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卡•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０日星期五于伦敦

上届下院解散以前，议员们决定给自己的继任者尽量制造困难，阻挠他们进入议会。他们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选举中的诈骗行为。

他们拟定了一大串详尽的和琐碎得难以想像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这些问题可以向呈交选举抗议书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议员提出。可以要求他们宣誓说明：他们的代理人是谁，他们和代理人的联系如何。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并要求加以说明：不仅就他们所知，甚至就他们“推测、估计和猜想”，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或者别人替他们花了多少钱——经他们同意的或者没有经他们同意的。一句话，任何一个议员，只要稍微怀疑也许有人曾为了他而违犯法律，他就无法经住这种奇异的考验①而不犯违誓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像僧侣对待三十九信条２５７那样自由地——只相信其中几条，却在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

① “考验”原文为Ｏｒｄｅａｌ，原意是古代条顿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受裁判者将手插入烈火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或不中毒，便算无罪；此外，同原告举行决斗而获胜也算无罪。——译者注

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议会成为曾经代表三个王国发表演说并为它们制定法律的历届议会中最清白的一届。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无可争辩的光荣：在他们执政期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间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的垄断以来的空前未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我们听说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们在地主的监视下违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人民对被迫害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冷酷地瞄准这些人开枪，他们大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克勒尔郡和里美黎克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错，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捣毁对手的讲坛；他们派遣成群的匪徒和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们开设了道地的酒窟；他们不惜巨资进行收买，例如在得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竞选的地方，他们都不断恫吓选民。”

上面是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２５８描写的情形。听了宪章派这个周报的报道以后，现在我们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周刊——工业资产阶级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怎样说吧。

“我们确信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舞弊和恫吓，出现的谄媚、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的类似情况所不及的。据说，这次选举中行贿的规模比往年大得多…… 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像…… 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选民，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软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谣、陷害、诽谤，亵渎神圣的语言，诋毁高尚的名声，——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在一大堆肉体被践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议会就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顶上建立起来的。”

恫吓和舞弊是司空见惯的方式。首先是政府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例如，在得比，有一个选举代理人在行贿时被当场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军务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少校借给他一笔钱作竞选费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公报”公布了由一个海军基地司令官签署的海军部给预备役军官的通告，要他们执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在科克、拜尔法斯特和里美黎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里美黎克打死了八个人）。地主威胁佃户，如果佃户不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就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得比勋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给他们的同行做出了榜样。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到处都使用了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宗教的手段。女王颁布了禁止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告谕，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都是“打倒天主教徒！”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骚动２５９就是这个告谕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甫也用类似的武器回敬了敌人。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皇家法律顾问就已经收到二十五个地区递来的抗议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贿和恫吓事件而宣布议会选举无效。在得比、考克茅斯、巴恩斯特珀耳、哈里季、坎特布里、亚马斯、威克菲尔德、波士顿、哈得兹菲尔德、温莎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议员的抗议书，并筹集了相当的诉讼费用。可以肯定，即使在事态的发展对议会中拥护得比政府的议员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至少会有八个到十个人由于这些抗议书而被取消议员资格。

当然，行贿、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场所自然是农业地区和贵族统治下的城镇。在通过１８３１年的改革法案时，辉格党曾费尽心机把这些地区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的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英国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的政治信仰交易的结账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国杂志①这样说：“这种定期举行的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风败俗的痕迹。”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罗马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隶只当一天主人，那末这一天粗野的本能就会统治一切。主人就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扮演奴隶角色的就是这些阶级的大批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他们周围则有成千上万个没有选举权的人，后者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单纯的配角；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英国百余年来的选举史，那末产生的问题就不会是英国历届议会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为什么居然还能成为它们过去的那个样子，并且还能模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英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代议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想必也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有时却能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其全盛时期是如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英国选举中

① 即“经济学家”。——编者注

传统的行贿，不正是表现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一种粗野而露骨的特殊形式吗？这些政党在其他场合以寻常的方式采用的影响和统治的手段，在选举的这几天中则以特殊的方式，以相当离奇的形式实行着。而这两种不同情况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全体选民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尔斐的女巫必须被一种气体迷倒，才能得到神谕；不列颠人民必须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带来神谕的立法使者。至于到哪里去找这些使者，那是不说自明的。

从工商业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式的政党与辉格党和托利党平起平坐的时候起，特别是从１８３１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起，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耗费颇大的竞选手段，对大选的这些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非生产费用〕丝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本着个人或地方的利益行事。用来影响选民的陈旧手段愈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武器，而为资产阶级所不能使用，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坚持上述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是用来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的确，从１８３１年起，贿赂行为采取了比较文明比较隐蔽的形式，大选也在较为平静的状态下进行了。现在，人民群众总算是不再做应声虫了，过去他们或多或少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列特在丘必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２６０，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获得相当的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场所，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细地监视着场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１８５２年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保守党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则异口同声地喊道：改革的敌人给改革的拥护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如果看一下１８３１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愈大，资产阶级要求扩大这个圈子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这个圈子的呼声愈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愈来愈少，因而，选民圈也就愈来愈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就拿伦敦做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２６７２８个选民，参加投票的只有１００００人。在哈姆雷特塔区，登记的选民有２３５３４人，参加投票的只有１２０００人。在芬斯贝里，２００２５个选民中投票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１７４３３名登记的选民中投票的只有１３０００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贿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想拚命挽救那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和选出真正国民的议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结果怎样呢？旧议会解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结的时候，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完结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前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５５２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报”第２４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７日星期五于伦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次大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合在一起总称之为“反对党”而把它们同托利党相对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新议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在过去的一篇文章①中已经指出的那种巨大的对立，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

在英格兰，城市选出了一百零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百一十五名反对党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一百零九名内阁的拥护者，反对党的代表只有三十二名。从作为托利党的堡垒的各郡中，应当除去最富庶和影响最大的地方——约克郡的西区、南郎卡郡、密多塞克斯、东萨雷等；把派遣代表参加议会的城市除开不算，这些地方包括了居住在各郡的一千万居民中的四百万人。

在威尔士，如果把城市的选举和农村的选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选举结果恰恰相反。这里的城市选出了十名反对党的拥护者和三名内阁的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十一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① 见本卷第４００页。——编者注

在苏格兰，这种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中当选的有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而没有一个内阁的拥护者。各郡则选出了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十三名反对党的代表。

在爱尔兰，对比关系不同于大不列颠。爱尔兰的民族政党在农村地区有很大势力，这里的居民更直接地受天主教僧侣的影响，而在北方城市中占优势的是英格兰人和新教徒。所以在这里农村是反对党的真正的中心，虽然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这一点不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在爱尔兰，城市选出了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二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各郡则选出了二十四名内阁的拥护者和三十五名反对党的代表。

如果你们要问，究竟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那末应当说：所有政党合在一起战胜了托利党，因为后者很明显地获得少数，尽管它使用了收买、恐吓和政府的压力等等手段。根据最精确的材料，共选出了二百九十名内阁的拥护者，三百三十七名自由派，或者说三百三十七名联合反对党的代表，以及二十七名动摇分子。即使把这二十七名动摇分子算作是内阁的拥护者，自由派仍然保持二十票的优势。可是，托利党人本来是指望获得多数的，他们希望至少获得三百三十六票。即使不谈这个在数字对比上失利的问题，托利党人也已经在竞选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的领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关税原则。在得比的二百九十个拥护者之中，有二十个表示根本反对任何保护关税政策，而在其余的人中间，大多数人——包括迪斯累里本人在内——都反对谷物法。

得比勋爵在他提交议会的咨文中断言，只有在绝大多数人赞成的情况下，他才改变英国的贸易政策。他远没有想到他自己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虽然选举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托利党人的乐观的愿望，这种结果对托利党人来说仍然要比反对党所期望的好得多。

没有一个政党比辉格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恰好是在这个党的力量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所谈的就是它的上一任的大臣们。辉格党的群众一方面同自由贸易派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同皮尔派混在一起。英国辉格主义的真正的重要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辉格党的官方上层人物身上。不错，伦敦西蒂区重新选举了上届辉格党内阁的首脑约翰•罗素勋爵，但是，在１８４７年伦敦西蒂区的选举中，马斯特曼先生（托利党人）曾经比约•罗素勋爵少得四百一十五票，而在１８５２年他却比罗素勋爵多得八百一十九票，成为第一名当选人。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十一个成员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这十一个人是：财政部部务委员威•基•克雷格爵士、财政部部务委员理•孟•贝留、检察长戴•邓达斯爵士、内务大臣乔•格雷爵士、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约•哈奇尔、财政部秘书长乔•康瓦尔•路易斯、军械总长秘书克•爱•佩吉特勋爵、海军部秘书长约•派克、爱尔兰事务大臣威•索麦维尔爵士、海军部部务委员斯图亚特海军上将，此外，还应当把下院委员会２６１主席贝尔纳先生算上。一句话，自从改革法案公布以来，辉格党人还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

皮尔派在上届议会中所占的数目就已经很少，而由于他们的名额进一步减少，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集团；他们的许多最有影响的领袖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例如：卡德威尔和尤尔特（两人都是利物浦的）、格林（朗卡斯特）、马洪勋爵（哈特福）、朗德尔•帕麦尔（普利茅斯）等等。卡德威尔的失败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应，这不仅由于他曾代表过的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由于他同已故的罗•皮尔爵士的私人关系。要知道，他同马洪勋爵都是皮尔爵士的遗嘱保管人。卡德威尔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他拥护废除航海法令２６２和不同意“打倒天主教徒！”的口号。而在利物浦，国教信徒给了选举以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机关刊物①说：“这个只会做生意的、贪得无厌的团体，很少有时间去培养宗教情感；因此它必须依靠僧侣，变为僧侣手中的工具。”

此外，和曼彻斯特的选民不同，利物浦的选民不是普通“人”，而是“有身分的人”；而维护宗教上的旧的正统观念，是对有身分的人的首要的要求。

最后，自由贸易派在这次竞选中也有几个最有声望的人落选。

例如，在布莱得弗德，最老的自由贸易派宣传家和政论家之一汤普逊上校（绰号“老母鹅”）遭到了失败；在奥尔丹，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最有名的鼓动家和最有辩才的演说家威•约•福克斯遭到了失败；甚至连布莱特和基卜生本人也仅仅以微弱的多数在该党的堡垒曼彻斯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辉格党人。不言而喻，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曼彻斯特派是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但是，许多年来他们吹嘘说，只要一旦辉格党被打倒，托利党重新执政，他们就会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并完成英雄的业绩；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不久以前的竞选中我们又看到他们谦恭地同辉格党携手合作，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表明了他们道义上的失败。

但是，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党获得胜利，甚至相反地，它们每一个都遭到了失败，而英国国民却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安慰：

① 即“经济学家”。——编者注

这一次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一种职业——律师在议会中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代表权。下院有一百多名议员是律师；看来，这个数字不论对于希望自己的事业在议会中获得成功的政党来说，还是对于企图根据国民的同意作出决定的议会来说，都不是一个吉兆。

上面援引的数字对比毫无疑义地说明，整个反对党与托利党相比获得了否定的多数。如果它采取联合行动，那末它在议会召开的最初几天就能把内阁推翻。但是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巩固的政府。为此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大选；然而新的大选又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必须重新解散议会。要摆脱这种兜圈子的状况，就必须进行议会改革。但是腐朽的政党和新的议会宁肯要托利党统治，也不愿采取这样英勇的步骤。

如果单独地来考察每一个政党，那末托利党人虽然同联合起来的反对党相比是少数，但他们仍然是议会中最有力量的政党。况且，他们巩固地占有最重要的国家职务，依靠着一支训练良好的、紧密团结的和相当统一的军队；最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一次遭到失败，他们的比赛就会永远结束。而与它相对峙的是一个由四支军队组成的联盟，每一支军队都由一个特殊的长官来率领，这个联盟是由利益、原则、回忆和欲望各不相同的一些集团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反对把议会纪律宣布为最高原则，它们以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当中任何别的集团提出的要求。

显然，各个反对党集团之间在议会中的对比同它们在国家中的力量对比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辉格党在议会中日益成为反对党的一个人数最多的部分，其余的集团都以它为核心，集结在它的周围。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危险的是，这个经常把自己想像为管理国家的首脑的政党，更加关心得多的是如何回避自己的同盟者的要求，而不是如何打败共同的敌人。反对党的第二个集团皮尔派，共有三十八个代表；它的首领是詹•格莱安爵士、悉•赫伯特和格莱斯顿。詹•格莱安爵士依靠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结成联盟来进行投机活动。他本人过于强烈地追求首相的职位，因而丝毫也不愿意帮助辉格党人重新获得他们旧日的管理国家的垄断权。另一方面，许多皮尔分子赞同托利党人的保守观点，自由派只能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指望得到他们的经常的支持。

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写道：“在许多其他问题上，要使自己的措施具有某种形式以保证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这对大臣们来说并非难事。”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的力量比上届议会中更强了；他们现在拥有一百一十三名代表。同托利党人的斗争将使他们更前进一步，超过辉格党人的稳健政策认为适当的界限。

最后，还有一个拥有大约六十三名代表的“爱尔兰旅”，虽然它自从“丹王”①死后就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但是它的人数却完全可以左右力量的对比；除了对得比的憎恨以外，它同不列颠的反对党毫无共同之外。在不列颠议会中，它代表爱尔兰反对英格兰。在比较长期的运动中没有一个议会政党能够有把握地指靠它的支持。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作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总括：虽然与托利党人相对抗的是一个否定的多数，但是没有一个党能够代替它而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托利党人的失败必然会引起议会改革；他们拥有一支紧密团结的、统一的、训练良好的军队，并且占据着最重要的国家职位；反对党是四个各不相同的集团的堆积物，而联合

① 即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起来的军队打起仗来往往打不好并且缺乏机动性；加之，否定的多数仅仅占二三十票的优势，占议会四分之一的一百七十三名议员都是由新人构成的，他们胆怯地避开一切威胁他们的东西，即一切可能使他们丧失用高价买到的议员席位的东西。综上所述，我们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托利党是有力量的，如果说这种力量不足以取得胜利，那末却足以把事情引向危机。看来，它已经决心这样作。

伦敦所有的日报和周刊都流露出对于这种危机的恐惧，因为它会使整个英国官场的面貌革命化。“泰晤士报”、“纪事晨报”、“每日新闻”、“旁观者”、“观察家”都惊慌失措，议论纷纷。它们最希望的是能通过发表激烈的言论说服托利党辞职，并想以此防止危机。但是，不论是激烈的言论还是善意的不满，都不能使它们逃避冲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前后

载于１８５２年９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３５５８号和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３日“人民报”第２５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