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十五至十七章）

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十五至十七章）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后“洋跃进”的两年（1977-1978年）

第一节 生产恢复性增长

对1977-1978年这两年的经济，一些著作或者说是“前进中徘徊的两年”，或者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提法自相矛盾，既然是徘徊，那就没有前进；既然是前进，那就不是徘徊。那么对这两年的经济，应当怎么看呢？比较合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似乎应当是：生产恢复性增长，基建盲目地冒进。这种看法是不是对头，且看下面的数据。

1977—1978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
单位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工农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4579 5067 5690
（比上年增长%） 1.7 10.7 12.3
农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1317 1339 1459
（比上年增长%） 2.5 1.7 9.0
工业总产值 （按1970年不变价，亿元） 3262 3728 4231
（比上年增长%） 1.3 14.3 13.5
粮食 亿斤 5726 5655 6095
棉花 万担 4112 4090 4334
猪 万头 28725 29178 30129
钢 万吨 2046 2374 3178
原煤 亿吨 4.83 5.50 6.18
原油 万吨 8716 9364 10405
发电量 亿度 2031 2234 2566
化肥 万吨 524 724 869
化纤 万吨 14.6 19 28.5

上表表明，1977-1978年经济主要是恢复性增长，农业由于受灾较重，1977年粮棉比上年减产，粮食到1978年才超过了1976年水平，棉花到1980年才超过1974年的4922万担。工业情况较好，钢1978年就超过了1975年的2390万吨，其他工业产品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 基建肓目地冒进

1977-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有一种加快发展生产建设的愿望。这两年经济恢复较快，于是领导在思想上对顺利的因素看得比较多，对困难因素估计不足。这样，就产生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突出表现在1977年7月华国锋为总理的国务院一份报告提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要求: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978年为6095亿斤，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272亿斤，“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78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1978年为3178万吨，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403万吨，“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22万吨）。后八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的总和；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后八年“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参见华国锋《在五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第16、20页）这么大的建设规模 ，资金来源一方面靠国内积累，提高积累率，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 %，仅次于“大跃进”时期；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因此，这两年被人们称之为“洋跃进 ”的两年。

总之，十年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解决，“洋跃进”又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这些后遗症有待来日解决。

第六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2003年迄今）的经济建设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从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入新时期。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肯定中央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在政治上，开始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决定撤消中共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在思想上，坚决批判“两个凡是”（这是华国锋时代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当年5月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在经济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待妥善解决。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必须加以解决。全会讨论了农业问题，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邓小平曾说：“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邓小平文选》第160页）会议并决定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如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 %，超购部分再加价50 %），适当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促进农业发展。
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8页）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新八字方针的含义是：调整，即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克服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降低积累的比重，提高消费的比重，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改善人民的生活；积极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改革，即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把企业的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更好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整顿，是把现有企业特别是目前管理混乱的企业整顿好。经过整顿，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良好的生产秩序，使企业的各项技术经济基础指标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提高，是要大大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使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等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节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胡耀邦总书记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的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0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OOO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15页）还确定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为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是：二十年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对前十年还规定了“六五”（1981-1985年）、“七五”（1986-1990年）计划的任务。“六五”计划期间，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整顿、改组和联合，有重点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七五”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继续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会议还对经济工作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首先，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同时要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其次，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再次，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最后，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会议要求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指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提出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11、13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个基本点是坚持改革开放。这些思想来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特别是《实现四化，永不称霸》、《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卷第111-112、132-133、158-184页），《一心一意搞建设》、《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第三卷第9-11、201-202、248-250、251-252、344-346页）等著作，可以加深对基本路线的理解。如果同时学习毛泽东思想，在学习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结合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3页）就会发现邓小平的观点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左的、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1989年9月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指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这是新时期促进经济发展，搞好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十七章 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提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O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15页）（注）

应当指出，新时期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来自邓小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有的著作说，“三步走”的战略是邓小平1984年10月6日提出来的，并且列出一、二、三步的时间和具体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7。第307页），这不够准确。这一天邓小平的讲话以题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载之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那里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第77页）又说：“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第79页）显然，这个讲话没有讲三步走，只讲了二步走。

1987年4月，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O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页）这是“三步走”战略的准确出处。读者如果细心的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十三大报告与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出入的，那里讲的经济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具体数字；这里讲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有具体数字。有研究的经济学者知道，虽然两者都讲翻一番，但要达到目标，后者比前者更难，因为后者还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在内。这是搞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规划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

注：关于经济总量指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6页注6指出，党的十二大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1985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七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主管此事的实际情况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过去遒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使用“物质生产体系”（MPS），经济总量指标有社会总产品（值）、国民收入及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改革开放后，根据西方经济学生产三要素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说，是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参见《辞海》经济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25页）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SNA），由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经济总量指标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核心指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规定，各国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其经济实力。把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加，就得出全世界的经济总量。

我国国务院1985年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制度采用“国民核算体系”（SNA）。因此，在八十年代前后，我国正式处在由一种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向另一种核算制度过渡时期，我们的综合经济部门和有关领导在讲到我国的经济总量时，使用的指标不统一。如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1984年6月，他又说这次是讲年人均国民生产值达到八百美元。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4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二十年奋斗目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是“物质生产体系”（MPS）的指标，因八十年代初期计划工作刚刚恢复起来，还没有计算社会总产品（值）、国民收入等指标，只能计算较为简单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邓小平1982年9月的《一心一意搞建设》、10月的《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的讲话，都是讲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1982年12月，“六五”计划（1981-1985年）文件中，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仍采用“物质生产体系”（MPS），但主要综合指标多一些了，有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1986年4月，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正处在由“物质生产体系”（MPS）向“国民核算体系”（SNA）过渡，因此“七五”计划（1986-1990年）文件，采用两个核算体系的两套指标，既有工农业总产值，又有国民生产总值。此后，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一般都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了。如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讲到我们的奋斗目标，从1981-2000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再花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4、226页）
我国的计划和统计部门则严格按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规定，主要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般略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因前者还包括国外净要素收入。九十年代开始，由于我们大量引进外资，国内的外资企业多达数十万家。这样，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小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外净要素收入为负数；这就是说，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大于境外的中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目前多达1000多亿元。近十多年来，我国出口总额增长的60 %以上，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这是我国经济变化的新情况，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第一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调整、两个阶段和两次治理整顿

新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从经济发展的态势看，按其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宏观管理上相应采取的对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两次调整；两个阶段；两次过热，两次治理整顿。下面按此顺序加以叙述。
两次调整：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共中央采纳了陈云、李先念的建议（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第２４８页），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第一次调整（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由于认识不统一，贯彻不力，收效不大。第二次调整（1981-1983年），由于统一了认识，贯彻得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将两次调整几个关键指标对比如下：

第一次调整 第二次调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1.7 7.6 7.8 5.2 9.1 10.9
工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 13.6 8.8 9.3 4.3 7.8 11.2
积累率（%） 36.5 34.6 31.5 28.3 28.8 29.7
全民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669 699 746 668 845 95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8.5 17.3 16.5 13.7 16.0 16.0

上表表明，这几年之所以进行两次调整，主要是前两年对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工业生产速度和建设规模压不下来，致使积累率和投资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重要比例失调，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旦控制住了生产和建设两个关键环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两个阶段：前六年和后十几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从1979年到1984年，这六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平稳，各方面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现将几个主要指标列表如下：

1978年 1984年 平均每年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现价亿元） 3624 7171 9.2
工业指数 100 172•8 9.5
农业指数 100 155•4 7.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669 1833 18.3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1559 3376 13.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0 120 3.1
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指数 100 132 4.7

上表表明，六年间经济发展既快又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 %，其中工业增长9.5 %，特别是农业增长7.6 %，是难能可贵的。工农业速度的对比为1.25:1，比例关系如此协调，是历史上少有的。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有较多增加，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3.1％（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只上升2.8 %），因此生活有较大改善，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１９８５年以后的十多年，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经济发展很快，但不是一帆风顺的，波动大，不平稳。由于出现了曲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先后出现了两次过热，三次通货膨胀，不得不两次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治理整顿。两次过热:第一次过热(1984，1985，1986，1987，1988年);第二次过热(1992，1993，1994，1995，1996，1997年)，用生产、建设几个主要指标列表如下，比文字说明更简单明了。
第一次过热 第二次过热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国内生产总值
（比上年增长%）15.3 13.2 8.5 11.5 11.3 14.1 13.1 12.6 9.0 9.8 8.6
工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16.3 21.4 11.7 17.7 20.8 24.7 27.3 24.2 20.3 18.1 16.4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1833 2543 3121 3792 4754 8080 13072 17042 20019 22974 24941 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25.6 28.4 30.6 31.3 31.8 30.3 37.7 36.4 34.2 33.8 33.5

第一次过热。从上述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两位数的增长，可以看出过热的迹象。中央领导在过热之初，就发现了苗头。陈云1985年9月在党代会上说：“小平同志八月二日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 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按：这是当时的初步统计，国家统计局后来调整为16.3 %），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当时不但工业速度过快，而且投资规模也偏大，两次过热，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突破30 %，超过了警戒线。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投资率超过30 %，国民经济就会出现紧张甚至比例失调。

对1984年至1988年工业速度太快，如陈云说的，邓小平当时已有所觉察。但到1992年视察南方时，当有人给他提供了这几年不准确的统计数字时，甚至中央已经两次作过对经济过热进行治理整顿的《决定》，他又对1984-1988年工业的高速度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共创造了工业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上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377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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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邓小平讲话使用的1984-1988年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1.7 % ，数据有误，不知是哪个部门提供的。邓小平对这段时间的高度评价，“发展是硬道理”，是建立在这个错误数据的基础上。现将这几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工业总产值的准确数字及其平均增长速度，列表如下：

单位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五年合计 平均每年
工业总产值 现价亿元 7617 9716 11194 13813 18224 60584
比上年增长 % 16.3 21.4 11.7 17.7 20.8 224.2 17.5
（按可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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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74页。

上表表明，这五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7.5 %，而不是21.7 %，哪一年也没达到过这么高的速度。本书作者在1997年6月曾致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负责同志，提供了上述国家统计局关于这几年工业总产值的准确数字。建议《邓小平文选》再版时，更正这个不负责任的部门提供的不准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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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次经济过热，1988年9月底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分析了群众的情绪：群众意见最多的一是物价上涨，二是分配不公，三是腐败现象。全会决定，明后两年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首先要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此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10 %以内，价格改革力争用五年时间理顺价格关系。但这次治理整顿并没有进行到底。
1989年4月，胡跃邦总书记逝世，有人在悼念活动时，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5月，非法群众组织煸动一些人在天安门进行绝食。接着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4日，党和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了在动乱中犯错误的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11月初，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很快取得成果，此后连续两年经济降速，物价趋于平稳。
第二次过热，在九十年代前期。从1992年开始，工业以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向上猛增，投资率也持续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几。生产建设的高速度，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从1992年起，货币投放每年一千几百亿，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1993年中不得不下决心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三次通货膨胀，都是生产建设的扩张，需要大量投放货币，引起物价猛涨。具体情况还是列表说明比较简明。

第一次通货膨胀 第二次通货膨胀 第三次通货膨胀
1984 1985 1988 1989 1992 1993 1994 1995
国内生产总值 （比上年增长 %）15.3 13.2 11.3 4.1 14.1 13.1 12.6 9.0
工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 16.3 21.4 20.8 8.5 24.7 27.3 24.2 20.3
农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 12.3 3.4 3.9 3.1 6.2 8.0 8.6 10.9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1833 2543 4754 4410 8080 13072 17042 20019
（比上年增长率%）28.2 38.7 25.4 0.93 44.4 61.8 30.4 17.5
货币投放（亿元） 262 196 679 210 1158 1529 1424 597
（比上年增长%） 49.4 24.7 46.7 9.8 36.4 35.3 24.7 8.2
零售价格指数（%） 2.8 8.8 18.5 17.8 5.4 13.2 21.7 14.8
消费价格指数（%） 2.5 9.3 18.8 18.0 8.6 14.7 24.1 17.1

第一次通货膨胀，是因为1984年工业两位数增长，农业特大丰收，分别比比上年增长16.3 % 和12.3 %，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粮食产量达到8146亿斤，棉花产量达到12500万担。在大好形势下，金融进行体制改革，银行宣布今后贷款以上年为基数。于是当年下半年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四行争贷，都为了达到扩大下年规模的目的。这样，致使1984年货币投放多达262亿元，比上年猛增49.4 %、经过一个滞后期，引起1985年零售价格指数上涨8.8 %，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1.9 %。

第二次通货膨胀，1988年工业比上年增长20.8 %，而农业只增长3.9 %，工农业速度的对比扩大为5.3:1，比例关系紧张。投资比上年猛增1000多亿元，增长25.4 %。工业和建设迅猛扩张，需要投放大量货币。在这种形势 下，价格改革特别是放开价格的呼声高涨，希望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当时美国货币学派著名学者密尔顿•弗里德曼来华访问，会见了政府主要领导人。货币学派是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流派，对中国的改革，主张“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是改革的唯一出路”（回国后以此为题，大放厥词）；在货币问题上，是主张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可能听者只欣赏、专注后一句，没有注意到、没听进去前一句。结果我们当年采取的办法是，放开货币，放开价格。

邓小平1988年5月在《理顺物价，加速改革》的讲话中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指国家财政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轻装前进。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263页）

在北戴河会议上，国家计委带去的原来的价格改革方案（国家计委委托计划经济研究中心与有关各部局同志组织的价格改革研究小组，工作了较长时间研究的成果。本人曾参与研究，后来并奉命为主起草这个改革方案。）被认为保守了，不合用了。当时各个方面都在研究价格改革问题，听传达说，国家花200、300、500亿元，可以彻底解决我国价格改革问题的几个方案，并且据说那是用某某所的电子计算机（当时国内拥有这种先进计算工具的单位不多）测算的，似乎很神，已上报国务院领导。研究小组这些来自实际工作部门来的同志，未被种种传闻所动，总结了改革开放八年来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认为今后价格改革还是应当从实际经济情况出发，总的应实行“以调为主，调放结合”的方针。方案提出:“1988年价格改革怎么办？看来还没有条件以价格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迈大步，还只能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入手，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解决一部分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这被认为是碍手碍脚的“保守”思想，当然被抛在一边，文件另起炉灶。于是价格改革闯关开始了。这样，1988年货币投放多达679亿元，比上年猛增46.7 %，于是引起价格猛涨，人心惶惶，抡购风席卷全国。当年和下年零售价格上涨18.5 %和17.8 %，消费价格上涨18.8 %和18 %。连续两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引起一些外商望而生畏，准备撤走投资；特别是引起广大居民不满。

第三次通货膨胀，是在九十年代前期，银行以每年投放货币1000多亿元，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三十几，支持经济过热，于是接近恶性通货膨胀的事发生了。1993-1995年物价指数连续三年为两位数，1994年最高，零售价格指数为21.7 %，消费价格指数达24.1 %。接近恶性通货膨胀（有人公开在大报著文说，通货膨胀率实际上高达40 %），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

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他研究美国百年货币史得出的结论，是经验之谈。在我国，当前什么是货币？如果只看到现金（M 0），那就不够了。用狭义货币供应量（M 1）呢？即M 0加活期存款，那也不全面。应当使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即M 1加定期存款，才比较切合实际。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物价总水平全面的持续不断的上涨的表现。在我国，当前使用什么物价指数反映通货膨胀呢？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只反映消费品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反映服务费用价格的变动，不能全面反映通货膨胀的升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既包括消费品商品、又包括服务费用价格的变动，反映通货膨胀比较合适。现将1978-199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指数，用曲线图表示，就可以看出两者趋势一致的密切相关的关系。所以，要根治通货膨胀，必须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单位：比上年增长%
78年 79年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消费价格指数 0.7 2.0 6.0 2.4 1.9 1.5 2.8 9.3 6.5 7.3 18.8
货币供应量指数 8.5 26.3 36.3 14.4 10.8 20.7 49.5 24.7 23.3 19.4 46.7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消费价格指数 18.0 3.1 3.4 6.4 14.7 24.1 17.1 8.3 2.8 0.8
货币供应量指数 9.8 12.8 26.5 31.2 37.3 34.5 29.5 25.3 19.6 14.8

资料来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国家统计局从1985年才开始计算，1978-1984年只能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1985-1998年用的是消费价格指数，这两部分均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 》. 货币供应量指数， 也是摘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 》和《中国金融统计》。

在通货膨胀期间，我国学术界非常活跃，许多人分析了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后果和治理的对策，等等。（参见本人汇总的《近年来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观点综述》，《前线》杂志1996年1，2期）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已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情况很严峻，但“通货膨胀有益论”者却出来说，通货膨胀不是主要矛盾，失业才是主要矛盾（失业的确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当时失业率只有2 %左右，同通货膨胀相比，只能算次要矛盾。），企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有的说通货膨胀是把双刃剑（对老百姓不利，对国家有利），提出所谓“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有的提出治理的对策，多达五十多条。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更是趁机宣传他们的观点，如厉以宁在1992年公开提出，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通货膨胀；一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没有通货膨胀。本书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要搞综合平衡，把生产和需要衔接起来，一般不会爆发通货膨胀。但共和国的历史上也确实曾出现过几次通货膨胀，那是另有原因。如五十年代初期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51年零售价格指数达到12.2 %），那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十几亿元票子引起的）；六十年代又一次爆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61年零售价格指数达到16.2 %），那是由于“大跃进”多发了几十亿元票子引起的。这都不是计划经济本身决定的。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目盲竟争和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脱节，必然经常爆发通货膨胀。说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通货膨胀，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美国1980年爆发了两位数的严重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3.5 % ，同时经济下降0.5 % ，这是举世闻名的“滞涨”，怎能抹杀得了呢？（参见本人1993年5月5 日《经济参考报》文章《市场经济体制更易于抑制通货膨胀吗？---就通货膨胀问题与厉以宁教授商榷》，和1993年8月6日《新华日报》文章《也谈市场经济与通货膨胀》. 面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日，发布《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十六条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此时那些“过热论”主张者进行反对，说改革在“倒退”，计划经济又“复辟”了，甚至向邓小平打小报告，告状。邓小平此时头脑很清醒，表态说宏观调控是对的，支持治理整顿。国务院经过控制工业速度，压缩投资规模，减少货币投放，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历时五年左右，到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注），经济既保持了适度增长，通货膨胀又被制止住了，物价趋向平稳。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 %，工业速度下降为13.1 %，投资率下降为33.5 %，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为只有2.8 %，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为0.8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样，国民经济又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注：关于“软着陆”，当时理论界在这个概念的由来，和这次“软着陆”具体到底是哪一年着的陆，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这原本是普通飞机着陆时的用语（按：众所周知，普通飞机着陆时，根本无所谓“软着陆”一说），认为我国在1996年，经济增长9.6%，消费价格指数为8.3%，即实现了“软着陆 .（参见1996年 月 日《人民日报》刘国光等的文章）。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软着陆”是经济学移植宇航学的名词。宇航飞机由大气层返回地球时，采取措施将航速由宇宙速度(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大大减低，于是平稳地安全地降落地面。与此相类比，经济学对过热的高速发展的经济，经过宏观调控转为正常发展速度，同时通货膨胀也被制止住了，物价趋于平稳，促进尔后经济健康发展，叫做“软着陆”。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8.8 %，消费价格指数为2.8 %，此后多年保持低物价下的经济的正常增长。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软着陆”，比美国八十年代初期那次举世闻名的“软着陆”还要成功。(参见《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4期本人文章《我国经济是否“软着陆”之我见》 )

第二节 “五五“计划（1976-1980年）、”六五“计划（1981-1985年）的
基本任务、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和重大意义

“五五”、“六五”计划的由来是:1974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告，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战咯思想，提出拟定1976-1985年十年长远规划(包括“五五”计划和“六五”计划)，重点放在1976-1980年的“五五”计划 。1975年1月，周总理在向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指出今后十年是实现两步设想的关键十年，国务院将根据两步设想的目标，制定十年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家计委在国务院领导下，草拟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当年10月，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由国务院报毛主席同意，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进行了讨论。197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决定略加修改后试行一年，再作进一步修订。

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

原订的《十年规划》的奋斗目标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回顾上一章经济建设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关于前五年的任务包括主要指标，实际上是因受“文革”的影响，把“四五”计划未完成的任务推迟到“五五”计划来完成。

原“五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是否按时完成了？应当如何评价这个“五五”计划？国家计委内部一个关于历次五年计划的材料说：“由于长时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五五’计划的制定也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五五”计划果真是一个如此错误的计划吗？这恐怕是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或者对过去的计划工作抱有成见，匆匆忙忙下的结论，对此暂且存而勿论。下面且看原定的“五五”计划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

计算 “五五”计划规定的1980年
单位 计划指标 实际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 年均增长% 7.5-8.1 8.1
工业总产值 " 8.8-9.2 9.6
农业总产值 " 4.1-5.3 3.2
财政收入 五年合计，亿元 5100 4960
国家基建投资 五年合计，亿元 1780 2342
农业主要产品产量
粮食 亿斤 6500-7000 6411
棉花 万担 5700-6200 5420
黄红麻 " 1600 2197
花生、油菜子、芝麻 " 10400 12485
糖料 亿担 7.6 5.8
猪 亿头 3.5 3.1
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钢 万吨 3800 3712
原煤 亿吨 5.8 -6.0 6.2
原油 万吨 15000 10595
发电量 亿度 3100 3006
木材 万立方米 5500 5359
水泥 万吨 6300 7986
化肥 " 5500-5700 6047
机床 万台 10-11 13.36
汽车 万辆 20-25 22.23
拖拉机 万台 11-14 9.77
化纤 万吨 50-55 45
棉纱 万件 1400-1450 1613
糖 万吨 350 257
纸 " 450 535
铁路货运量 亿吨 10.8--11.0 11.1

上表表明，“五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除少数外，大多数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基建投资和铁路运输，以及钢、煤、粮、棉等生产指标，都基本完成了，有的还超额完成了计划。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五五”计划要求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胜利实现。毛主席1964年12月，在修改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参见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五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们达到了这个水平，这是值得庆幸的。尽管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推迟了原定实现的时间。但事实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五五”计划由于受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他们这样说，或者是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不够，或者是受了冒目否定前三十年成绩的流行病的影响。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充分肯定了经济建设中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决议》指出：“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44页）这是我们党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实行国家工业化的高标准的愿望，其实现使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是我国经济建设史值得大书特书的。

拿“五五”计划中钢铁和粮食这两个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建成两个体系的重要意义。1980年钢产量达到3712万吨，虽然略低于3800万吨的计划，但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众所周知，前苏联卫国战争前的1940年钢产量为1832万吨。凭着这些钢铁，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1980年我国的钢产量，相当于两个1940年的苏联，这对加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就可想而知了。198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6411亿斤，人均653斤，基本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吃饭问题。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扬言，中国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能解决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到1980年，中国按照毛主席说的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1982年颇为自豪的对外宾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建立两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建立工业体系说明，这时我们的工业能够生产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够满足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需要；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需要。至于国民经济体系，就是不但工业比较发达，而且交通运输、商业、特别是农业、也能够适应广大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需要。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一次讲话中，曾充分肯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页）

这里需要突出阐述一下“五五”计划关于取消票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多年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似乎票证是计划经济的特徵。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众所周知，建国后前三年是恢复时期，我们虽然也实行比较简单的计划经济，但当时没有发过票证。“一五”时期大规模建设开始，我们的商业计划，为了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要计算全国的购买力和消费品生产的数字。当时由于在城市，要增加职工，提高工资；在农村，要增加农产品的收购，提高其价格，结果商品供应的增长赶不上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任凭物价自发上涨来平衡供求关系。而是对人民抱负责的态度，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在增加商品供应方面，如增加日用消费品生产，进口轻工原料、经过加工，制成消费品推向市场，回笼货币等；在控制社会购买力方面，如发行公债，提倡储蓄等，努力保持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计划工作多年的经验，每一元社会购买力，要有八元商品供应作保证，才能保证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让顾客有挑选商品的余地。1954年以后，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了，于是才陆续实行粮棉等主要商品的计划供应，用发票证的办法保证群众的基本需要。在1954年开始实行这个办法的时候，负责领导此项工作的陈云就公开说过：“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陈云文选》第261页）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并不是注定永远要实行票证制度。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形势好转，这个《十年规划(草案)》原估计，到“五五”期末，即到1980年，随着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市场货源充足，可以取消凭证供应的制度。这已写入文件，被规定为“五五”计划的具体任务之一，并经中央政治局审议。从后来1980年的实际经济情况看，市场供应情况好转，也完全有条件可以取消票证。但当时主管财贸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实际工作可以这样做，但为了稳妥起见，公开宣传“五五”计划时，暂不忙宣布要取消票证。可未曾料到，这给今天某些人以口实，他们把票证制度同计划经济划等号，以此来批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蛊惑宣传的目的，是想借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从表面现象作文章，说资本主义市场繁荣，不需票证，要买什么有什么。可是他们没有深入交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有钱人当然可以这样做;但还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有钱不多，并不是想要买什么就有什么;特别是成千上万的穷人，如在当今最发达最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还有3000多万赤贫人口，他们没有钱，连基本的必需品也买不起，只能凭救济、靠施舍度日。西方经济学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特别仇视计划经济，污蔑“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信奉这种学说的学者，趁机抓住票证作为批判计划经济的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是出现在一些展览会上一再展出各种票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门的基础课程改革，由于不了解情况，受社会上流行观点的影响，还把收集各种票证作为反面材料，当作计划经济的特点，写入了中小学的历史教材，灌输给下一代。其实，这样宣传教育，是不了解实际计划经济情况，恰好是误己误人;特别是教课书，有加以改正的必要，否则会误人子弟，把人们引入岐途。殊不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也曾实行过票证制度，也曾有过排队购物的事情，富人甚至雇人排队，来抢购物品。我国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票证制度持续实行了二十多年，这是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但到“五五”计划时期，文件本来明确作过取消票证制度的安排，只是没有公布吧了。公开宣布取消票证推迟到“六五”计划初期，即1982、1983年国务院才陆续公开宣布取消各种票证，所有商品敞开供应。由此可见，票证制度的实行和取消，是一种历史现象，没有必要为此大做文章。本经济建设史“据实写史”，在这里如实反映这些情况，让大家了解史实真相，以便明辨是非从1981—1985年，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六五”计划。我国历史上曾经编制过三个“六五”计划：

第一个，是上述1975年《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的“六五”计划，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制定的。1976年周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这个“六五”计划没有付诸实行，即搁置一边了。

第二个，是1978年2月，以华国锋为总理的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中的“六五”计划，主要是调高了原定的生产和建设指标，变成了“洋跃进”的高指标，具体情况前面第十五章已有所交待。（顺便提一下，“五五”计划当时已过去两年，只是后三年1978—1980年的少数指标也有所调高，因此当时并没有一个全面修订了的“五五”计划。）这第二个“六五”计划，是受急躁冒进错误思想修订的计划，当然不能指导新时期的经济建设。

第三个，是根据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精神制定，12月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六五”计划，这是正式付诸实行，指导新时期经济建设的行动纲领。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计划改名的问题。我国从1982年起，根据当年4月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计划的名称由“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六五”计划和年度计划均如此。其所以要这样改，是顺应世界潮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世界各国发展国民经济，都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法国第四个国家计划（1962-1965年）的名称，就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苏联国家计划的名称，从1979年起也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日本在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也将他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改名了，如《1967-197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我国的“六五”计划，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战略目标的重大步骤。这个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在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国民经济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六五”计划是新时期制定的头一个五年计划，计划工作因“文革”被削弱尚未恢复，国家计委对工作没底，因此在计划程序上与历史上正常的三道程序（由控制数字、计划草案、到正式计划）不同，在开始时增加了一道建议数字，即由各部门、各地方首先提供一些设想数字。所以，“六五”计划编制的一个特点，是有四道程序。

“六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及其完成情况如下表：
计算 1980年 “六五”计划
1985年 1985年 五年平均增长%
单位 实际 计划 实际 计划 实际
社会总产品 按1980年不变价，亿元 8500 10300 4.0 11.1
农业总产值 " 2187 2660 4.0 8.1
工业总产值 " 4972 6050 4.0 12.0
轻工业 " 2333 2980 5.0 13.5
重工业 " 2639 3070 3.0 10.7
国民收入 亿元 3667 4450 4.0 10.0
财政收入 五年合计，亿元 5953 6831
全民固定资产投资 3600 5331
工农业主要产品量
粮食 万吨 32056 36000 37911
棉花 ” 270.7 360 415
油料 ” 760 1050 1578
糖料 ” 2911 4670 6047
烤烟 ” 71.7 130 207.5
猪牛羊肉产量 ” 1205 1460 1761
水产品 ” 450 510 705
化纤 ” 45 78 95
纱 ” 292.6 359.4 353
布 亿米 134.7 153 147
纸 万吨 535 600 911
糖 ” 257 430 451
卷烟 万箱 1520 2000 2370
原盐 万吨 1728 1650 1479
自行车 万辆 1302 3300 3223
表 万只 2267 4500 5431
合成洗涤剂 万吨 39.3 70 100.5
一次能源 标准煤，万吨 63720 68290 85546
原煤 亿吨 6.2 7.0 8.7
原油 万吨 10595 10000 12490
发电量 亿度 3002 3620 4107
钢 万吨 3712 3900 4679
木材 万立方米 5359 5500 6323
水泥 万吨 7986 9800 14595
化肥 ” 1232 1340 1322
乙烯 ” 49 70 65
电视机 万部 249 700 1668
铁路货运量 亿吨 11.13 12 13.08
社会商品零售额 亿元 2140 2900 4305
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元 564 855 2067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14.4 130 170.3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773 983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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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次能源，指存在于自然界并可直接取得而不改变其基本形态的能源。当时计划工作对一次能源只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四项，不包括太阳能、生物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核燃料等能源。这些能源均折算成每公斤发热量7000大卡的标准煤。折算的系数：原煤，每公斤平均发热量按5000大卡折0.714公斤标准煤；原油，每公斤按10000大卡折1.43 公斤；天然气，每立方米按9310大卡折1.33公斤；水电，每度按火电发电标准煤耗定额计算。经过这样计算出一次能源总量（下一节“七五”计划此指标称能源生产总量），以便于计划上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节约的平衡计算，研究能源结构，逐步降低传统能源的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我国能源的构成，是以煤炭为主，大体“六五”时期煤炭占70 %左右，“七五”至“八五”时期所占比重上升至75 %左右，“九五”末期比重下降至2/3左右。以后要逐步提高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并大力发展核电，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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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六五”计划除个别指标如原油，因当时估计石油地质工作跟不上，只要求1985年计划稳住1亿吨产量，还低于1980年的实际，但执行结果同绝大多数指标一样，包括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商品流通、文教科学、人民生活等均超额完成了计划。这既与这是新时期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导思想要求全面慎重，留有余地有关。也与“六五”后期经济过热有关。“六五”计划继续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如工业和农业的比例，五年平均两者速度的对比为1.5∶1，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五年平均为0.8∶1，这也是调整时期所特有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扭转了“四五”、“五五”积累率偏高（在33 %以上）的倾向，使之下降到31.3%。这一比例的调整，使人民生活改善有了可能。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980年的227元，增加到1985年的40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提高8.7%；农民由173元，增加到324元，平均每年提高10.2%。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对生活改善是满意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曾出主意说要稳住农民这一头，这一头是大头，把农民稳住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六五”计划的实现，这个目的达到了。

回顾“六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应当顺便指出，“六五”计划关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保四争五（即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保证达到4 %，争取在达到5 %）的安排，实际达到的速度超过一两倍完成了计划，邓小平对此有些担心，并且提出计划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当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回答，对各方面的影响不大。）他又说：“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页）实际上这件事，也暴露出新时期的计划工作者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掌握不够，因为工业一般要比农业发展快，社会总产品要比国民收入发展快，这是历史的经验。

“六五”计划的执行，并不是平坦的，既有成功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也有问题的一面。这是次要的。成功之处，除上面已讲过的外，突出的还有农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超过8 %，1984年农业获特大丰收，粮棉产量分别达到40731万吨和626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这是政策对头，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加上老天爷帮忙，这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是罕见的。财政收入到“六五”末期的1985年，一举扭转了前四年连年赤字的局面，结余21.6亿元（这个结余数，后来国家统计局调整为0。6亿元，是因为从1985年起，把价格补贴由过去冲减财政收入，改列财政支出。），成了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好事。“六五”计划时期投资规模比较大，投资效果也比较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到73.8%，大体维持“五五”时期（74.6 %）的较高水平；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达到12.5 %，高于前三个五年计划（在10 %以下）。“六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要求达到255元，比1980年的191元增长33.5%，平均每年增长6 %；实际达到398元，增长1倍多，平均每年增长15.8%（包括物价上涨因素在内）。职工工资总额，1985年实际达到1383亿元，同1980年相比，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56.3 %，平均每年增长9.3 %；比计划规定的983亿元多40.7 %；每年工资总额实际增加80亿元，而计划规定只增加42亿元，平均每年只增长4.9 % 。由于多年没提工资了，许多职工在“六五”期间提了一两级。计划规定，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应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实际执行结果，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4.2 %，仅略低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5 %的幅度。当时人们曾说，现在生活应当好好改善一下了，还一下过去的欠帐。“六五”计划的实现，应当说是还了一部分帐。但也暴露出宏观管理上一个问题，这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消费基金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1982年同1979年相比，国民收入生产额增加911亿元，但消费基金和消费性积累（或称非生产性积累）合计却增加了1079亿元，实际上是吃了老本168亿元。国家计委的领导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从1983年起逐步提高积累率，由1981年的28.3 %、1982年的28.8 %，提高到29.7 %，把新增的国民收入较多的用于国家建设。

“六五”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有1984年由于四行争贷，票子发得多了一些，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从当年起到“七五”前三年经济过热，不得不治理整顿。具体情况已在本章第一节介绍，兹不赘述。尽管“六五”为以后发展留下了一些隐患，但它毕竟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五年计划，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