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探索与探索的艰难

        五月初，我收到了于幼军同志的新著，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后感觉有点失望。我在中共党史领域是门外汉，由于曾读过几位名家的近些年来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故感到此书似乎没有更新的、特别重要的史料发现。因为有一个不需要征得作者同意，认真阅读后写一个书评的承诺，我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第二遍阅读是从后记开始，使我有所悟的是，这不是一部史料发掘与考证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筛选既有的、严谨真实的史料写成的一部史论，是一部“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试图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著作”，“将四史融为一体，是因为这四史本身就密不可分。”显然，作者尝试与所著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一卷和第二卷不同的新的探索。作者是要写出过去百年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中的成败得失，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追求。

  三位领袖与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过去百年，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人物按顺序应当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邓小平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于１９７８年以后，故本卷中以前三位为重点，进行了大跨度的对比分析。

  １９１１年推翻帝制。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是走向共和的先行者，当之无愧地成为在上个世纪初叶中国民族利益的代表。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三民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国化”的探索成果。作为民主革命的旗帜，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推翻帝制并没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独立和统一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目标。辛亥革命革命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篡夺，从西方学来的议会制等民主形式，成了军阀们的摆设和争权夺利的遮羞布，“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中山先生１９２４年因此而痛心疾首地说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面对失败与挫折，孙中山的办法是进行思想、组织和军事的创新。在思想上对三民主义做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反对列强侵略的新解释；在组织上是建设富有革命理想和严密组织纪律，而非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事上完成革命党建立革命军的转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新三民主义的重要政策工具。１９２５年中山先生壮志未酬，逝世于北京。作者引柳亚子所题挽联，写出了当年国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继者；与帝国主义奋斗救世，斯人已往，谁其嗣之？”

  孙中山辞世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协助中国国民党北伐取得半壁江山。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位孙中山先生的得意门生，在国民党主流派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共产党决裂，将共产党打翻在地，两万多共产党人和几十万农工群众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国民党人开始了十年血与火的厮杀。很显然，孙中山先生怀抱真诚良好的愿望，以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争取民众支持，实现民族独立和真正共和的政策主张，无法被蒋汪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所接受。蒋汪为了填补孙先生离去后的政治真空，先后祭出了反共和取消三大政策旗帜。

  十九年后的１９４６年，中国国民党再度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寄希望于以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洗礼的强大军事优势，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在中国前途的选择中彻底排除社会主义。仅仅三年，国民党就在中国大陆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决裂不仅是拒绝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选项，而是拒绝了耕者有其田的选项，不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权一定会失去领导中国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基础。直到撤守台湾岛，蒋先生才觉醒。真正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使经过惨败的国民党政权得以在风雨飘摇中逐渐巩固。书中第十二回的标题是“润之潜心耕耘，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详尽叙述了１９３９年冬毛泽东完成《新民主主义论》，六年后写出了姐妹篇《论联合政府》，高呼“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击败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意义。尽管国民党政权最终崩溃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越长江天险后的摧枯拉朽，但国共双方胜负实际决定于１９３９年那个严寒冬季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的不眠之夜。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中国著名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就纷纷北上，８月２８日下午，北平前门火车站彩旗招展，毛泽东与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共５９人，迎候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著名民主爱国领袖宋庆龄的到来。“其时，所有角色全部到达北平”，这是一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神来之笔。其时，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取代中国国民党作为民主革命领导者任务，农民、工人及民族资产阶级，整个中华民族选择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代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毛泽东亲笔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人民解放战争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１８４０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位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与挫折

  １９４９年７月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场对话令人印象深刻。斯大林问刘少奇，“在你们进行革命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不管刘少奇回答如何，斯大林都会说出那句著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在某页的脚注上，作者写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在著名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未经莫斯科同意选出的党的领导人。

  从理论上说，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近十年，但这与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并成为实际领导人的时间相重合。毛泽东何以要经过如此长的时间才成为实至名归的主要领导人？关键是时机，这个时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社会主义不再是舶来品，而是植根于中国大地，供中国人选择的未来中国的蓝图。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中探索，在探索中艰难地执行着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指令。这些指令往往是正确中混杂着错误，错误中混杂着正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犯了无数次的错误，遭受了两次大挫败。第一次被国民党打翻在地并惨遭屠杀；第二次则被驱逐出富庶的中国南部根据地，进行后来被称作是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使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自主地选择领导人。其时，留学苏联的资历即便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与能力品德业绩同等重要的依据。因此，毛泽东名义职务是负责军事和统战的政治局常委。尽管张闻天真诚希望让出名义主要领导人的位子，但不被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曾被嘲笑为是不懂马列，没学过军事，靠《三国演义》指挥打仗的土包子。他是中国历史上难有其右的伟大军事家，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但真正决定他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如同因为有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才用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三民主义将西方理念引入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将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能够用老百姓可以听得懂语言来讲述新中国故事，有了让农工得到实惠，让民族资产阶级安心的政策，方式。作者写到，１９４４年６月毛泽东接受中外记者团采访时坦言，“中国很大的缺点，一言而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议论、出版、结社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国共产党顺应天意民心，打出民主自由旗帜，登高一呼而天下应。中国共产党人终究凤凰涅槃。

  刘少奇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重要的贡献的中共领袖，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家，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二号人物，走在历史前台达二十年之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他与毛泽东从密切合作，发展到分歧公开化，最终引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太多的大喜与大悲，毛泽东个人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作者详细分析了，建国后毛泽东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失误，再探索再失误，以致与党的领导核心集体产生重大分歧，最终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我相信，写下这些文字时，作者的内心会非常痛苦。毛泽东过急过早地结束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终止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加速向计划经济的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又脱离实际地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水平，从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一路跑步进入了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强行推动加快工业化的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以反右倾为名，排斥不同意见，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更为惨痛的失败；最后，他以阶级斗争、走资派、反修防修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方针，引起了党的领导核心分裂。

  毛泽东从全党衷心拥戴的领袖，再次成为党内少数派。居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拥有着崇高的威望的毛泽东遂以坚强的意志，强行推动全党全国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进行碰壁式的探索，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惨痛在中共历史上都是最为严重的。

  没有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任何一个伟大的政党都会犯大错误

  上世纪六十年代，《长征组歌》公演轰动全国，文化大革命后《长征组歌》复演再度轰动。词美曲更美，但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却有阿谀奉承之嫌。毛泽东生前就坦承，自己一生指挥打了四次败仗，有两次就发生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期间，土城战役和鲁班场之战的失败，险些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刚刚获得的军事指挥权得而复失，也酿成了他与张闻天和彭德怀的历史性误会，并成为２４年后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的潜因。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领袖人物犯错误会造成国家民族的损失，有效防止领袖人物犯系统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错误是一个党成熟的标志。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的严重错误都源自于缺乏党内民主。缺乏党内民主的党一定是个人崇拜盛行。延安整风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性，即使如此，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胡乔木曾指出：“从整风以后，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创新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没人敢研究。”党内、军内和群众间开始流行“人民大救星”、“山呼万岁”等等，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由此抬头，乃至后来愈演愈烈。作者的深刻，不在于指出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一系列失误，更是直指党内民主制度缺乏，是造成毛泽东个人探索的失误，酿成了全党工作指导方针出现了长期的、系统性、方向性和全局性偏差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基本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和组织活动方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铁的纪律，有客观必然性，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然而只是重视和强调高度集中统一这一面，虽然提出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但没有相应的建立民主制度，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和臣民文化，使中共无论是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缺乏党内民主的政党，在领袖民主作风浓厚时，党内民主风气就浓厚，在领袖民主作风淡薄时，就会出现全党盲听盲从，一窝风地将领袖的错误放大到极致，酿成大祸。为此，作者郑重提出要牢记三条教训：一是执政党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挥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是民主基础上集中，不能变成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三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要建设成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政党。应当说，这些建议是十分中肯和有益的。

  这是一本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探索的著作，作者所述所叙均以此为主线。由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毛泽东评价，需要特别指出，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双重的，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起主权独立不受侵犯的现代民族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始终是立国之根本，这是关系到中国民族根本福祉的重大国策领域。毛泽东作为大国领袖，清醒地把握世界大局，没有大的失误，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华夏子孙除孔夫子可能还无人可以媲美。他在晚年启动中美外交，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部敌视与封锁，确定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的全球化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任何一部优秀的著作都会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例如，作为一部探讨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著作，应当更加突出地指出，在小农经济为主体，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否定市场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民富的传统大同思想有着浓厚社会基础，这是毛泽东探索失误的客观文化土壤。毛泽东所极力防止出现的利益分化现象，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没有警世意义。

  不揣冒昧，写此书评，在准确与不准确之间一定有叙之不妥之处，诚请读者在阅读了于幼军《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１９１９－１９６５》之后，提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