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师爷替菅直人撇清谣言

在中文网上也有人惊呼“菅直人这个日本老红卫兵终于当上日本首相了”，甚至有说菅是“赤军”的。于是，在中国读者眼里，菅直人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这实际上反映了网络文化不负责任的特点。我们在前帖〈菅直人算哪门子的红卫兵〉已经阐明，“全共斗”不等于 “红卫兵”。

现在的问题是，菅直人到底是不是“全共斗”？

全共斗是“全学共同斗争会议”的简称。日本把1968－1969年这个期间发生的学生运动统称为“全共斗运动”。这场运动有日本主要高等院校168所的学生和教职员参加，以要求大学的民主改革和学生自治为主要诉求。从全共斗成立于1968年5月27日可以看出，它显然是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和更早时候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物。这场运动结束的标志，是1969年9月5日全国78所大学结成新左翼八派联盟。“一朝燎原，一夕火灭”（宮崎学《突破者》，南風社，1996 ，原话是“一気に発火した全共闘運動はまたたく間に鎮火した”）。究其“火灭”的原因：

一、校园中存在呼吁校园秩序正常化的学生灭火势力，

二、佐藤政府公布了不惜停办高等院校的“大学运营临时措置法”，

三、政府出动武装机动队进驻学校，

四、学生面临毕业分配。

“全共斗运动”由于存在校园武斗和街头暴力，便被涂上了激进左翼的色彩。1970年后，一部分更激进的学生转入了地下政治斗争，发展到日本赤军阶段。这个阶段以1971年毛泽东先后接见田中角荣和尼克松为标志，而告结束。

现在，文化右派担心网络右派的信口开河会坏大事，便由重镇大佬出来澄清这个颇受关注的问题。8日晚，三轮和雄 〖1〗 在他主持的《樱花频道》中，以过来人和右翼师爷的身份作出辟谣，他说：

  【菅直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在学生时代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了，他那时

   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怎么回事呢？当时正处在“全共斗运动”最

   激烈的时期，和这个运动相对抗的是日本共产党支持的民主青年同盟，

   也就是说挺共与反共 〖2〗 的左、右翼同志之间的斗争，在各个大学

   上演。对此也就不存在第三极和第三条道路。但还是有那么一群学生，

   他们是反对动乱的，为了校园秩序的正常化为奔走灭火，各大学都有

   灭火队。比如在东京大学，现在成了自民党大人物的町村信孝 〖3〗，

   还有后来成为民主党议员的佐藤谦一郎〖4〗，知道这些人吧，他们

   当时就是东大的灭火队长。各地学校都有。在东工大，谁在领导这个

   呢？就是菅直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证明，大学时代的菅直人根本不

   是什么过激派，千叶景子〖5〗也与他同时代。当时的所谓左翼造反，

   到底算不算造反我也说不清楚，总之菅直人绝不是什么过激派，这

   一点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证言。】

“全共斗时期”的菅直人既不是“全共斗”（造反派）也不是“民联”（保守派），而是“灭火派”。灭火派在当时偏右倾色彩，把他硬往“全共斗”或“红卫兵”上扯，是贻笑大方，后者则反映了中国人在文革认识上的盲点。至于菅直人后来为何成为左翼的代表人物，三轮和雄认为这是1976年他加入了社民连以后才慢慢演变过去的事情。

录音：三轮和雄〈暴风雨前夜？菅内阁出发〉

注：

〖1〗三轮和雄（1948年－），比菅直人小一岁。日本右翼社会运动家。日本世论会会长、正论会代表，日本会议百人委员。“全共斗”时代为中央大学学生，参加了校园秩序正常化的活动。

〖2〗当时的日共被认为已经“变修”。日共认为大学民主改革要由”民主的官僚和民主的教职员“来主导，全共斗则认为应由学生来主导。

〖3〗町村信孝（1944年－），自民党内町村派的长老，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众议院议员。历任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全共斗”时代为东京大学学生，领导了东大的大学自治运动。

〖4〗佐藤谦一郎（1947年－），原参众两院议员。“全共斗”时期与町村信孝共组大学改革执委会。2005年落选议员后，到一家自然食宅配公司做送货员，据说是为了实践年轻时的“城乡结合”的理想。

〖5〗千叶景子（1948年—），在菅直人新内阁中出任法务大臣。民主党总务委员长、参议院议员。“全共斗”时代为中央大学学生，据称是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生活动家（求证）。

附文：

菅直人算哪门子的红卫兵？

菅直人当上了首相，日本的极右翼一齐出来跳脚。石原慎太郎5日在都内的会议上称菅内阁“是极左内阁”，臭名昭著的极右翼评论家宫崎正弘骂菅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市民运动家，左翼幼稚病患者”，和李登辉打得火热的前议员西村眞悟则骂他是“小泽一郎的傀儡”、靠“诈术”上台。

“左翼”这个词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它不是一个坏词儿，提到的时候人们多半联想到革新的、时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群像。“右翼”一词特别“极右翼”就惨了，在提到的时候人们多半联想到的是守旧派、皇道派、不合时宜、顽固坚持“日本天下第一”的脑残（〈日本の右翼と左翼〉）。

极左翼也不受欢迎。由于“红卫兵”一词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抹黑，传到日本时就被右翼当做“极左”代名词来方人。几个月前，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得主益川敏英就怒指国会议员莲舫为“红卫兵”。莲舫（日籍华裔）是民主党女议员，她在国会审议超级计算机经费预算的过程中，提问犀利了些，咄咄逼人，就被益川指做了“红卫兵”。日本右翼在攻击中国的时候也把李肇星、王毅等统统骂做红卫兵。近日菅新首相的消息传出，网上一些中国人也给他戴“红帽帽”。王小东称他的大“先辈”菅直人是“日本老红卫兵”，还是个“头头”。前面说过“红卫兵”形象已彻底地被抹黑了，自然“日本老红卫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半就联想到了日本的赤军和“恐怖分子”。卖糕的！原来新当选的首相曾经是一个“恐怖分子”啊！

日文语境里当然是不存在“日本老红卫兵”这一说的，当年闹事的时候，学生也不称自己是“红卫兵”，因为不需要保卫什么而是要破旧立新。当时日本共产党代表“赤色”，而当时的思潮就有针对共产党（代代木）的失望，对国家权力（黑色）的愤怒，和对战后民主主義（白色）的绝望；主导这一运动的“全共斗”实质上是一个无党派的（non-sector）、无政府的（anarchism）的松散的学生联合，这倒和中国的“红三司”即造反派红卫兵相似。前面提到极右派评论家宫崎正弘也只是把菅直人定位于“市民运动家”，和所谓的“日本老红卫兵”根本就是两码事。

“老红卫兵”这个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皇党形象，在中文语境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中国的文革时期中特定的一群人，这群人结社的目的是“保爹保妈”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怪中国的文革研究太菜，竟然把文革中“造反”的学生团体笼而统之冠以“红卫兵”打包了事，以至在大众眼里，红卫兵就是铁板一块，殊不知这当中“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群体，其造反的对象、宗旨和作为南辕北辙，所对应的历史阶段也大相径庭。我是读刘国凯先生的大作〈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才明白里面的玄机的。不把“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按历史真相区割开来，文革的事情就永远说不清，其结果是历史越描越黑，文人们越来越甘做犬儒。在文人笔下最最惨重的文革伤痕（“破四旧”、“打砸抢”、打老师等）究竟是何人所为呢？刘国凯提供了他的版本：

  “施虐者主要是由XX高干子弟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

   至于“造反派红卫兵”，当时还没出娘胎，“来不及到场，没有‘作案’

   时间”。

从时间序列来论，说法是可信的。文中举了陈寅格、老舍、储安平的例子，痛斥

  “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回忆录或小说——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

     身上。这类文字也是泛滥到可以信手捡来的地步。”这实际导致了“当今

   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反抗基本采取袖手傍观

   的态度。”

杨小凯教授在〈再谈‘文革’〉一文中也如是说：

  “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持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 [铃注：指

    毛在7月底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发信，赞扬他们的造反精神。这些红卫兵从构成

    和后来的作为看，其实属于“老红卫兵”], 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持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企图煽动这种正统观念，

    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

毛泽东弄清状况后，转而

 “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不满，提出反迫害，支持出身不

    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等口号，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现了。”

这种分野的出现显然是高层斗争在底层的反映，杨小凯呼吁“不能把帐算在造反派身上。”因为文革中的暴行主要是“老红卫兵”所为，而“造反派红卫兵”往往站出来制止他们（造反派红卫兵也有次要的暴行）。从《1967年7月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真实的文革〉（黎阳）、〈红贵族“联动”覆灭记〉（永远战士）这些翔实的资料中披露的大量史实来看，刘、杨的说法靠谱。联动就是老红卫兵；红代会等是造反派红卫兵，基本由工农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所组成，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杨小凯）。

这意味着，中文语境中的“老红卫兵”等同于施暴者、杀人犯。

再看发生在1967－1969年的日本“校园纷乱”，参加学生确实高喊“造反有理”（zouhan rouri）也烧过校园，他们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中国“老红卫兵”呢？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