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团结人民群众,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曾经有一个皮蒙特王国,意大利爆发革命,撒丁---皮蒙特的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向奥地利宣战一事,当时的孩子们都晓得是惊天地泣鬼神地;应该时时刻刻记得,永远不要忘记在皮蒙特军队失利的时候,查理.阿尔伯特且立即宣布停战,可见其对于这种革命运动还是心不由衷的,熟不知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可他刚碰到失败就开始妥协了,究其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革命的心,何谈革命的胜利。今且不说其内心状况如何,单说那场革命战争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漏洞,其名曰“贵族式的战斗”是个有名的脱离群众路线的战斗。真是一场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这场战争中有一个国家,日益壮大,一见到别国的革命运动,其国就会挑起战旗随风飞舞,就给予他国一种令人起敬的光景。原来是其常年战斗,侵略和反革命的意志坚强,其国王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懦弱,还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我认为其国无不竭力尽心的考究兵事。
我们具体分析下皮蒙特失败的内在外在原因,以及奥地利国胜利的内部外部的条件。首先皮蒙特军队遭受失败,他们被截断了同都灵的联系,并败退深山。就是这样而失败的,不过如此。恩格斯说:“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如果都灵的政府是个革命的政府并有勇气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这是内在本质因素,起主导作用,皮蒙特想追求独立,但是适得其反,其革命的战争失败,争取独立权丧失,其内在原因就是皮蒙特国王的懦弱,甘愿做侵略者的奴隶而已,怕惹火烧身而已,更重要的是皮蒙特根本不是共和国。其次,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们只注重正规军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战争,一个想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侵略的国家,只是单独靠一般的作战方法取得胜利,那就是痴人说梦。恩格斯说:“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他说的何其的对,何其的一针见血。西班牙人在1807---1812年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人在1849年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在1931---1949年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诸君要问的这些国家胜利的原因,却无从他故:就是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论持久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滴水穿石,只要群众的革命意志,争取独立的意愿不变,胜利最终是我们的。正如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我要说毛主席的心和恩格斯的心是相连。再有,奥军的胜利是依靠什么取得的呢?由于以下情况:拉莫里诺做了叛徒,皮蒙特军队中的两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三个师的联系,而陷入孤立的着三个师则被数量上优势的奥军所击败。则这三个师的余部就向着深山而败退了。在《三国演义》中也出现过类似奥军的作战方法:李儒曰:“丞相新弃洛阳,防有追兵。可教徐荣伏军荥阳城外山坞之旁,若有兵追来,可竟放过;待我这里杀来,然后截住掩杀。令后来者不敢复追。”“…布引铁骑掩杀,曹军大败,回望荥阳而走。走至一荒山脚下,时约二更,月明如昼。方才聚集残兵,正欲埋锅造饭,只听得四围喊声,徐荣伏兵尽出。曹*慌忙策马,夺路奔逃,正遇徐荣,转身便走。荣搭上箭,射中*肩膊…”(第六回)。这段也是让曹操陷入孤军状态,又被董卓的大军夹击,最终溃败,败回河内。
却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这样写道:“赫山诺夫斯基被击溃在诺瓦拉城下,并被切断了到都灵的去路;拉德茨基进驻到距都灵九德里的地方。”此为其后路被拉德茨基所阻断,则就出现是否杀一条血路冲出去还是对其进行妥协投降。是攻还是降,是当时政体所决定的,因为皮蒙特是个君主制立宪制的国家,这样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晓得,资产阶级的成分有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么皮蒙特这个国家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它具有两面性,是个动摇的阶级,这就注定了这场战役的失败,所以出现向拉德茨基求和也是必然的。假设是在一个共和国里,尽管也是同样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意志仍存,革命的火种不灭,总会再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作为这种失败也不会决定什么的,正如恩格斯说:“君主国的不可避免的怯懦,从没有勇气采取极端革命的手段,如果不是这种怯懦,赫山诺夫斯基的失败可能成为意大利的幸福”。也就是说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那么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战斗。
此外,这种失败除了同统治阶级的内心怯懦和当时的政体有关联之外,还同当时意识形态也是不可分离。那晓得辩证唯物法的人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当时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式的,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品格也是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对战争起到消极的作用。所以这从里到外都是退步式的,都是动摇式的,则失败就不用质疑了,就算有飞机大炮,也会成无用长物。当初北伐军使得封建军阀溃败,就是这个道理,同理人民解放军也溃败国民党政府,使其蜗居台湾亦如此。都是有一种正确意识形态为战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让我们再回到皮蒙特战役,如何让这次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重改历史呢?首先:皮蒙特的统帅,皮蒙特的国家领导具有革命的勇气,并且有一个可以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的革命政府以反抗奥地利的侵略,最重要还要发动群众运动,使人民群众完全如入革命运动中,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这是战争必胜原因之音,是内在本质因素。其次:倘若那个叫赫山诺夫斯基的败溃之后退居比耶拉和博尔格马涅罗。在那里他很容易把失败只之师整顿起来,给将士打气,准备下一次的作战方案,熟不知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他应该大胆的进攻拉德茨基,诱敌深入将奥军的胜利化为乌有,消灭敌军主力,为以少胜多。因为在那里,背后有阿尔卑斯山阻挡阻挡了他的继续退却,几乎不可能把军队沿着两三条狭窄的河谷摆开,士兵只能在鼓舞士气之下为了逃生而战,这个时候就要用化零为整的战术方针,一鼓作气集中火力打击奥军,且整点余兵埋伏四周,待中军奋勇杀敌之时,四周埋伏之兵包围,为关门打狗。《三国演义》中程昱献十面埋伏计,劝曹退军于河上,伏兵十队,诱绍至河上,“我军我退路,必将战死,可胜绍矣。”(第三十一回)。第三:据报告,在诺瓦拉会战之后,马乔列湖附近驻扎三四万的皮蒙特军队。如果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支军队结合起来,就可以把它迅速调到不到一万名奥军的伦巴第,则这支军队就可以占领米兰,布里西亚和克雷莫纳,组织起来普通起义,各个击破从威尼斯开来的奥军,从而摧毁拉德茨基的整个作战基地,捣毁其整个作战计划。第四,同上所述,拉德茨基必定要撤回伦巴第,那么途中必定会遭到皮蒙特游击队的有力打击,因为皮蒙特游击队是支持革命起义的。
但是这场革命斗争还是失败了,皮蒙特王室怯弱,同时又害怕群众起义,全民起义,对于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群众”这个词是让他们望而生畏的。这是唯有共和国国家才会使用的手段,因为共和国国家是一切为人民群众服务,给予人民群众一切利益,人民是万万岁的…。1949年就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说:“采用这种手段必须以革命的恐怖为前提,而究竟有哪个君主敢于这样做呢?”皮蒙特王室就是对于民众的革命感到恐怖,所以不会发动群众战争,作为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意外。由此可见,皮蒙特革命战争的失败,断送意大利人的绝不是作战方针这种外部条件所导致的战争失败,而是君主制度迫使他们采取怯懦和谨慎胆小弱微的行为,这是其内在实质,起到决定性作用。诺瓦拉会战的失败只是造成了战略上的损失:首先是去都灵的道路被奥军切断了,奥军可以轻松的攻入都灵,可谓畅通无阻。假如,这场会战失败后,战士们重整旗鼓,国家王室被迫下台,宣布成立共和制之后,开始真正的革命战争,或者国家王室不退位,政权还是君主制,那么,赫山诺夫斯基的残余军自己是全民起义的核心,这样就会成为推翻“封建主义”,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革命战争,就如同法1793年法国人进行的人民的战争,如同1937年中国人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失利,军队的伤亡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但是,君主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独裁者是绝不会进行革命战争的,绝不敢发动人民起义和对他们而言的革命恐怖的。它宁可跟自己最凶恶的但是出身相同的敌人讲和,因为他们都是独裁者,剥削者,能刻背上亡国奴的称号,也不愿同人民联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何其有异曲同工之处,要问洋为中用那蒋介石堪为第一了。一个独裁者,一个剥削者是不是个卖国贼,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和其相关的却是这个独裁者,剥削者的职位级别,对于君主来说就是个王冠,对于总统来说就是个称号,归根结底都是剥削者的权利而已。一个君主制可以把意大利引向灭亡,一个总统制也可以吧中国引向灭亡。但是,查理—阿尔伯特的确是个大卖国贼,是欧洲列强中的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这种反革命开始彻底镇压欧洲各国人们了,并且计划缜密。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签订这种反对欧洲各国人民的“神圣条约”。一百年后的中国,我们的蒋大总统也开始加入这种镇压人民群众的阴谋之中,也和跨海相隔的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此种条约,不是卖国贼又是什么呢?皮蒙特的王室被迫同奥地利宣战,则让人把自己打败了,从而使得奥地利人在皮蒙特安家做主,恢复所谓的安宁,并且开始钦定军法宪法。这是何等的耻辱,可是王室却不以为然,依旧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过着他那“幸福生活”,从古观今,国民党政府被迫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则国民党主力还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打败了,这就使得日本在中国各大重要城市安家做主,随后就开始宣传日本的文化,企图用文化同化中国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给予世界一种和平安定的局面。但是蒋介石还是在竭力进行的剿共,还在镇压人民群众,甚至和日本帝国主义联手,他要不是去民心,老天都不开眼了。
奥地利的胜利,使得君主制遭到严重的打击,若瓦拉会战和皮蒙特军队战后毫无作为的表现,证明了人民必须接力全力自救的紧要关头的到来,发动人民战争的到来,束缚人民最厉害的莫过于君主制和总统制。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度而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君主制灭亡;为了使中国不致总统制而灭亡,首先也就要必须使中国总统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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