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指向(三)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指向(三)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八、巩固、强化核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个完整的系统。社会主义荣辱观、道德观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这个体系的基石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与战略取向。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是社会发展与演化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境界。其中制度规范和文化本体建构是主要的和支撑性的内涵。
对社会发展与演进的历史规律,对社会演进与发展的未来走向和终极目标的追求,对现阶段和未来社会总体的制度与文化的价值追求等等,都既是信仰问题,又是世界观与立场问题。国家意志和政权力量必须保证国家政体、国体的性质不变,而不仅仅是保障其一般性功能的实现,并且,关于社会发展的政治信仰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精神理念,必须通过文化和一切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和手段,并借助于不断地形成的与之相适宜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真实有效的主旋律的灌输和传播,而不断地加以渲染和强化。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不是核心价值层面的。国家意识形态、民族魂和国家精神或意志才是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艺术和文学在这一方面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与价值。红色文艺、红色传媒、红色出版等,必须成为社会文化基调和价值表现的主要载体。
宣传阵地和大众媒体不仅敏感而且重要。而教育确是千年之基。中国文化的相对弱势,绝不仅仅表现在文化产业的价值实现上。简单的做大做强,从而实现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价值突破,并不具有从根本增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战略意义。在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同时时刻为其注入强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从规范到实证,同时策划和实施并动态地卓有成效地在这样的联动上对文化大产业集群的国际营运加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能立于不败,中国模式才会形成世界级的作用和意义。复制美国或任何现有的发达国家的基本模式,都不具有这样的世界价值。其充其量只能左证已有的现代化路径选择而已。
九、完善人民主权的民主集中制制度与文化生态
民主制和多元文化都不是什么道义制高点和普世制度文化。基于科学社会主义或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演化政治力量或政治生态的存续系统,及其相应的人民主权,才是社会主义中国,东方社会乃至未来全球的道义制高点和高级普世制度文化。
迄今为止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仅仅解决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更替的程序化的民主,其甚至尚未达到直选-普选性的形式化民主,更谈不上经济民主、微观民主和真实政治运作民主,更枉谈统治意志民主。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所独创的卓有成效的三大民主,即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则早已远远超过西方式的民主。这是一个完整的包含着决策与执行,政治与业务,宏观与微观相合与自卡的民主系统机制和文化秩序建构。其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下,已经彻底颠覆了统治主体和客体的数千年传乘。社会主义时期的以《鞍钢宪法》等为代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其它的一系列的制度性探索与创新,则更是在独树一帜的中国之国体与政体上,形成了更加完备的人民主权建构。
人民主权及其相应的民主集中制,不但但是个制度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人民主权不但但是一种制度规定和设计,还同时必须融入到决策与权力阶层的血脉之中的文化给养和意识灵魂。只有深入到文化之中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才能一举手一投足的发自内心的而非作秀式的甚或装腔作势式的“玩弄”民主。
十、建设以幸福指数为指示的和谐社会
国民收入也好,国民和国内生产总值也罢,都不仅仅存在着单纯衡量经济流量与增速而非存量与效益问题,都具有未记入生态和真实财富成本与收益问题。这些当然都是致命的宏观与长期的重大技术处理与规划-核算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完全无法揭示真实的社会幸福(同时也可能是反向的社会痛苦)与真实福利问题。
和谐社会不同于大同世界。和谐社会又比“小康之家”富有更多的价值内涵。“和而不同”显然并没有剔除适度的差异,反倒由于多元与各异,更能体现活力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丰采。
即令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会由于能力与贡献差别而形成事实上的差异。因此,和谐社会的基础非但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和无差异的一律,反倒是适度差异下的社会各态,但前提是基本或尽可能地剔除或至少是彻底遏制资本剥削。
国民幸福指数高低或国民社会经济总效能不可能脱离相对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但国民幸福福利函数却绝对地并不唯一地取决于物质财富水平,尤其是不取决于一般总量水平,特别不取决于统计平均或人均什么指标水平。财富占有和分配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国民精神家园之状况,国民心理诉求与状态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绝对要求正视物质财富基础的社会幸福效用基础。但辩证唯物史观又一定要求精神与心理的独特能动性作用。从产权基础到按劳分配主导,再到公共产品与经济,最后到文化与社会精神品位和追求,和谐社会的演化与发展,必须彻底放弃GDP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