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新的工人政党的问题--历史上的的经验教训与意大利、德国以及巴西最新的发展情况

 如何建设新的工人政党的问题

--历史上的的经验教训与意大利、德国以及巴西最新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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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aaffe，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总书记

---《今日社会主义》２００７年12月7日－２００８年1月8日期

世界各地的工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治代表的问题。传统的工人组织逐渐地向右转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念。这里是Peter Taaffe从历史以及最近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中总结的一些教训，同时着重关注巴西最新的发展。

理论

世界各地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现阶段这也许是最关键的-在大多数国家缺乏以一个或多个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形式发出的独立的政治声音。柏林墙的倒塌和可憎的斯大林政权的垮台亦见证了对计划经济的清除。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对于工人阶级，这具有重大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觉悟。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经济长期繁荣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冷酷的压力相呼应，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根基也在腐烂变质。前者，过去列宁和托洛茨基把它归结为‘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可看到他们完全失去他们的‘工人’基础，因为他们已经蜕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形式。这意味着在几代人中的第一次—以英国为例是100多年以来—工人阶级没有一个群众性的政治平台。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认为工人运动仅仅通过鼓动、宣传甚或仅是他们强大的理论思想就可以获得独立的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觉悟的。马克思认为经历和与此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将成为工人阶级的最好的老师。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从来没有淡化他自己的思想理论宝库，而是比如通过建立第一国际在行动中努力和完全不同的工人阶级力量结合起来。

在第一国际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者与英国工团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工人阶级组织水平和政治觉悟水平出发，通过他自己无与伦比的介入以谋求使他们的政治觉悟达到更高水平。第一国际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由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蓄意破坏，第一国际竭尽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告终。但是，通过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为第二国际准备基础条件，这方面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与工党

在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在英国采用了与马克思同样的基本做法，比如，在工人阶级的‘漫长的冬眠期’，他耐心地宣传一个‘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以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宗派势力。举例来说，他没有基于自己所成立曾经超过10000名成员而且形式上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联盟的为基础，因为它对待其他势力特别是合作以建立一个独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想法采取了极端主义和宗派的态度。那时在开展工人运动中没有比恩格斯更杰出的理论家了，历史上他也仅次于马克思本人，但恩格斯坚持认为，以英国工人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的目前的状态，如果它在实质上‘真正地向前迈进一步’，这将相当于一打书面的纲要。后来这被群众性工党本身的发展所完全地认可和证明：如果工人阶级群众没有首先经历过它自己的独立的政党经验，那么英国具有群众基础的‘纯真无瑕’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不会得到发展。

当工党形成时，甚至当它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条款时，列宁对工党就采取了同样主要路线。他认为当工党还“不认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自然会认可工党”。这再次被继俄国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带有明显的革命色彩的迅速左转所证明。并为在工党内部通过的采纳社会主义精神的著名的党章第四条款而表现出来。而这一条款只是到了1995年才被“资产阶级介入主义者”布莱尔所废除。

自从那时起，‘新工党’的这一政治堕落的进程已势不可挡和不可改变了，尽管在新自由主义新工党大海里孤立地存在左翼改良者的前哨基地如Tony Benn等人的无助的改变的希望，但这种蜕变的后果不只是思想上的而且在物质上对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非常成功地利用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进行了遍及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运动。其最大的效果发生在社会民主党高层和工会右翼身上。他们热情地对市场的拥抱加强了资产阶级兜售其新自由主义方案的能力，与之相伴随着撒切尔的咒语“没有其他选择”。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这个想法被左翼所拒绝，而现在却被前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右翼所加强。

“镇上唯一可以选择的游戏”

当只要还有改良派，“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存在，统治阶级就至少被迫留意它的责任。这些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至少部分也是一种对资产阶级走的‘太远’的“检查”。观察今天的德国就能支持这种看法。由Oskar Lafontaine领导的“左翼”政党的出现，甚至他和这个政党存有不足之处，但仍然对社会民主党（SPD）产生了影响。由于陷入与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结成的资产阶级联盟，在选票上和在会员上，社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反过来说，左翼党从社民党那里拉走了很多支持者，据民意调查，左翼党的支持率目前维持在12％左右。这反过来又迫使社民党反对部分‘改革’ ，如对失业者的野蛮的政策打击，原先在联盟内与在前施罗德政府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个“改革”。

在英国，撒切尔的咒语现在成为布朗的了。他向工会领导层吟诵着“相对于新工党，你有什么替代的选择呢？”。而工会领导人们的答案就像一个沉默的受害者那样因为布朗“猛踢”工人阶级和工会本身的时候死死抱住布朗的腿。现在英国的选举-三个主要政党在‘糊涂的中间立场’已不能有效地区分彼此－事实上是一场闹剧。正如《卫报》的Polly Toynbee指出的，‘先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加上缺乏‘选择’，意味着英国下次选举的结果将最终取决于“边缘”选民。仅仅2万个‘摇摆选民’决定这些席位胜负。

这正好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僵化的工会上层领导，如公共服务行业工会（UNISON）的PRENTIS和其他人等，相配合；在最近的地方政府选举和邮政工人争议中，他们象刹车一样大大地阻滞了任何有效的行业劳工运动。但来自下层的巨大的不满意味着无论在行业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情况都不允许在没有挑战中继续下去了。如果没有来自左翼包括工会左翼的严肃的挑战，布朗将继续藐视地威胁工会，特别是他们的领导，因为他知道“新工党将是镇上唯一的游戏。”

目前法国工人阶级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现在正致力与企图摧毁他们权利和工作条件的萨科齐政府进行史诗般壮阔的斗争。在过去15年，法国资产阶级每一次力图以这样的方式对抗工人阶级，都要么以局部失败结束或“退却”而结束。但考虑到他们感觉到他们在欧洲和国际上已落后于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这次”他们拼命地迫使工人阶级让步。缺乏一个以群众性政党的形式形成的强大的凝聚力中心，这无疑是削弱法国斗争的一个因素。

萨科齐能够在上次反对他自己党派的政府的大选中获胜，据他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主持着一个“闭塞社会”。他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没有来自罗耶尔女士和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的挑战。罗耶尔女士许诺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只是嘴上说得好听，选举之后，她立即出尔反尔。即使在1995年，当法国工人打败了资产阶级及其朱贝计划'，但是缺乏一个群众性的政治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可能被迫退缩，但因为没有替代性政府及没有群众性政党推动这一进程导致没有得到所有必要的定论。

巴西的教训

这种情况在巴西并不存在，是由于成立于2004年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形成，这是在卢拉政府于2002年当选之后的向右转而产生的结果。该党的形成及其以后的演变对巴西本身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还给国际上的工人和左翼运动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建立是公共部门的工人对卢拉和他的工人党（PT）政府的背叛及在巴西的资本主义要求之下迅速攻击工人而带来的极端厌恶之产物。

在这部分巴西左翼之前，甚至那些托洛茨基前辈对卢拉建立一个“左翼”政府抱有一些希望。尽管事实上卢拉本人在选举之前曾表现出他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和向外资曲膝投降的倾向。他的右倾转化通过他赢得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高层领导们的赞许表现出来。尽管布莱尔与曼德尔森曾攻击过工人党（PT）和卢拉，现在，他得到的只是赞赏。诚如其所言，卢拉被证明是巴西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双安全的手”。但是，这次对公务员的打击激起了工人党（PT）内部的反对，这通过很多工人党（PT）的议会代表，如Heloísa Helena, Baba 和 Luciano Genro helo有力地表达出来了。他们连同另一个下院议员因反对卢拉的'养老改革方案’而被立即开除出党。

鉴于事实上卢拉-不同于布莱尔-出生于巴西工人阶级，这个被出卖的感觉是十分强烈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集结了巴西具有战斗力的激进的左翼部分。在2004年的成立大会上，该党明显的是社会主义倾向和向左的，其中大部分参加者有托洛茨基背景。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尤其在巴西和阿根廷根基很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的趋势，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和由那霍尔•莫雷诺(Nahuel Moreno)领导的’morenoite’组织， 莫雷诺主义(morenoism)和它的国际组织the Liga Internacional de lTrabajadores（LIT-国际工人联盟）代表了对于曼德尔的一种反动，他们在某一阶段结合了极左的政策—包括机会主义的和灾难性的支持城市游击队运动—随即导致第四国际（USFI）在巴西分裂的。他的一些过去的追随者作为部长参加了卢拉政府。

在‘morenoite’的传统中，可以看到的一个传统就是令人钦佩的工人的自我牺牲，许多人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工人的事业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这种情况尤其在阿根廷和巴西。在同一时间内，莫雷诺对曼德尔机会主义的反对是不成熟的。此外，莫雷诺自己由于高估了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MAS而犯了严重极左错误。虽然阿根廷的MAS成长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但莫雷诺高估了其“夺取政权”的能力。他去世后，他的后继者犯了不少错误，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主义崩溃上。他们一边倒地认为这是个‘进步’。即使是国际上资产阶级，通过《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宣布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我们赢了’的时候也不是如此简单的认为。

这结果导致的是莫雷诺主义（‘morenoism’）分裂成不同的组织和‘国际组织’而竞相争夺本来就基础薄弱的前莫雷诺派的激进分子的支持。当面对反对者时，其领导层的通常的反应不是进行辩论和讨论－这是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传统做法－而是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一般采取专断地开除，或者“要求自动离开”。

早期的成功

尽管如此，成立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大多数人来自工人党（PT）并具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背景。在2006年的总统选举中，为了取代卢拉的所谓的‘传统左翼’政府，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来自曼德尔派的Heloísa Helena获得了近7百万张选票。对于一个非常年轻的政党，这是极大的成功-举例来说，相比于PT在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选举运动更为成功-这有力地证明了如“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和CWI的始终赞成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的主张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是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先驱开拓者之一-在第一阶段出借其资源和办事处给该党-在该党的国家执行委员会中也举足轻重。最重要的是，这个新政党明文昭示：确保其党内各种平台和政治倾向的民主性。

不过，这样的政党，就像德国左翼政党，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尤其是行业冲突时期诞生的，如20世纪80年代的工人党（PT）或在存在的第一阶段声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的南非工会联合会（COSATU）的情况。这在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身上打上了特定的印记：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俄国革命后形成的新的群众性政党是带领着旧党中的绝大部份的工人积极份子从旧的工人阶级组织和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虽然成员匮乏，仍然留有残余的工人中非积极分子的支持。有时，大多数工人仍然依附于这些组织是由于纯粹的历史惯性和缺乏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政治觉悟。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的，这就要求这些新的共产党采取‘统一阵线’的战术以在行动上接触和影响仍然处在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的工人们。

但是，新的组织形式－共产党－在革命阶段的发展由于依靠扎根于工人阶级中并获取了积极的基础力量而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并不是现在德国的左派政党所面临的情况，它在这一阶段更多的是一个选举现象。只有少数的工人和年青人准备进入其中－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柏林和东德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该党派与斯大林主义的联系，并且和柏林政府的合作，尤其是在别的地区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准的打击，使我们不得不产生一定的猜疑。P-SoL在其第一阶段的表现截然不同。不仅存在几个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且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的工人阶层。

同时，由于卢拉政府转向右边，它越加削弱它的基础。工人党（PT）支持的巴西参议院议长Renan Calheiros已因为一个贪污丑闻被迫离开。据指控，除其他活动外，他安排付款给一个他与之有外遇并已经有一个3岁的私生女的前女记者。腐败在巴西很常见，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顽疾。但Renan的劣行是一个‘极大的丑闻’。民意压力迫使卢拉采取行动解职了Renan。

但自2005年5月以来卢拉政府一直遭到腐败的指控。最初，它们造成了严重损害，但腐败是如此习以为常，如此地和巴西政治生活结成一体以至于巴西人民不会期待得到更好的‘政客’了。估计30％的国会议员有对他们提起的刑事诉讼。事实上，很多人谋求职位以避免受到法院的起诉！一项研究指出腐败的代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 ％。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人党（PT）因它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被视为‘有所不同’。现在，像其对应的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前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领导层一样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也学会了“利用获取地方建设经费而获取选民支持的”政治哲学。

巴西资产阶级接受了卢拉的政府，因为它在捍卫资本主义的利润上很‘能做事’。信贷和国内需求异常火爆，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巴西穷人第一次成为‘消费者’《金融时报》。当美国经济出现衰落及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巴西商品的巨大市场则是另一回事了。即使仅仅是巴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对期待着卢拉政府把百万计的巴西人从日常生活的梦魇中拉出来的成百万穷人来说都是一个大灾难。农业，服务业，甚至工业都在世界经济上升的支持下经历了增长。同时，消费支出也得益于最低工资和穷人的福利的少许提高而上升和信贷消费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其规模从2003年增加了一倍，约占35％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经济放缓或衰退可能对数百万希望通过近期经济增长和创造尽管工资非常低的就业机会而提升生活水平的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政府声称至2007年7月的12个月里创造了12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一些最贫穷阶层的人，甚至工人阶级阶层从卢拉政府那里获益。因此，选举上潜在的对政府的支持至今仍未消失。作为‘最好的选择’，资产阶级容忍了卢拉政府，绝大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还没有撤回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在基础设施，特别是航空业感觉到了剧烈的危机。他们中多数反对现政府。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因此极不稳定。

要进一步发展其重要的但有限的6％的选民基础，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应该将自己定位于吸引那些仍暂留支持卢拉和工人党（PT）的工人阶级的‘巨大储备’使之加入他们的行列。一旦巴西遭受经济危机的暴风和由其引起的社会波动,他们将与卢拉和工人党（PT）决裂。但如果该党本身并没有吸引他们的政策，战略和策略的话，并不保证他们将转向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

联盟陷阱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的发展对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和巴西有很多经验教训和警告。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的创建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来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在初始阶段，它只有最激进的先进阶层。该党特别在贝尔蒂诺蒂领导下，没有严重破坏左翼民主派的基础（DS-前共产党的大部分），甚至当后者移向右倾时亦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内部不一致的立场，特别是它不惜牺牲一个动态的阶级斗争政策而把重点放在选票至上主义上。此外，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领导层滑向联盟主义的泥潭而非追求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不调和的政策。甚至在‘国家范围内的党团’形成之前，在地方上和市一层的级别上，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就与资产阶级政党分享权力。这往往导致在工人看来对工人和当地工会的攻击，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应该负责。

在全国意义上，从这到同普罗迪的资产阶级政党正式的联盟并不是一大步。起初，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只是从外部支持1996年的‘和平’政府。甚至没有得到部长职位的‘好处’和与之相随的名头，随着这个政府对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打击，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因为与政府在打击工人阶级和工会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而遭到了群众的憎恶。这为贝卢斯科尼的返回铺平了道路。现在在意大利他们进了一步，正式加入了和巴西的卢拉那样打击养老金，教育和所有意大利工人阶级过去取得成果的普罗迪的联盟。在作为意大利下议院议长的贝尔蒂诺蒂的指挥棒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正在蜕去其作为一个特定的工人政党的外衣而变为一个所谓的“红色政党”，而这在事实上不过是创造另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政党的面具。

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内部，这个过程尚未完全完成，但这对于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和所有新的工人阶级组织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如果他们企图信奉和接受联盟主义的话。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新形成的组织不但不能形成凝聚群众的中心之源而且可能夭折。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尚未至此地步，但使其不惜牺牲插手阶级斗争特别是劳工斗争和总的社会运动而顺从于选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的压力已对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领导层产生了影响。

向右转

这在不重视激进政策的选举中被反映出来,尤其在其总统侯选人Heloísa Helena身上反映出来,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最大的选票数,她也反对堕胎,但是在该问题上,她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成员发生了冲突.Heloísa Helena的立场遇到了来自最近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大会的多数代表的不缓和的反对,但是在她周围的一群人,特别是如来自Rio Grande Del Sul的国会议员LucianaGenro的一些人已寻求把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推向更为实用的政策也就是更右倾的立场。这也得到了来自工人党（PT）的现已加入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行列的“流亡者”的支持。

他们一起成功地使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领导层转向右,这反过来激起了左派的反对,其中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起着作用.反对派只得到了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大会中低于四分之一的支持票, 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寻求超越之即通过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部的四团体来形成一个左翼的一致性最强的组织之联合阵线, 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和在巴西扩展的其他有托洛茨基背景的组织卷入了其中。这样的发展在历史上同样地出现过.1933年希特勒在没有共产党的有力的抵制下获胜后,在现存的”国际’中存在着信心上的深深的危机.托洛茨基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第四国际的主张,由此产生的是“四团体”政党的形式,托洛茨基认为这额外地重要,这四党是托洛茨基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以及两个荷兰的左翼政党，即革命社会主义党（RAP）和独立社会主义党（OSP），他们在于马克思列宁的原则基础上组建“新国际”宣言上签了字。

早期的“四团体”设定了比目前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的四团体更加宏伟的目标，但是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即如何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使左翼的潜力最大化，这个团体因为非托洛茨基政党的领导政治上的不一致而没有巩固成为一个新的永久性的形式。在巴西的情况下的组织在政治立场上假如可以获得清晰表明的话，是有机会在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形成一个一致的政治力量而更为紧密相连的。

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包括意大利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的早期经历表明假如一个新的政党转向右的话，持续的成功，影响的扩大和成员的扩大不是自动地得到保证的。可是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左翼比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的左翼在立场上更为清晰并且更具潜力，这是因为作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的基础的托洛茨基组织寻求了根本不正确的政策。由Livio Maitan领导的第四国际（USFI）和Bertinotti是不能区别开来的。长期以来，他们是相同“派系”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力量，其他人要么采用极左立场或者纯粹是宣传性的“超级聪明的解说员”的角色。

巴西的四团体

目前在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组织起来的左翼反对派在政治上比这更强。该组织的联合阵线，包含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的四团体，特别是包括来自位于巴西北部的Belem的Alternativa Revolucionária Socialista（革命社会主义-ARS）的同志，圣保罗的另一个组织是由在圣保罗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州Minas Gerais的富有斗争历史的工人组成的CLS（社会主义自由团体），在该州，CLS在社会运动特别是失地运动以及印刷工人中有很深的基础，另外两个组织参加了这个团体。人们希望四团体在一系列能够吸引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中的其他持不同政见组织的会议和公众活动中能团结起来。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者左翼的重组进程正在推进，在最近的由四团体中工作的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mo Revolucionário [SR]）和这些同志设定了建立人数上更多和更强更为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任务，鉴于在该阶段，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相对地缺乏新的工人阶级的阶层，仅仅通过集中在党内的活动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在工业舞台上的斗争即使不能说尤为关键也是事关重大的，但是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还没有用尽它的潜力。卢拉主义和工人党（PT）的破产将导致重要的阶层把他们的希望寄予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身上。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正当理由之一就是提供一个能把至今分崩离析的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聚集在一起的机会。

这样新的政党是一个用来讨论、辩论和制定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政策的工具，在该政党内的一个可行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骨干对于它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些的话，这些政党，包括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即使他们一开始成功，终会停滞、甚至从政治舞台上衰退和消失，在巴西，考虑到该党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看起来不是不可能的。

将为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追随的巴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左翼最优秀的力量聚集起来以便干预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内展开的进程和清晰地与改良主义和口头上革命行动上改良的中间路线的温和主义进行决裂。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创建强有力的带有清晰远景、策略、战略和组织性的托洛茨基组织。资本主义正在陷入危机，但是这不意味着左翼自动地将赢得什么。为此，需要建立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热情地关注和研究学习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的发展经验教训以便为其它地方的相似发展提供经验教训的借鉴。

来自《今日社会主义》２００７年12月7日－２００８年1月8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