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见危不救成了一种习惯？

是什么让见危不救成了一种习惯？　　

退伍军人乔安山开着客运大巴途径某地时，看见车行前方的雪地上一个满脸是血的老汉正在呻吟，忙停下车将老人送往医院。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当老汉家属赶到医院，非但没归还此前乔安山垫付的住院费，还把撞人的罪责一股脑推到了好心救人的乔安山身上，并口口声声要乔安山赔偿一切损失。这是前几年一部震撼人们心灵的道德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故事桥段。　　

本该说“谢谢”的故事开局，最终却在老汉及家属“对不起”的歉意中结束。很容易让人想起因为帮助　徐老　太太，反被咬定撞人，被徐家起诉索赔13万余元，最终二审法院在“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以和解方式结束的南京彭宇救人案；也让人想起，某中学初二学生万鑫，赶场途中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太，不料，老人及其子女竟说他是肇事者，将他告到法院，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做好事的万鑫从此烙下了心病，一向老实的他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闷，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见危相救，反被冤枉。这个尴尬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渐渐成为一种“司空见怪”的模式，在这种自找冤枉的好心档案里，冰封着施救者那颗被寒意侵袭的心酸历程。无怪乎，见危不救已堂而皇之地走出“不道德”的沼泽，渐渐成为一种习惯。　　

75岁的老汉在公交站台下车时，一头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当场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无独有偶，前些时间，河北邯郸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联纺路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王铁军将老人救起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摔倒的老人需要开口证明自己不会讹人，才能得到好心人的施救，这在倡导和谐的社会里，颇具讽刺意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见危不救成了一种习惯？　　

其一，被冤枉的连锁反应。笔者在出差期间，遇到了一个骑单车的女子不小心摔倒在地，可能是一时没能回过味来，团坐在地上发怔。随行的司机看后很不经意地说：摔倒了自己爬起来，别人谁要一拉她没准儿就赖上了。见到了困危却不敢伸援手，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性的“冷漠”？通观近几年多地发生的类似事件，施救者无一例外要经历“被冤枉”然后自己再努力找证据“洗清罪行”的心酸过程。施救者的道德在困危面前竟被如此亵渎，极大地刺伤了他们的见危相救意识，让施救者寒心无形中加码了社会道德的负罪感，也给后来者见危相助时平添诸多顾虑：救了他我会不会被冤枉？摔倒在地的人不会是精心设置的骗局吧？被冤枉了我可没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这般，被冤枉的后怕心理让大部分民众失却了见危施救的勇气，从这种角度说，正是困危人群的道德沦丧导致了见危不敢救的悲观逻辑。　　

其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由于怕被冤枉，所以更多的民众都见危却步。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无关自我利益的事，大多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而苦心钻研利我之术几成风靡状。我们在梳理中国传统人性时，会惊人地发现，这一处世哲学竟被广泛使用：部分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大搞政绩工程为自己脸上贴金；学者们为了提升自身知名度，会时不时发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置真学问于不顾；演艺界更是一杆炮台，胡乱放炮，把服务民众服务社会的娱乐教育功能给扔得老远。这一系列现象，固然有他存在的非理性层面，但隐藏在内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正在吞噬着人性的健康思想，久而久之，见危不救的逻辑便在人群中被推演成了习惯。　　

其三，核心价值观的缺失让人浮于事。我们虽然无权谴责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但我们绝对有义务让社会向更富文明的方向前进。我们不幸地看到，正在科学发展的当前社会，屡屡暴露出畸形的社会怪象：某副市长脱光衣服宾馆寻欢；警察利用职务之便强奸民女；某地官员上班时间聚集赌博；人为粗心失职等因素导致的一个又一灾难。我们剖析这一系列的畸形怪象不难发现，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已经让他们再也找不到人的价值，找不到人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壮志豪情。就像一根随风飘摇的小草，没有了自身意志和价值追求的坚守，人浮于事、见危不救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和谐社会的号角已经吹响，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也成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国家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既然靠的是有价值追求有担当精神的人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见危相救这一道德回归人性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