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与摩罗先生的对话
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原因，分析其与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的适应性，以及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修正。
摩罗先生的来信：
镭射先生，前一阵跟您交流的时候，您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让我很感兴趣。您的一些看法很有道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对于我们寻找民族振兴的文化资源，都颇有裨益。我想就此向您进一步请教。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我认为值得我们展开来充分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1，五四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人，大多是鄙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人，或者说，那些强调向传统文化寻找文化资源的人，都缺乏公共号召力。而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资源的人，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号召力。那个时期我们从西方引进的资源实际上很多，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平等、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达尔文主义等从西方启蒙思潮、革命思潮和殖民思潮中生长起来的一整套学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为实践这些学说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胡适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实践者，一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最后在中国取得胜利、成为新一代政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不是有其必然性？它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胜利？
2，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反对西方强盗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被中国革命政党所选择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它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很关键的困难，就是这些追求民族独立、力求将西方掠夺势力赶出中国的革命党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一种西方的文化思想，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意识形态？这跟民族感情不存在某种抵触吗？
3，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种来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如何跟中国的民族文化接轨？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和活在社会实践中的民间文化，究竟有多少抵触、有多少相互适应？
4，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执政时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多大程度的遵循、多大程度的修正？也就是说，您认为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实践方面，多大程度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为？
5，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执政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跟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有的势力当然是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比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有的势力在文化资源上跟蒋介石的精英团队较为接近，比如民主同盟的诸多知识分子，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等等，为什么能接受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
6，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居二线，所有具有传播力的媒体，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网站，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文化和价值观。您对这种状态有什么看法？
7，在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过程中，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8，在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跟目前日益强盛的民族文化潮流相处？它跟中国的儒道释诸般资源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9，在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跟目前在媒体上成为主流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处？它们之间有在中国语境下融合的可能性吗？
我的回复：
我的回复：
谢谢摩罗先生的回应。对于先生所提的两个问题，我将我的观点简要表达如下：
1、近代中国力求将西方掠夺势力赶出中国的革命党人会选择一种西方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发生的一个在近代世界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传统文化失灵。
所谓“传统文化失灵”，是一个我创造出来的概念。我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当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时候，它的民族文化不能起到号召和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那么我就说，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失灵了。萧功秦先生曾指出，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为旗帜。近代非西方各民族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无一不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为旗帜和精神支柱。但这一现象在中国却是个例外。近代中国长期处于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当中，但以儒、佛、道三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始终未能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旗帜。中国近代出现的这种特殊现象，我称之为“传统文化失灵”现象。
中国这个特殊的“传统文化失灵”现象是怎么产生的？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是最重要的：
第一，任何一种理论，要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都需要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体进行清楚的界定，也就是明确的区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儒家的华夷之辩本来可以起到这个功能，但问题是，19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而有清一朝，满清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夷”，而非“华”（雍正《大义觉迷录》： “朕夷狄之君也”）。因此，在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辩”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任何对这个问题的谈论都会有被视为反清而被迫害的危险。因此利用儒家话语系统构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第二，更重要的是，近代“中西”之争，其实包含了“中西”和“古今”两方面的因素，是仍然处于中世纪的中国与已经进入近代的西方之争。需要强调的是，“古今”之争在西方也存在，此即近代西方的启蒙与反启蒙之争。而在近代中国的“中西”之争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学”所处的，恰恰就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所攻击的“蒙昧主义”的位置。这样，近代中国用“中学”构建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西方面前，始终处于尴尬、软弱的地位，西方永远可以居高临下的蔑视之。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民族主义在西方面前的尴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上，与此前代表民族主义的“中学”血脉相通，但在理论面貌上，它完全是一套近代意识形态，而且是来自西方的近代意识形态。它的这一理论面貌彻底抵消了西方在中国面前所具有的“近代”优越感。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能用“中学”话语来表述自己时，西方永远可以“先进”自诩，拒绝回答中国民族主义的诘问；但当它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时，它就得低下头正视这个全新的对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让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理论平台，因此它在中国思想界一出场，就迅速取代了屡战屡败的“中学”，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最亲密盟友。“民族主义”属于“左派”这一中国独有的现象从此产生。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并非偶然。我认为，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与我们这里讨论有关的原因有这样几条：
第一，它是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19到20世纪西方的很有影响力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因此它在20世纪初的中国带有了先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对当时的西方所持的是批判态度而非肯定态度，这使得它不可能为西方殖民势力所利用，相反，可以成为正在与西方殖民势力斗争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支持。自由主义就是因为易于为西方殖民势力充当辩护理论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竞争中落败。
第二，作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嫡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精致性和解释能力是其它同时代的历史哲学所无法比拟的 ——至少在当时的中国是这样。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一度垄断中国思想界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在唯物史观面前也黯然失色，很快就退出了中国思想舞台。
第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套理论，同时也是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造就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联。这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先例和经验可以吸取。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发生后不久，罗素就曾预言，这场革命对东方的意义将远远大于对西方的意义。因为中国人对西方一直怀有强烈的不满，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出路，才无可奈何。但现在，俄国为中国作出了榜样，在这个榜样的感召下，中国将迅速走上一条与西方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您的问题：
4，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执政时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多大程度的遵循、多大程度的修正？也就是说，您认为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实践方面，多大程度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为？
5，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执政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跟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有的势力当然是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比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有的势力在文化资源上跟蒋介石的精英团队较为接近，比如民主同盟的诸多知识分子，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等等，为什么能接受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
8，在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跟目前日益强盛的民族文化潮流相处？它跟中国的儒道释诸般资源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我的观点：
近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严格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一个分支——列宁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列主义”。根据中共的官方说法，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相比，列宁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社会理论，同时也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这一理论让当时（20世纪初）因为模仿美国重建政治制度失败而近乎陷入绝境的中国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十月革命后崭新的苏联的飞跃式发展，让同时代的中国人有理由相信，如果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重建（社会和政治），中国将可以重现苏联的辉煌。
至于“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实践方面，多大程度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为”，即使不是从不同的政治派别，而是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纯学术观点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防止陷入无休止的理论纠缠，我对此就不发表看法了。
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回答“中国社会的其他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跟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就不困难了——因为以上原因，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旗帜和代言人。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中，只要不是反民族主义的势力，都会与马克思主义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要么被马克思主义吸收，要么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同盟。在这个问题上，您不妨研究一下金岳霖先生在1949年后的思想转变过程，相信对您会有所启发。
至于“目前日益强盛的民族文化潮流”，我想说两点：
第一，我认为所谓“目前日益强盛的民族文化潮流”，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政治+商业炒作的产物而已。它不过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在东南亚一度流行的所谓“亚洲价值观”现象在今日中国大陆的重演，其根源在于中国今日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私人资本势力集团企图为自己寻找和塑造政治理论资源。但由于这个集团自身所具有的严重缺陷，这场“民族文化潮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闹剧，不会有任何政治或社会意义——这已为2008年的护火运动所证明。
第二，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塑，实际上还没有起步。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的重塑必须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具体的说，就是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工作。此二者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实际上也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精华所在。只有通过对此二者的吸收，中国文化才能更上一层楼。
附：从2008全球华人大示威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尴尬处境（节选）
一
这次全球华人示威，除了范围广、时间长，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跨政治分歧”，除了大陆出去的人，许多港台出去的和海外出生的华人也参加了，而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喜欢CCP。
这次全球华人示威，除了范围广、时间长，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跨政治分歧”，除了大陆出去的人，许多港台出去的和海外出生的华人也参加了，而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喜欢CCP。
对这一点的认定，是我要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这说明，此次全球华人示威，发出的不是某一个政治派别（CCP），而是全体华人的声音。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反映，是共同的民族感情将大家凝聚在了一起。自从抗战结束到现在，华人还从没有用如此统一的声音在世界上说过话。
既然是民族主义，那么这次海外华人选择了什么作为自己的旗帜呢？从电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海外华人选择的旗帜，是很明确的：伦敦、巴黎、旧金山……一片“红海洋”！到处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到处可以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和《歌唱祖国》的歌声。众所周知，包括音乐、旗帜等在内的符号系统，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外在表现，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体系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从这次全球的“红海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符号系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系统是高度重合的。此次“全球山河一片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互为表里的。
面对此情此景，处境最尴尬的，大概就是中国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派了。因为根据新儒家的理论，五星红旗所代表的“马列”是“外来文化”，CCP也是“外来政党”，它自己才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但现实却是：这次全球华人大示威说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别人并不买账。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代表，恰恰是被他们视为“外来文化”象征的红旗！而且这种代表甚至超越了政治分歧——在旧金山，有的台湾来的华人甚至是“第一次扛起了五星红旗”（萨苏）。虽然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派在构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标志性符号和话语系统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提倡读经、制订孔子标准像、采用孔子纪年……但这次全球华人大示威证明，他们的努力并未成功（如果不说失败的话）。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只是“纸糊的房子”，只有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之类的场合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国家和民族真正有难，人们是不会想起他们的。
面对这一尴尬处境，大陆新儒家们试图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这次全球示威并不是“华人”的，而是“列宁主义”的，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罢了。在这方面，儒学联合论坛上“心岳”的一段发言很有代表性：“海外的留学生，不要忘了大背景。列宁主义的政党造的机器有自动运转的习性。这是个根本问题。”并告诫参与示威的网友：“好好读书，不要参与进mob队伍。”
对这种言论，已经没有评论的必要。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主张“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但这次全球华人的抗议活动却告诉了我们，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可以说，如果你反马克思主义，那么你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就不可能是朋友（如果不是敌人的话）。而新儒家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学术体系，它只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结合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次面对海外华人的大规模行动却“失语”的状况，应该让新儒家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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