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谈谈苏德战争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一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苏共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
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背叛，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
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
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年4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4月20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2）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3）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4）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
二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漫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事，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
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三
1943年初，随着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转入反攻，共产国际的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为了在数万名轴心国战俘中组织反法西斯力量，配合红军打出国境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迁回莫斯科后，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工作人员也猛增了几百人，还不断召开会议，下达各种指示。5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822次会议，讨论改进民族广播电台的工作，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限令5月15日投入工作。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很难使人想到这个机构的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就在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根据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并于5月11日提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在场），并对决议草案表示满意。接着斯大林与他们讨论了解散这个机构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决议草案，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这个机构的哪些职能以及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的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斯大林最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这也不要急于行事。
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将决议草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书记作了传达，大家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 决定第二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决定向各大党领导人通报决议草案：波立特（英国）、毛泽东（中国）、铁托（南斯拉夫）、芬德尔（波兰）、杜克洛（法国）、白劳德（美国）、林德罗特（瑞典）。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给波立特的电报，其中说到，“该文件暂不可在任何地方对外宣扬”。其他通报很可能当时没有发出，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团开会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1）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几点修改意见。（2）草案暂时不要送往国外。至于何时发送，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
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赶走了。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继续工作。应该开办4种报纸（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还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员会。事情确实有些急迫，对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慌乱。5月15日《消息报》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报道，或许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该报道指出：5月14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与在那里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澳大利亚外长埃瓦特进行了会晤，并将会晤罗斯福总统，英美是否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与此次会议的结果密切相关。看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对外急需让西方盟国得知消息，对内又担心引起各国党的涣散，斯大林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
在5月13日有共产国际下属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强调，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这一机构，这是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及时举措。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解散共产国际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民族阵线。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这一草案。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成功地粉碎社会民主党派别，阻止一些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也没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将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强盗式的战争。（事实证明），旧的工人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过时”。科拉罗夫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老的委员之一，他对解散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怜惜之情，“其实，共产国际早就不能发挥领导机构的职能了。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是在急风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随着迅速革命论的破产和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多洛雷斯则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任何残余组织。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些党成长壮大，就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些在本国影响较小的共产党代表对解散共产国际有些惋惜，皮克担心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解决本国问题。他认为，就德国共产党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苏联朋友的帮助。拉科西建议在文件中增加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条款，“以便使我们在国外的同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捷克共产党人施维尔玛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很多人的复杂情感，他说：“当我了解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之后，心情难以言表。我是在共产国际中成长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都与国际息息相关。但情感归情感，（我最终还是认为），草案中关于解散国际的政治决定是正确和英明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将草案作为未来决议的基础，并确定草案修改的最终期限为6月17日。
5月17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了解散国际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进行整理、校订。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该决议付诸实施的方式，即在决议内容最后确定之后，由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通报，各支部则以登报方式予以确认。各支部所发表的声明即意味着接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整理和校订了主席团修改的决议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时呈送的还有主席团会议记录和编委会讨论记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该决议已通过电台发给了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和库西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决议的内容。
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
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后，发布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大概感到10天后公布决议太迟，20日上午，斯大林即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难道不能今天就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登报公布？应当尽量加快此事的进程。”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密码无线电台只能够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定时间向各党领导人电传决议内容，而他们要破译电报和了解具体内容，最快也得到5月21日。在此之前，我们不宜将决议内容公开。已定21日晚将决议全文交付印刷，这样22日晨可以见报。当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将公布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内容，分别用密码电报发给各国党领导人。电报称：作为国际联合的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而，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各共产党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议，并将讨论结果上报。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国际的声誉造成损害。而这种情形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藉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国际的解散无疑会巩固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的地位，并加强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而后者则是苏联赖以维系的根基。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
尽管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各处领导人说“解散工作将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国共产党支部回复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便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报上标明的决议通过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这显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个细节。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答记者问。斯大林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驳斥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其他敌人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外国的命令。当然，斯大林这些话主要也是说给正在华盛顿会晤的英美领导人听的，以此进一步证明苏联愿意与西方保持长久合作的诚意。5月28日，斯大林在书面答复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问题时，再次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粉碎共产主义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来命令行事的诬蔑；便于动员各国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
5月31日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回电，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他们是：英国、法国、中国、瑞典、南斯拉夫、叙利亚和黎巴嫩、奥地利、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瑞士。另外，还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即那些领导人在莫斯科的党中央支持解散国际的政治决议。5月31日季米特洛夫通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内在收到波兰工人党，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组织的回电之后，即可发布公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已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可。接到报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于6月2日夜间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问：“需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吗？”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6月7-8日召开代表会议，应该再等几天。斯大林只好作罢。
6月5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在共产国际41个支部中，已有29个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还未递交报告的共产党支部包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巴西、新西兰。季米特洛夫决定，即使不再收到此类报告，仍打算在6月8日召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审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准公报。此前，公报草案将发给斯大林审阅。公报的见报日期拟定在6月10日，即英国工党会议开幕（6月13日）前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在此次大会上除了要确认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外，还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以及经济活动管理局局长苏哈列夫（任秘书）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共产国际原有机构及其财产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日期限定于1943年8月1日前。
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第826次）会议。会议确定，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提出异议。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报告的计划进行的。6月10日，《真理报》刊登了31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
四
俄国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名义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实际上其机构大多经更改名称后保留下来（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讯社等），其骨干成员都被充实到这些机构中，并统一由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实际负责人仍然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事实到底如何？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究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宜之计，还是某种带有战略性质的选择？或者说，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否意味着苏联在战后对外政策方针上会重新定位？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过程及善后工作安排来看，执委会机关及其下属机构的某些职能确实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来。共产国际的职能部门在组织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共产国际第一部（通讯部）负责人莫罗佐夫1943年5月给马林科夫的报告可以得知，该机构的任务包括：与苏联境外的各共产党组织和各联络站保持秘密无线电联系，并为其培养无线电技术骨干；培训各国党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证件、使用密码和专业设备、书写密信等；向各联络站点派送搜集军事情报的人员；组织对各国播放当地语言的节目；从事无线电侦听业务等。与第一部长期保持联络的境外无线电联络站有：波兰5个，荷兰（同时负责德国境内业务）5个，中国3个，比利时2个，法国2个，丹麦、瑞典、奥地利、蒙古、伊朗、斯洛维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游击区、英国和美国各1个。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5300份，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6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
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对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着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到7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
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报部，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
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天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在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
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
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
总之，共产国际的解散,自始至终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进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到了1943年,苏联面临对德战争的严峻形势,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的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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