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海婴先生商榷——什么是鲁迅的真精神之一

什么是鲁迅的真精神

——写于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

清峻

200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围绕着鲁迅，也争论了70年。并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一个热爱鲁迅的青年，我对当前鲁迅研究有些看法。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鲁迅被糟蹋得不行了。有些所谓专家学者重新拾起解放前鲁迅对立面的言论，攻击鲁迅，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一些很有名气的所谓学人纷纷以唐突鲁迅为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原本敬仰鲁迅热爱鲁迅的人，也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文化氛围中开始鄙夷鲁迅，曲解鲁迅。

最近，周海婴先生在上海发表讲演，重弹自由主义学者们的老调，大讲鲁迅被“意识形态化”，大讲鲁迅的立人思想，独立精神，拿来主义，其中的弦外之音，一听便知。作为鲁迅的后代，前几年就闹过“假如鲁迅活着”的空穴来风，近年来又与自由学者唱和，真是不该。鲁迅先生临终前再三叮嘱他的后人“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可事与愿违，不幸言中。但你愿怎样，你就怎样，你愿意上自由派的船，别人也不拦你。但你的言论，是要经过群众的检验的。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就是这样。

另外，近年来，歪曲鲁迅的言论越来越多，有些媒体顺风使舵，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正义不会被永远被遮蔽，真理也不会永远被歪曲。鲁迅的真实存在，对他们就是一种威慑，所以他们极力仇恨和诋毁鲁迅，就像诋毁和仇恨毛主席。

最近，周海婴先生在上海发表《鲁迅究竟是谁》的演讲，对建国以来简化鲁迅形象的做法提出批评，提出了“还原鲁迅的真精神”的问题。在讲演中，周海婴先生以鲁迅后代的身份，对社会上存在着的片面理解和认识鲁迅的现象表示了不安和担忧。他认为，“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使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载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

在海婴先生看来，新中国以后的鲁迅被政治意识形态简化了，他的形象被模糊了，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形象被抹杀了，只剩下“革命家”这样一个空洞的壳。于是周先生提出了应该还原鲁迅的真精神。他认为鲁迅的“真精神”包括四点，即“立人为本的思想”、“独立思考”、“拿来主义”和“韧性的坚守”。并希望“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活进21世纪。”

作为喜爱鲁迅作品，敬仰鲁迅精神的一位普通读者，我对海婴先生的担忧和疑虑是认同的，并产生了某种共鸣。不过，就海婴先生提出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四点“真精神”，我认为仍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必要。

两种“意识形态化”的鲁迅

海婴先生认为，建国以来鲁迅一直被“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意识形态化”这个词一直很流行，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化”，很少去深究，多数人只是顺着流行的说法随便沿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无非是说政治化、工具化、实用化，海婴先生说鲁迅被意识形态化，其实是说鲁迅的形象被强调了其“革命家”的一面，强调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士形象，而忽略了他的“个性和生活”，甚至忽略了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段时间，鲁迅的确被简化和圣化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怒目金刚式的超人形象，甚至出现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鲁迅听毛主席的话之类的极端结论。但这并不代表鲁迅形象一直存在“革命化”的问题，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已经突破许多僵硬的政治话语的束缚，开始了还原鲁迅，走近鲁迅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逐渐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认同。比如，19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先生关于“回到鲁迅本身”和“心灵的探寻”的观点，1990年代汪晖、王乾坤先生关于鲁迅精神结构复杂性和鲁迅生命哲学的研究，都意在恢复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的优秀研究成果，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事实上，新时期以来，鲁迅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大为改观。随着上述科研成果的推广和普及，一个性格丰富、立体多维、极富魅力的鲁迅形象逐渐为许多人接受。因此，说鲁迅一直被意识形态化，一直被简化为单一的革命形象，是不很准确的，也无视了新时期以来广大鲁迅研究者的工作成绩和辛苦努力。

如果认真推究“意识形态化”一词的真正含义，我们还会发现，新时期以来的确存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化”。把鲁迅政治化、工具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把鲁迅庸俗化、丑恶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个政党、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一个职业群体在社会中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必然产生一定的观念形态或主流理念，来支撑其存在的合法性。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步子的加快，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分化出多种样态的社会阶层，久之便产生了某种“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意识形态在追求自己的合法性的过程中，必然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对鲁迅先生的庸俗化和丑恶化便是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之一种。从上世纪的超越鲁迅、搬掉鲁迅“老石头”，到前几年论证鲁迅的“殖民主义情结”；从叫嚷砍下鲁迅现代文学之父的“头”让渡给沈从文，到用“私典探秘”的新方法考察鲁迅的私生活而制造绯闻；从说鲁迅偏狭、易怒、心理阴暗，到说他投靠共产党，依附权势，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另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他们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观察鲁迅，看到的自然是另一番模样：他们热衷权势，就说鲁迅也热衷权势；他们喜欢金钱，就论证鲁迅如何有钱。他们拼命地用市侩的心理去猜度鲁迅，缩小鲁迅，矮化鲁迅，用所谓的“日常化”，所谓的“人性视角”，所谓的“私人性”去理解和认识鲁迅，实际也是对鲁迅真精神的歪曲和玷污。

因此，我同意海婴先生关于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看法，但我觉得鲁迅被另一种意识形态所简化，所割裂的现象更值得关注，更值得深思。

从立人为本到人民为本

海婴先生把鲁迅的“立人为本的思想”列为鲁迅的“真精神”的首位，我认为十分恰当。鲁迅从事文艺活动并非求名求利，而是一种责任感使然，想用文艺的手段改造社会，救贫救愚。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也是改造民族灵魂的利器，唯有立人，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方能谈到立国，谈到解脱中国人民被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什么叫“立人”？海婴先生说：“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但我觉得不完全对？鲁迅讲“立人”，不仅仅针对个人而言。在鲁迅早期的思想中，的确讲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是那个大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摆脱封建专制而产生的集体诉求。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鲁迅思想的进一步深化，鲁迅的“立人”思想发生了变化，“立人”中的“人”渐渐由个体的“人”变成了人民的“人”，因而在鲁迅的思想中，立人为本就发展成为人民为本。

一谈到“人民”二字，有人心里就不舒服，有人觉得这两个字有些“虚妄”。那是他们对有些真问题怯于正视的缘故。如果全面考察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发现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人民性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目的其实是为中国的富强，为老百姓摆脱受压迫奴役的困境。到了30年代，加入左联，领导青年进步作家，同黑暗势力抗争，这个目标更加明确。在同梁实秋、胡秋原、苏汶、林语堂的争论中，人民性的素质在他的文学观念中逐渐生长起来，尤其在讨论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批判了文学中的人性、普遍性问题之后，鲁迅为底层平民的文学理念进一步成熟、坚定。

他说，永恒、普遍、久远这些东西是作家“棺材钉”，会把作家“钉死”。在评价《八月的乡村》时，鲁迅说：“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在这里，评价小说的成功，鲁迅着眼的也是“人民”和“中国”，还有“时代”；对《生死场》的欣赏，也是因作品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北方人民，尤其是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挣扎都反映在作品中，这就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在鲁迅的文艺理念中，真正的艺术是面向惨淡人生和严酷现实的。他之所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不喜太过雅致和玲珑的“小摆设”，喜欢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欣赏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奔突飞扑的狮虎鹰隼，欣赏那伟美的壮观，看了“令人神旺”的气象，这种审美取向都源于鲁迅的人民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人民并非不懂艺术，他们需要的是另一种艺术，那就是并不细腻，但却清新、刚健的东西。

人民性的视角，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审视和反思，在平视和俯视的眼光中看不到的东西和问题，便很方便地进入视野。例如关于“帮闲”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一些无特操的知识分子，用或隐或显的方式，为统治者说话，但在表面上人们往往看不大出来。在鲁迅看来，有些文人提倡的那些东西，如复古，如文言，如小品文，等等，于民众无益，反而使民众受骗，更加糊涂，其实是帮助了统治阶级。可见，人民性不仅规定了鲁迅观察世界的焦点，还成为衡量所观察事物的尺度：对民众有利的则认同、赞许，跟民众的意愿和价值取向相背离的则反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