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开放缺乏保护不是中国模式

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　　

我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贸易不仅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促进世界的和谐，还能改变和提高人们的生活。　　

      ——温家宝，　　2010年3月14日　　　　

两年前，在金融风暴登陆中国时，广东首当其冲。汪洋审时度势，提出顺势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然“该活的活不好，该死的死不了”。但主管经济的领导飞抵广东，以1000多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要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扭转了这一势头。　　

这一时期，“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丁志杰　教授，从人民币汇率问题入手，记载了中美两国的争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讨论者把为什么这么做、应该怎么做、可能会怎么做混为一谈，结果造成了混乱，甚至害人害己。对外国人要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对政府要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市场要讲可能会怎么做。过去的经验表明，因为汇率在其他方面对美国让步，毫无益处，反而让美国愈发紧逼。因此，汇率问题可以谈，但不能和其他问题搅在一起。　　

在汇率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众口铄金，避免陷入孤家寡人境地：如果所有人都说你错了，那你要反思真的什么地方错了，即使你没有错，也要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调整。　　

看到印度和巴西都支持人民币升值的新闻，几天前的预言成了现实，很是忧郁。用扩大从美国进口作为条件，只是暂时缓解但根本解决不了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出口竞争的国家不满。何时是个头呢，升值真的那么可怕吗？！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两点感想：一、汇率只是幌子，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开放；二、美方前期工作更细致，广泛听取所谓在华美资企业的意见，中方提出的要求原则性居多，很多都是美国人自己本来就要做的。　　

在安静一个月多点的时间后，美国人又打人民币汇率牌。过去一段时间，一旦中国有好的时机或者准备启动汇改，美国人就出来施压，“不能因为国际压力就动汇率”，结果是汇改一拖再拖。我的感觉是，美国人并不希望中国汇改，这样可以不断以此为借口向中国要价，就像不久前结束的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美国国会和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一直演双簧戏，舒默唱红脸，过去是保尔森现在是盖特纳唱白脸，给中国人看。还是那句话，中国可以和任何人谈汇率，但不能和其他问题放到一起谈，因为我们为汇率所做的其他让步和妥协都是无用功。　　

人民币升值并不完全是坏事，早升比晚升好，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人民币若不升值就是以保护低工资、以资源高消耗及环境污染的落后模式为代价，在产业链低端要么给人贴牌做服装玩具，要么在钢、铝、机械等初加工环节给欧美国发达国家打工，干九分活挣一分血汗钱，这种模式必须尽快改变。如果说30年前，是过于封闭让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话，那么30年后的今天，却是过度开放和缺乏保护让中国难以从不可持续的 “增长陷阱”走出来，无法走上产业升级和独立创新之路。　　

2010年4月下旬，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回国探亲，《董事会》杂志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黄树东的观点也与汪洋、丁志杰等一样：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和妄自菲薄，彻底放弃缺乏保护，过度开放的思路，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结构调整和内需发展上，走自强不息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出口战略或者贸易盈余战略，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美国都曾是世界工厂，拥有大规模的顺差。由此许多人迷恋上了出口导向，迷恋上了全球化，庆幸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中国不通过战争就可以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创造大规模的贸易盈余和顺差，认为这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但是，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与英美最大的不同是，英美“世界工厂”是建立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群的基础上，居于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而中国则处于没有核心技术的产业链底端，是一个廉价的打工者。而且一干就是30年。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美国的多方推动下成了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美国在其间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以及不影响美国安全与竞争力的低技术。美国通过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产品和财富吸来为己所用。　　

美国为了走出这次经济危机，为了避免长期的停滞，必然选择保护主义和美元贬值。而受到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就是对美国依赖最深的国家和经济体，受美元贬值损失最大的就是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而这两种情况都集中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要实现国际经济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宣战，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实施他们20世纪90年代初曾对日本实施过的经济战争。　　

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利益。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阳光。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并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优惠（如出口退税等），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而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最终陷入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流失。　　而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基础上的“世界产业链底端”时，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中国实施装配，成为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中国装配的计算机越多，微软等跨国公司越强大，核心技术越发展，而中国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位置便越被固化，中国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便越被抑制，中国内部产业链越发扁平化，产业升级更加无望。　　

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来，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是逐步放弃保护的过度开放。中国开放三十多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或者即将被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建立了两万六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却没有为中国引入了核心技术，也不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中国今天能够在航天和尖端武器研发更上一层楼，就是受到保护之功。那些真正奠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和产业，都是在当年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并在三十年来的开放过程中受到严格保护才发展起来的。所以说过度开放，缺乏保护绝对不是中国模式。　　

中国要崛起，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只要中国走“以内为主”的发展道路，把政策优惠更多的给予内需产业上，就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改善收入分配体制，使大多数老百姓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手中有钱花。那么，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到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对任何一个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国家都从不手软。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日的打击和扼杀尚且毫不手软，对中国这样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可能不痛下杀手？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1.在中国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2.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展的轨道上；3.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4.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遏制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技术知识产权，从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而逼迫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美国通过三个步骤，实现了“市场换财富”的战略：一是开放美国低端市场；二是通过官方和金融手段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三是让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沉淀下去，使其失去经济价值。对于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显：永远不会从中国手中赎回这些债券。中国将只能用新债券换旧债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只是一个会计符号，根本没有经济价值。失去流通性的不仅是1万亿美债，还有5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当一个国家持有的美债数额太大时,此国就很难把美债变现了,因为它一卖，美债的价格就会塌陷，由于中国永远无法兑现这万亿美债，所以它基本已失去经济意义。而中国由于有大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不能全额流通，不能收回来变成国内投资，中国的发展就被严重抑制。而中国的万亿美元资产，只能被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等手段逐渐失去购买力。　　

据2010年 3月14日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闭幕后接见中外记者时引用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构成的60%。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到2010年2月底就达到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毫无疑问，引进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是中国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祸首：一方面，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外资在变成美元储备后就不断贬值，在理论上说，这些美元外汇储备在未来将变得一文不值，而外资企业却在中国每年赚取高达25%的利润。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的资金也来自中国人民自己的血汗钱。美国不允许中国出口廉价商品辛苦挣来的美元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更不允许收购美国企业，因此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被迫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把通过发行给中国的美国国债筹集到的资金低息贷给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再转手使用这些资金大肆收购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这无异于中国人通过美国财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钱无偿地交给美国跨国公司，从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钱达到自虐性的“自我剥夺”的目的。此外，引进外资也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进外资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越大，破产倒闭的本土出口企业也就越来越多，这就等于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摧垮自己的民族企业。　　

很明显，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是中国“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尽量减少已有外汇存量可能发生损失”的最根本办法，从根本上杜绝国家外汇管理局精英们飞蛾扑火般地使用外汇储备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危机买单的昏庸卖国的做法。　　

我国政府必须彻底清除放弃保护过度开放的经济殖民地思想，把那些控制了我国国内产业价值链的，以及在行业中处于骨干地位的外资企业、资源行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阻碍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在收归国有后，一部分保留为国企，大部分拍卖给民营企业。拉丁美洲在20世纪60年代曾展开过外资企业国有化运动，我们应该比拉丁美洲做的更彻底，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降低为“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实际上就是美国和欧洲国家能够允许华人企业在其所在国仅有的地位，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国民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贾根良教授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制度就如同美国有毒的金融产品一样，是专门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的毒药，美国人从来就不相信自由贸易理论，他们从来也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正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那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国家遭受到沉重打击一样，我们有可能重新目睹这一幕在中国的重演。　　

在历史上，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现在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无一不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的。例如，英国通过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对世界近代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而面对英国人有关自由贸易的劝说，美国人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时，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　　

历史经验说明，保护主义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预谋地推进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发展政策遭到极大贬斥，被华盛顿共识宣布为非法。在这种欺骗性思潮的影响下，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被看成了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由贸易已经普遍地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在讨论中国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即使中国大豆产业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国国内市场被外国产品大量占领，即使中国产品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人敢说要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捍卫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在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作者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　　

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思维模式的严重限制，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然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越早一点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发难以收拾。为此，贾根良提出了十项建议：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　　

第二，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坚决杜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产品技术，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　　

第三，减少直至停止引进外资，推进外资企业的回购。　　

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　　

第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　　

第六，严格限制或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第七，加大开发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的财政投入，筑牢别国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　　

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　　

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　　

第十，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上痛下苦功。　　

在经济上我们被逼入殖民经济的深渊，在社会建设和道德观念上我们也陷入了重围。人民日报　1991年5月29日　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的文章《中国改革决不能走私有化市场化道路》。那时，由于私有制和市场化改革仅仅是处于开始的初期，尚未形成大气候，两极分化也刚开始露苗头。而且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在改革中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大学教授卖烧饼、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脑体倒挂，也是那时候流行的说法。但是南巡之后，由于渐渐走上了私有制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以及把教育和医疗变成了市场，让他们脚踩两只船，一只船吃国家财政拨款，另一只船在市场上变着花样大捞特捞狠捞猛捞。使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的社会最圣洁的两大行业成为苍蝇逐臭的名利场、生意场。　　　　

一方面，成都的大学教授拿得出几十万元来给一条狗办丧事。另一方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一方面，可用几十辆豪车去迎接一只狗，另一方面是没有一辆车愿意去送一名倒在路边的老人。金融业高管的税后年薪已经突破了四千万元，耍贫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出场主持一次婚礼就收费二十万元。整个社会就这样互相攀比，看谁能够既不靠诚实劳动也不靠真才实学，一门心思钻营关系学和这样那样的做秀或者耍贫嘴而一个比一个捞得更多。这是一个价值观濒于崩溃的时代，凡是良知尚存的人们，由于良心和良知本身就不适应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尤其是不适应中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因而无一例外的被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被边缘化和弱化，完全不能主导社会潮流。一个灵魂的工程师，堕落成为从学生身上找生财门路的灵魂卑污者；一个白衣天使，堕落成为从病人身上搜刮民财的魔鬼。教育，全行业腐败；医疗，全行业腐败。代表社会良心的人类最圣洁的两个领域，在中国已经开始腐烂。近期频发的暴力拆迁，袭击业主的事件表明，房地产商已由敲骨吸髓的魔鬼在向黑恶势力靠拢。官场腐败公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不腐败不能运行的地步。　　

近20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一直鼓吹的全面“私有化”和“利润至上”方针，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并未造成积极意义，反倒制造了国企大规模破产以及极其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近十几年来，不仅成千上万的弱势工人群体由于国企改制而被迫下岗失业、失去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近年来发生的三鹿毒奶、食用地沟油等毒化社会的事件，沈阳动物园私营化后老虎被饿毙而卖骨，国家体育事业走市场经营化路线后“俱乐部化”即私有化股份化从而成为以赌球谋取暴利的“生意”。以及由于社会医疗市场化、产业化，医疗机构成为牟利组织而发生近期山西被曝光的伪劣过期疫苗毒命事件，等等。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无不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企业及体制实行私有化转制或股份化后，私营企业老板和有关部门官员奉行唯利是图的原则，肆无忌惮地贪婪、贪渎,为个人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有关。而政府则几乎完全放弃市场监管，进一步促长了这股暗流。以牟利（经济效益）为最高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唯利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是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社会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　　　　

知名学者何新说，毛泽东生前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在今天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因此，他得出结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一体化。”　　

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经济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但我们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天地正气使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面前不敢乱说乱动，不敢向中国使坏，从而赢得世界的尊重。现在之所以外国列强不把中国当回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没有了天地正气，中国自己已经无颜面对人类的良知。　　

中国人民一定要重新找回自己崇高的理想，重塑人间正气，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摆脱这种货物和财富流出的恶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走政府支持、关税保护、调动科技开发积极性、补贴资助科技产业化的道路，重新设定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中国应对这场全球危机的最佳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去出口导向，加强保护民族产业体系，抵制金融全球化。制止货物的无偿外流，制止财富的无偿外流。去新自由主义，坚定不移地走民富国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