西方及西方世界之一般，显已无从作任何学术查考了。但是，他少年时代可怜而有限的困顿读书经历，或可提供一些与此相关的消息：1907-1908年间，他在乡下借读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甚至在一度缀学后使之再次激起了复学求知的欲望。郑氏这本以绍介西方各国政情富国强兵的醒世名著，至少使他最早接触到了欧洲及西方世界的情况。[⑤]直到1910年秋，17岁的毛才首次离开出生地的小山冲，来到50里以外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这里的一位有留日经历的青年教师（他和同学戏称之为“假洋鬼子”），使他第一次知道东瀛邻国日本，并感知到“日本的美”与“骄傲和强大”。而在这个学堂的外国历史地理课上，他才第一次通过一篇课文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美国以及伟大的美国革命。[⑥]1911年间，年届18岁的毛因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使自己的足迹翩翩越至湘省省会的长沙。在这个较之湘乡县城更大的省城里——尤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武昌首义的第个一响应者，还特别是晚清维新思想与革命风潮之重镇所在——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易鼎改元的辛亥革命，并在革命风潮鼓动下演出了一段短暂的投笔从戎之故事。[⑦]1912年秋，即将年满19周岁的毛为再次复学而弃甲自修，“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至此，他才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地图，并开始对世界问题产生兴趣。[⑧]
由上述则可想见毛泽东早年所受教育状况与世界知识之一般。出自湖南乡间布衣之家的毛，不惟少时启蒙教育为时较晚，即所能读到之书也很是有限，但他的求知欲望与刻苦精神却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吃惊。许多史料表明，从韶山塾馆（9岁）到湘乡东山学堂（17岁），从湘乡驻省中学（18岁）再到长沙一师（21岁），除了直接源自于讲堂授业所得以外，毛主要是靠着借读书报及勤勉自修来丰富内心世界并认识外部世界的。就读书及教育情况而言，虽然中外许多伟大人物都有其不同的生长背景，但象毛这样的情况仍不能不说是倍偿艰辛与困顿。也许，这就是那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古训之真谛罢。但是，在自1914年2月（21岁）到1918年6月（25岁）就读于湖南一师这四年多（还应包括前此已到长沙的几年），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的知识欲求与深造热望，在客观条件与现实境遇方面可说得到了相当之改观与满足。一个人的读书条件或教育状况与最初的现实生存空间，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制约其思想与实践之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国内和国际许多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在知识储备与思想训练上已然较前发生了可谓革命性的飞跃与进步。毛后来曾不无感慨地回忆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⑨]
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这段时间，同样也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掌握世界史地知识，广泛阅读西方著名社会科学著作，即其真正“开眼看世界”并较系统地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重要时期。“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⑩]仅从他这种笼统的回忆中，即可粗观其阅读涉猎之精深与广博。可以想见，这里所开列上述书目，恐怕并非其当时接触到的全部西方历史文化读物。因为作为20多年以后的简略追忆，特别虑及其时仅系对采访者斯诺的回顾性绍介，怕只概括性地举其荦荦大者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即使单纯就上述严译为主的西学书目而言，它们也能足够一般代表18、19世纪欧洲政治社会学说方面的名著了。无庸置疑，较之前此所读的《四书》及《御批通鉴辑览》等中国传统经典，这些西方经典中所传达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对年轻的毛来说自是一次空前的思想游历，因之不能不具有别开生面的启蒙作用与震撼性的影响。如，读罢斯宾塞的名著《群学肄言》（今译《社会学原理》），毛“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11]心喜之情，跃然纸上。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幸运地遇到了一些赏识他的师友。给他影响最深的当首推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杨氏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10年之久，与当年一般竞学法政、实业、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国潜心研究的则是教育和哲学。毛认为杨昌济是一个对伦理有强烈信仰且道德高尚的人，尝鼓励弟子立志做一个有益社会正大光明之人。同样杨昌济也十分赏识毛，以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2]如果说当年东山学堂那位留日的“假洋鬼子”先生，曾使毛最初认识了日本之一般的话；那末，留学东西两洋、会通中西学术的杨先生，则让他更多认识了欧洲及西方世界。另一位与之关系十分密切、且谊兼师友的教师黎锦熙，也曾在学业进取与思想拓展方面给毛以很大影响。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13]这里毛对黎氏的如此高评与诚服心态，因为此乃私函性质而尤显发乎本真，表达深切而可供征信。此外，彼时与毛过从甚密者，还有一师先生辈中之徐特立、方维夏，以及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赞、张昆弟等。自不待言，毛的这些师友都是品类超群、志存高远而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血之士，彼此之间既有真挚的浓厚情感，也有良好的思想激励。因此，他们最早在一起组织了在当时颇具影响的新民学会，中共成立后又相率成为湘省最早一批党员精英。
具体说来，此间杨昌济对毛的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观察与认识上，毛开始逐渐改变了昔往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们以济世为尚的看法，评人论世也更加注重从“本源”根据与“教化”功能着眼。杨氏一向推崇兼具“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之盛名的曾国藩，盛赞曾氏之鼓吹程朱理学与强调伦理道德修养，认为曾氏的成功则在其能够抓住“大本大源”。受此观点直接影响，毛在一封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提出：“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令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组织极复杂，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如欲发动革新，当首先鼓动天下人心，而非仅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中国一切变法与革新，只是从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枝节入手，“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因此，他提出首先应当革命人心与夫思想：“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5] 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者，实即主张“思想革命”之谓也。显然，在一方面，其“大本大源”说，明显有着自程朱到曾氏到杨昌济一路下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其“思想革命”论，又分明暗合于与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以启蒙救世一脉相承的当世之务。
其二、在接受康德唯心主义二元论思想问题上，毛也深刻地受到杨昌济攀授附会冶程朱与康德中西哲学思想之于一炉的影响，明白提出并张扬其所谓“精神个人主义”之说。1917至1918年，在杨昌济授课所用之《伦理学原理》课本上，毛用蝇头小楷写下万余言的批语，记载了他对伦理现、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各种见解，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古今中外诸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每每显示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改革社会的愿望。也许，前此读过的《世界英杰传》之思索余绪，刚好与此际所思考的“大本大源”问题一拍即合，我们不仅看到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之分别法，[16]也看到了英雄创世唯心史观的幽灵已然呼之即出：“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17]其实，还在1915年，毛就在萧子升的信中大谈特谈过这一问题：“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18]可见这在他已是固有的思想认识了。然而，在这些纷乱芜杂的思想笔记中，也同样让人他感到从世界视角思考国内问题实证主义辉光。在写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一句之后，他紧接着写道：“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9]又如在阐述带有佛家观点的“生天成毁”之后，他这样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推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20]青年毛泽东还将自己的上述认识谓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21]并希望以此作为救国时务之主张。
由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在省城长沙耳闻目睹所带来的眼界日益开阔，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与观念世界也变得日益驳杂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毛带着对拿破仑、彼得大帝和华盛顿、林肯们的伟大开创性事业的向慕，尤其以其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与“精神的个人主义”为向导，开始了对他一时尚难认识与把握的中国及世界问题的观察与解释。除了风极一时的英国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说以外，德国近代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也为毛泽东从理性王国寻找救国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思想武器。有论者就此评论说，由于在哲学上从孔孟程朱陆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粱启超、谭嗣同，现在又如上了康德、叔本华、泡尔生（引者所加），以及陈独秀、李大创，甚至还有佛学的东西，便使他当时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庞杂的混合物。[22]
不知疲倦地徜徉周旋于种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学说之间，则是青年毛泽东思维训练与思想历程一大明显特征。一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23] 这种经历刚好为他更充分地认识中外世界，并日益拓展其国际视界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历炼与精神焠火。
二、美国情愫与仇日心态
相当可征之史料显示，在环列于晚清与民初中国的西方列强中，青年毛泽东似乎对美国及其种种有着更多关注与兴趣。[24]中美两国交通之始原也在早，然其真正进入一般国人的感知与理性视界并不为早。问题则恰恰在于，至少在1840－1919年间，同样作为近代以来曾经为害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在国人眼中美国似乎不若英、法、俄、日诸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恶声昭彰。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它也曾伙同其他西方列强一道掠夺中国权益，对中国人民之巧取豪夺与伤天害理并不少见；然而，它毕竟没有过对中国的单独大举出兵，没有以军事战争为形式的直接侵略，也没有过对中国领土的直接占领与变相割夺。在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掠问题上，中国知识界和多数国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均持此一观点，学界称之“美国特殊论”。[25]
众所周知，毛泽东第一次亲自接触并有着深入交流的美国人，是1936年只身深入延安访问的普通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时的他已经步入43岁的中年期，并成为了日臻成熟的中共之实际领袖。在这一意义深远的伟大历史际会中，毛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年轻的斯诺详细讲述了自己早年的经历和后来的奋斗史。毛对斯诺说，“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了美国这个国家。”甚至还清楚记得文中的句子：“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让当时的斯诺和今天的我们同样大为惊奇的是，毛在经过26年之后竟能对当年的课文有着如是深刻而准确之记忆。他又补充说，还是在这所东山小学堂求学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26]
据毛的早年挚友萧三记述，尚在少年的毛就十分羡慕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革命精神，尝主张通过学习师法美国革命，使“积弱不振”的中国一变而“富强独立”。在美国历代英雄豪杰谱中，最让他钦仰的则是华盛顿和林肯两大总统。读了华盛顿率领人民历经八年奋战驱除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事迹后，毛特别激赏华氏的“苦战”与“奋斗”品格，表示“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巨人！”在日后与“同学少年”的交谈中，每每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相砥励，一再声言：“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中国的未来革命“也要准备长期奋斗。”[27]再到后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特别以华盛顿“后园斫木”[28]的故事为例，认为青少年时代应当努力于德、智、体各方面的学习和修养，以华盛顿伟大精神与操守自励，磨炼身心，救世救国。[29]
在他初步知晓了美国和西方世界概况的同时，另一细事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毛于此间从《湘汉新闻》[30]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一词，并开始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主要是读了江亢虎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记得还曾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讨论这一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31]遗憾毛当时并未说明，那时的他是否知道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分野，以及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而开始进入他视界的这个美国则刚好就是资本主义之典型一例。不过，这样两种“新生事物”，却从此一直生根般地留在他的脑中，甚至于相伴一生而萦怀不去。一如我们今日已然确知的历史事实——青年毛泽东并未就此开始信仰起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来。真实的情况恐怕应该是，同当时的许多时代青年一样，他一时还搞不清楚这一社会主义思潮或学说之各种派别与真谛呢。
别具研究意趣的青年毛泽东之美国情愫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竟相当惹眼地凸现于我们之目前。1916年夏，时年23岁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一通长函中，平生第一次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内政外交诸问题直接给予了少有的关注与评论。除了美国在大战中的动向，正在上演的总统竞选等问题而外，基于彼时舆界一时传闻的所谓“日美之战”之说，他竟大胆提出了中美两国联合抗击日本之畅想。自然，这是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存世文字中毛泽东首次直接而正面评说美国问题，也是他最早联美主张的私言表达。
早在一年多前，由于日本政府强迫世凯北京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内反日声浪骤起；待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之后，国中骂袁之声不绝如缕。毛曾为此而题诗曰：“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32]是年7月间，日俄又私相订立密约，企图分掠中国满蒙。事为《大公报》所披露，国际国内舆论顿时又是一片大哗。根据这一复杂的列强重点单位与国际背景，毛分析认为，虽舆传有大隈重信内阁发生动摇之说，然日本政府不论何人执政，其对我之觊觎侵略政策都不会稍有改易。因此，他在函中慨然出语，直抒愤懑之胸臆：“今所明布者犹轻，且其重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思之思之，日本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駸駸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引按，指日本动向）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而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33]
在谈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获得下届连任问题时，毛初步分析了威氏同他的两位竞争对手身为大法官的休斯和曾经入主过白宫的罗斯福的情况。他认为，罗既已声言退出竞选，那么休又与威尔逊一样以和平为主张，则后者“不妨连任”。在1912年的上届总统竞选中，威尔逊在一次竞选演说中在突然被刺后，仍然坚持到演说结束才入院就医。对于威氏当年这种勇敢豪壮之举，毛私心十分赞赏，望他能够一如既往，保持“雄奇迈往之气”。毛还认为，美国虽未参加此次大战，然并未放弃扩张兵备，“愚意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易言之，他以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不在欧洲而在远东。由此，则进一步写道：“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大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实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34]年轻的毛泽东的这种畅想与设计，确实仅仅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一厢以美好蜃楼压迫眼前黑暗的私愿，但也刚好表明了他在青年时代对美国所抱有的某种好感。此之何耶？盖情结也！
其时，号以东瀛的蕞尔日本，是对老大中国侵掠最为积极而先锋的新式帝国主义。国人仇日，义无反顾；睡狮不醒，空余浩叹。作为真诚爱国者的毛泽东，自然希望每个中国人皆抱越王勾践之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联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的美国，同心戳力，海陆交攻，一举实现“三千越甲吞吴”之梦。然而，时尚血气的毛并不能真正了然的是，美国与长期积弱的中国并无“同袍之义，同泽之谊”，彼之“共和”，非我之“共和”也。因此，想美国这一新锐而精明的帝国主义“修我戈毛，与子同仇”，“修我戈毛，与子偕作”，实在是一件太太不可能之空望。现实远较梦境残酷，事实终究压迫理想。不过须以说明的是，毛的寄望“东西两大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实货之献酬”，确实不失为互惠互利、造福世界和平的“千载之大业”。只是，此际尚远非其时也。
在1916年的美国大选中，毛泽东深寄厚望的威尔逊总统终于击败大法官休斯，从而二度入主白宫。1918年1月，意气风发而刚愎自用的威尔逊，仿佛救世主般向他的美国选民和国际社会发表了的著名“十四条”和平声明。声称：“解决武力之办法在于缩减军备”，“废除秘密条约，缔结公开和平”，并大言许以弱小民族之“自决权”。这个“十四条”可谓耸动一时，如期引来喝采一片。在中国，人咸以为德国战败即“公理战胜强权”之一证，从此这句话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连当时思想界之偶像人物陈独秀，也连续撰文称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35]北京更有不少青年学生激动得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口号。[36]
可是，在美国主导下的一年之后巴黎和平会议上的列强分赃闹剧，特别是中国所遭受到的空前屈辱，让国人终于看清了威尔逊虚伪和平面具背后的真相。原来，当初威尔逊之转而参加即将结束之大战，战略目标在于当德、俄、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遍体鳞伤之后，获得战后世界资源重组和瓜分之主动权，在远东即是同日本争夺更大的殖民利益。然而，美日争夺非但没有导致日美之战，美国反而暗中帮助日本来攫夺中国。毛的所谓中美联合攻日之寄望显然已经落空，而他对美国的分析也仅仅对了一半――美国的下一步目标将是浩瀚而广大的远东太平洋地区。自然，一时陷入巨大失望的还有欢声最烈的胡适之们，不失稳健的蔡元培们，激情澎湃的陈独秀们，以及若毛泽东一样的中国热血青年们……
严格看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是日益成熟之后的毛泽东之明敏过人之处；进而分清“谁是我们主要敌人，谁是我们的次要敌人”，则是老辣以后的毛泽东之智慧超人之处。革命运动和外交运作，无疑均须此种明智。
三、“湖南门罗主义”与湖南自治运动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37]“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38]毛泽东作为历史回顾时所讲的这两段话，似乎并未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应有与足够重视。它至少强调了两点：一是明白无误地直接点出了湖南自治运动与美国门罗主义的形神关联；一是认为还在一师时代自己的政治思已经开始形成。而这两个问题，又均与非同凡响的新民学会直接相联系。
所谓“门罗主义”，是指1823年12月2日美国门罗总统在致国会咨文中所提出的以对外扩张为特征的外交政策。它公然明确宣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为此，第一次同时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响亮口号。从杰斐逊总统执政开始起，美国就已进入领土大规模扩张时期。由于当时欧洲“神圣同盟”一直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而英国以此也企图乘机向拉美地区再行扩张，这就不能同已经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及其扩张政策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门罗主义”是美国与欧洲政治矛盾严重冲突的产物，其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本质上不过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代名词。毛泽东后来之依然向斯诺宣称自己曾是门罗主义的“坚决拥护者”，既是缘于其时具体谈话对象的关系，也是他青年时代思想经历的客观写真。[39]
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中舆论界“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口号的提出，特别是青年毛泽东关于“湖南共和国”方案的提出与鼓吹，主要当是在思想和精神上借镜美国独立革命以后自治主义思想及其经验，用以反对北洋军阀强势集团把持下的北京中央政府，特别是以前者叫嚣的所谓“武力统一”，也是为了抗衡某些地方军阀在反对中央名义下侵夺、割据湖南的企图，同时也坚决反对湘籍军阀武夫的所谓“湘人治湘”。仔细检索这一时期毛的言论，可以让今人大有触目惊心之感。在整个湖南自治运动期间，其鼓吹之烈，言论之多，情绪之急迫，理念之偏激，恐怕为历史上任何时期之毛所却未有。
自立志发愤锐意自新的新民学会成立以后，青年毛泽东及该会会员就十分关注个人出路与湖南建设问题。[40]还在湖南驱张运动中，毛便进一步想到了以自治建设湖南的问题。1920年3月，毛就草拟了一份简易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大纲，寄给在京的黎锦熙请示意见。毛在致黎的信中说：“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41] 4月间，毛为此赴上海征求陈独秀意见，并在沪上连续发表题为《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两文。在后一文中，他写道：“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42] 7月，回到长沙后，又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其中指出：“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43]在随后发表的《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中，他援引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的观点，对于“湖南门罗主义”的含义作了解释，即“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44]
由上引可以看出，在毛的想望与设计里，就是要通过这次自治运动使湖南脱离中央而独立，变成“湖南共和国”，即“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使之“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易言之，美国式合众国之“州治”与德国式联邦制之“邦治”，即这些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之经验方案，正是刻下湖南自治运动追慕与效法鲜活榜样。这是毛第一次在湖南竖起“门罗主义”大旗作湖南自治运动的明白宣示。有意思的是，上海《国民日报》在刊登毛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时，编者竟特别为之加了“主张湖南门罗主义”的醒目提要，一以洞窥毛等倡议者真意为自得，一以彰显自家舆媒推波助澜之力。9月5日，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更在该报发表了题为《湖南“门罗主义”》的时评。为与遥相呼应，毛次日即撰写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极加响应。为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第一次喊了出“湖南共和国”口号那篇文字中，毛所谓之“全世界解放的民族”，当是指他认为已经获得了民族解放与自由的这些欧美列强而言之，而既非此时已经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苏俄（盖此时社会主义式的苏俄尚未真正地进入其“行动”视界），亦非谓当时俄国伟大革命家列宁所谓正在争取解放之中的世界被压迫民族与夫人民。至于“图与携手”云云，主要应是一种私心效法心理的表明，即学习也，师法也。因为，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了欧美列强并不会在行动上真正帮助和提携中国，特别是在经过是在巴黎和会中国知识界之“威尔逊幻想”已经破灭之后。
青年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当有如下：
（一）废督裁兵，驱逐军阀。毛指出：“与湖南文明之创造力为对敌者，军阀也”，正是由于军阀割据混战，给湖南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6年，长沙则屡践汤、傅、张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因此，他认为湖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驱张”的胜利，“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也就是说要彻底废除督军制度，并将一切军阀势力赶出湖南，“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在湖南境内也要“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暂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以维持地方秩序和抵抗外来强暴。如欲湖南“划境自保”，就要争取湖南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改变“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的状况，“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这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废除军阀割据和军阀统治。
(二)在湖南建设“民治”，实现湖南人完全自决自治。毛泽东主张，在废除督军，驱逐军阀势力后，必须建立民治政府，实现“湖南自决自治”。他指出:即使是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为此，他将“湘人自治”与一些湘籍军阀政客提出的“湘人治湘”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只有完全实现“湘人自治”才是真正的民治。所谓“湘人自治”就是“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政治和法律，都由全省“有职业的人”去议，去办;要“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全省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三)“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湖南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完备的地方自治组织作为基础，所以“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他主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即把全国“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湖南共和国”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湖南人自决自治”，“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在经济上，“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精神文化方面，“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使“湖南人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认为，“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湖南自治运动中，毛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做了大量的具体的组织工作。1920年10月6日，省学联发出了致各个团体的一封信，请各团体选派代表于10月7日在省教育会开会，商议10月10日举行游行请愿事宜。次日，会议决定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公推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人。会议还决定由报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教育会五团体各出一个筹备员，筹备10月10日游行请愿事宜。10月8日，在省教育会召开了“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436人，公举毛泽东担任主席。经过讨论，10月10日，万余群众冒雨举行大游行。抵达督军府后，将毛泽东等起草的《请愿书》递交给谭延闿。谭岂能容忍人民自己制定宪法，其后他断然否定了《请愿书》提出的各种意见，并有意加害运动领导人毛泽东，湖南民众自治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四、毛氏“湖南共和国”政治理念评论
在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联省自治”风潮喧嚣一时。既有思潮之滥觞，也多实际之运作，声浪涌动，震动全国。一个时期以来，以中国南方省份为中心的各地区形形色色的所谓自治运动，几成为继五四运动之后一场颇具规模的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曾经给当时北洋军阀穷兵黩武统治下沉闷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刺激。[45]虽然它在政治上留下的影响甚为有限，但给思想界带来的启迪却实不为少。就个案论来，在全国，以湖南为首当其冲；在湖南，则以毛泽东首当其冲。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青年毛泽东的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理念及其“湖南共和国”的方案，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造民初社会不良政治制度、提高民众政治地位的亟迫现实需要，并且应被视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意志在政治制度选择过程中的一种展示。彼时之中国社会及其政治生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之中。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形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中国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之陶洗，但却没有建立起兼具政治合法性与强大控制功能之权威性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然坠失的以皇权中轴的权威体系，并没有能够从新的民国中获得预期的应有支持。当时北洋军阀轮番把持北京中央政府，充其量仅仅表现为象征意义上的民国文化符号而已。这种严重不如意的政治状况，自然无法满足过渡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之制度要求，因之也给种种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了显示自己究竟与机会。有论者曾就此恰如其分地评论说，在政治价值多元而紧张，政治力量冲突而又相对均势，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尚不发展，社会政治心理执迷于秩序与消除民族危机的态势面前，所谓“地方自治”这一异域的民主之花，便在过渡转型期的中国无根而发了。[46]在这一社会运行总趋势之下，青年毛泽东以巨大政治热忱投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之中，应当被认为合乎时代必然要求的。
青年毛泽东“湖南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是欧美历史上已然成功实践的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借用，它在本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产物。青年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政治理念至少应当包括下述两个层面的思想渊源：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理论，尤其是卢梭人民民主思想和直接民主制思想（亦稍带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一是中国社会传统的民本主义及大同思想（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至于有论者以为其中也有列宁的有关人民自治权力的政治思想成份在，笔者颇不以为然。[47]从本文的论列与分析中似乎可以看出，除了圣贤思想与英雄史论的长期浸润，青年毛泽东主要是更多地接受了美国历史经验与德国近代哲学的影响，还有就是他当时对世界大势的默察。此外，或许早年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所至，毛还十分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明确提出应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湘南”，甚至也有日本。例如：“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48]甚至直接以瑞士、日本比于湖南，希望“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49]总地看来，对于作为相当激进的地方知识分子的青年毛泽东而言，因其曾经广泛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思想，所以他在他自己湖南自治运动的政治理念中，自然不能不明显地打上此种思想经历的烙印。
即使单纯从思想史的角度衡之，所谓“湖南共和国”方案，也应该被视为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和湖南省的现实政治状况后提出的一种政治改革方案和国家模式构想，但在终极意义上仍然体现了联邦制共和国的空想模式。自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但另一问题同样值得注意，即使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后，乃至已经稍见成熟的在1922年中共二大的政治纲领中，其最低纲领七条中仍然有这样的载记：“（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西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大会宣言还明确指出，中共将视此为“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之一。[50]这里所谓“自由联邦制”与“中华联邦共和国”，也未能免于此一时代之特殊烙印。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言行表现，也体现了他开始面向实际、重视实际斗争的重大转变。经过五四运动后，青年毛泽东开始由究心思辨哲学转而面向实际，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并注意把远大的目标与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新民学会已经确定“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标之后，有些新民学会会员对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表示怀疑，认为既然要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就不应该从事这些“小问题、小事情”。但毛泽东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当有的新民学会会员写信给他，希望他“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时，他则明白地表示，“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这反映了他运动过后的某种清醒与理智，从而开始其“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之新风。
“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单简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功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一有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抵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51]
前引这大段文本，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过后的1920年11月为之写下的较为理性的文字。观其要旨，不外乎总结和展望二层，然其总结过去亦在展望未来。在总结方面，他虽然明确提出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仍对它们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并且“是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甚至认为即使将来有“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运行之后，对这类运动仍不妨“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也就是说，尽管（按照自己的认定）他已然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依然认为，未来共产党领导下的暴力革命（“根本解决”）同改良运动（“权宜之计”）亦非一定形同水火，而还是可以在分清“方法”与“手段”主次的前提下同时运作，以互相配合收交攻之效。就此提出一个问题：毛彼时这样的认识水平，究竟说明他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观点呢？至于展望方面，问题则已相当清楚，即将来“我们的根本主张”无疑就是制定计划，积蓄力量，造就基础，创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之共产党，使中国革命尽速走上俄国十月革命之路，其最终目的当然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本文转自：中国政治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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