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润祥：职工医院的回忆及杂感

职工医院的回忆及杂感　　

  郭润祥　　

我厂职工医院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位于960厂和955厂之间，医院前临滔滔的白河，旁边是一条潺潺的小溪。延庆到我厂的战备公路从门前经过。　　

医院有内科、外科、中医科和妇产科几个科室，基本能够满足两厂职工的就医需要。一般的头疼脑热小病和外伤，厂医务室就可解决。稍微复杂的病，职工医院负责。严重的病情再由职工医院转送合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　　

到职工医院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即走战备公路；另一条是走小路，从曹家窑村迤逦直上，翻过一座土山，前面是两山夹着的一片谷地。山边，一条小溪欢快的流淌，清可见底。春天，满山的杏花开放，落英缤飞。空气都透着杏花的清香。顺谷前行几百米，两山之间，有一豁口，宽仅丈余，小溪到此更是湍急。出豁口，豁然开朗。真像陶渊明老先生桃花源记中所说：“土地平旷、房屋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耕作，其乐融融。职工医院就在此处。多少年过去了，我感觉真是桃源仙境。　　

职工医院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多少年过去了，我越发怀念哪些医院的白衣天使和那个时代人们之间的崇高感情。职工医院的硬件配置不低于近郊的县医院，但是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血库（当时好像县医院也无血库），但这并不影响她治病救人。塞外的深夜我不止一次听到厂区大喇叭的紧急呼叫“同志们，我们的阶级兄弟（妹）手术急需输血，请大家立即到医务室门前集合。”没有任何人动员，也不知道给谁人输血。几分钟之内，几十人齐刷刷汇集到医务室门前，两辆卡车风驰电掣驶向五华里之外的职工医院。冬天甚至冒着塞外零下20多度的严寒。在现今我们这个讲究“报酬”的世界，他们的回报是什么呢？一碗荷包鸡蛋面条，三天休假，十几元钱，多数人人半夜献完血，第二天还继续上班，从来没有人想过回报。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季玉媛同志的病情，季玉媛同志当时在二车间工具室工作，每天下班时，将用过的铣工刀具送到前方麼刀站。我当时在麼刀站工作。好长时间不见季玉媛同志送刀。我们就问：“小季呢？怎么好久不见了”与小季一起送刀的老翟说：“小季住院了，病得很重，输了2000多CC的血，现在好多了。不久就可以出院了。”过不了几天，小季又给我们送刀了，一见面，我惊呆了。只见小季脸色粉嫩，红中透白，白中透红，一副青春的靓丽。看起来就像十几岁的少女，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七八岁以上。事后我回想；这也难怪啊，当时献的血都是十七八岁小伙子的血，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血液中绝不会出现血脂、血糖超标，更不会有艾滋病和肝炎病毒。前几年，我国艾滋病感染者70%以上都是通过献血感染的。输血已经成为传染性疾病的最重大环节。即使这样，最近我国各医院血库已经全面告急，许多城市只能满足手术需求血量的百分之几。原因是网上有人报道，血站有人用无偿献血盈利。（到目前为止，没有看见官方的辟谣）所以近年来国内一些有钱人也建立起自己的流动血库，找一些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年轻人，经过严格体检和遗传筛选，每月（或每季度）付给报酬（几百元或近千元），严格按期支付。一旦需要，每人最低抽取200CC以上血液。如果无事就算免费赠与了。　　

职工医院大夫的医德也深深让我感动。1973年，由于加班太累，休息不好。我感觉食欲不振、浑身无力，怀疑自己得了肝炎。广东籍的邓世文大夫，对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把耳朵放在肝区，一边扣，一边听。告诉我：“没事，绝对不是肝炎。”我疑惑的问道：“不化验肝功指标，您怎么就能最后确定呢？”　　

“凭我的经验和判断。你如果不相信，不吝惜你的鲜血，我可以立即给你开化验单。你看，我的花正需要肥料呢。”　　

我向窗台望去，只见一盆玻璃翠郁郁葱葱，青翠欲滴。我喜欢花，但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次看见如此充满活力的玻璃翠。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血沃中原肥劲草”的诗句。　　

哪天由于天气不好，只有我一个病人，我们闲聊了起来。他说：“许多病人迷信化验结果，这是不对的。医生看病80%甚至90%靠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判断，仪器和化验只是一种辅助诊疗手段。化验结果受情绪、环境、饮食多种因素影响，有时，化验结果正常，不见得没病; 化验结果不正常，不见得有病。”　　

“你是960厂的吧？认得李斌环吗？”　　

我说：“她是我们车间的”。　　

“她的化验指标就波动性很大，我们靠体征和病情初步判断，为高度疑似红斑狼疮。转送同仁医院后立即确诊为红斑狼疮。医生诊病一是靠经验积累，二是靠高度的责任心。”　　

李斌环同志是当时夹模具车间徒工，住进同仁医院后，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一年多后，疾病大有起色。出院后还继续上班，不幸不久疾病复发，十七八岁就离开了我们。据说当时她的医疗费前后就花费二十多万，相当于现在二三百万不止。　　

我们还谈到了病人用药物问题。　　

他问我：“你是否认为好医生就是药到病除啊？我回答：“是啊”。　　

他告诉我：“错了。医生的首要任务是充分调动病人体内的抵抗力。我虽然学的是西医，但我非常欣赏中医理论。根据中医理论首先对病人应当强身健体，比如像你这样二十来岁，发烧38度左右，挺一挺对调动全身免疫力是大有好处的。我最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给病人服用抗菌素。你知道吗？四十、五十年代青霉素20万单位就搞定了。现在最低剂量也得80万单位。过去只有青霉素一种抗菌素，现在发展到氯霉素、红霉素、卡那霉素等多种，这就是病菌的抗药性所致。滥用抗菌素药物会不会造成将来无药可用的局面，我现在说不好。我们开药一般来说只要你对磺胺类药无反应，先开这种药试试，主要是避免抗菌素的滥用。（三十多年前，邓大夫说得多好啊。再看看西方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有40%以上的死亡率，这不是对滥用抗菌素的报应吗。据最近的报道，我国已经成为滥用抗菌素最严重的国家。我想一个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医院或医疗体系，甚至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科学发展的。）　　

返京后，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对病人如此负责任的医生了。　　

记得90年代初期，我脑门上长了一个小包。开始几年不疼不痒，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越长远大，还有些涨疼。找了几个熟人大夫，告诉我“皮脂腺堵塞，是脂肪纤维瘤。没事。”有同事开玩笑说，“你怎么头上还长角了，该不会变成当时日本动画中的小龙人吧？”我决定做手术拿掉它。　　

我们的合同医院是全国著名的三甲医院，有一批名声卓著的专家教授。在门诊我挨个相面，找了一位面相善良，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花了十几元，挂了他的号。　　

他用手摸了摸我脑门上的小包，神色庄重的说：“不好。”　　

我大吃一惊，连忙说：“不就是脂肪纤维瘤吗？”　　

“不对。病灶位置位于面部神经三角区，血管和神经都非常丰富，要检验才能确诊。这么办把，你去做一个脑CT，我再给你开些药。”这次看病一共花了800多元。　　

几天后，我取了脑CT的片子，找到了这位大夫。他端详了半天片子，最后说：“还是无法辨别瘤子是否变性，只有手术了。我亲自为你主刀，不知你是公费还是自费？”　　

“公费”我回答说。　　

“医院现在已经没有病床了，我介绍你到我们的分院吧。回去开一张5000元的支票。”　　

几天后，我找了这个医院的另一位大夫，连挂号费只花了38.75元，就成功的做了手术摘除。　　

有一次在职工医院看病，忽然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还听到老母鸡嘎嘎的叫声。我一看才知道是后城公社的一个老大妈，为了感激职工医院治好了她儿子的病，特意走了几十里的山路，给主治大夫送来两只老母鸡和一筐鸡蛋。大夫说什么也不要，因而争执起来。当时的职工医院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的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服务。职工医院的医术和服务，很快就传遍了四方，连赤城县、延庆县周围的河北诸县的县太爷也到职工医院看病。职工医院真是造福一方啊，每到瓜果成熟的季节或新粮上市，老农们就把新鲜的瓜果李桃和新鲜的粮食送给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他们的工作也获得了两个厂职工的极大尊重。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医患矛盾。这几年不断听说某某医院大夫被打了，甚至被杀了。患者家属聚众闹事，搞得医院无法就医了。去年甚至出现了辽宁省有人向人大提议医院应当设立警察副院长，以便“维稳”“化解矛盾。”　　

还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某医院门口上来几个人,单从他们的气味就能判断出是医生。看起来他们正沉浸在一场成功手术的兴奋中，其中一个小个子说：“这种手术我也做了几十次了，资料的研读也有一礼拜了，怎么手术位置到现场一判断就不对了呢？咱们六七个人为何没有一个判断准确的啊？人家丁导为何一刀就找准了呢？”　　

有人说：“要不怎叫丁一刀呢”　　

 我马上上插言：“你们所说的丁一刀，是否就是丁谦，丁大夫。”　　

“对啊。你怎么认得我们丁导呢”　　

“十几年前我们就认得。请向他表示960厂职工的衷心问候。”　　

在当时那个年代，党和政府不会讲什么执政为民啊、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漂亮的言辞，踏踏实实动员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医务人员，为三线建设服务，切实解决了职工们的看病难问题。　　

写到此处，一首优美的歌曲旋律在我心中激荡：　　

“天大地大不入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谨依此文向厂职工医院和厂医务室的全体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写于　201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