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网友对韩德强撰文支持梁稳根进入中央的批评的几点看法

对一些网友对韩德强撰文支持梁稳根进入中央的批评的几点看法　　

前几日，在旗帜网上看到几篇批评韩德强老师的文章。本人虽然没有看到被批的韩德强的原文，不过通过这几位网友的批评文章也大概猜出了韩德强原文的主要内容，大意是支持湖南三一重工集团主要创始人兼董事长梁稳根进入中央委员会任候补委员。看了批评的文章之后，浮想联翩、感慨万端。现就此事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党纲党章，有章可循。　　

我们党在“一大”制订了党纲（中国共产党纲领），从“二大”开始制订了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且在以后党的每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结合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实际对党章进行了部分修订和不断完善。归纳一下，党纲、党章对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或对入党人员是这样规定的：　　

1、承认本党宣言、纲领、章程；　　

2、愿意忠实为本党服务；　　

3、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这是“九大”党章的规定，而“八大”党章是这样讲的——“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 “八大”之前的党章对此规定得更为简略，一“者”以代之； “十二大”及以后的党章中增加了知识分子，将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4、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　　

5、执行党的决议并按期缴纳党费。　　

可见，就入党而言，党章并没有将“富人”和“资本家”出身的革命者和建设者明确排除在外。虽然诚如批评韩德强的文章所说，梁稳根是“富人”，是“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似乎与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背道而驰、水火难容，然而大家似乎忘了，我党自成立之日起，特别是在解放前，日寇区、国统区的多少豪门子弟、大家闺秀和旅居海外的华侨富商、大资本家、大科学家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毅然抛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家庭生活，叛离家庭、背井离乡，矢志奔赴延安、奔赴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前线，加入了党的革命队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在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局部陷入困境或处于关键时期的时候一个个顾全大局、挺身而出，决然说服、动员、利用或牺牲自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为革命事业撑开了一片又一片柳暗花明的艳阳天。显而易见，党章不在党员一条中将“富人”和“资本家”全部排除在外，即没有明确规定“富人”和“资本家”一律不得入党，是渊源有自的。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和我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博大精深、英明睿智之处。因为我们不反对甚至欢迎“富人”和“资本家”中的有识之士起来革命，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或同我们组成统一战线，团结协作并肩战斗，为逐步进而最终彻底地（在全人类）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而努力奋斗、辛勤工作，真正实现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并最终实现为（全体）人民服务。因此，梁稳根的入党并不违反党章规定。　　

至于党章对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规定，仅此一条，“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也就是说，只要党龄超过五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以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其次，政治信仰，至关重要。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我们共产党人干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证甚至是决定因素，而且信仰的这种保证和决定作用往往超越并远大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对个人行动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认为，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具体来说就是，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是物质，个人信仰是意识，个人信仰是受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所支配和决定的，但信仰反过来对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对个人的实践行动具有绝对的指导和驱动作用。信仰越是坚定，指导和驱动作用力越是强大；信仰越是微弱，指导和驱动作用力越是弱小。如果没有了信仰，则这种指导和驱动作用力便不复存在，个人的实践行动便同机械工具和行尸走肉差别不大。　　

一般来说，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决定和制约着个人的信仰，个人的实践行动只能在自身社会环境与阶级地位的间接或直接的约束与影响之下，以及在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信仰的指导与驱使之下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丝毫不会越过雷池半步。然而，一旦拥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则由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到了人类社会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短视行为有了全面的客观认识和明确的取舍态度，最终选择并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当年众多豪门子弟、大家闺秀舍弃奢华生活奔赴延安和解放区及革命最前线的原因所在，这就是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大公无私、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家仅有的钱粮衣物等个人财产全力支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去分析和研究共产主义制度，则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就如同用英语的语法条律去分析和判断一个汉语句子在语法上的正确与否一样。相反，如果一个无产阶级劳动者开始虽然具有共产主义信仰，但由于某种原因后来背叛或改变了信仰，转而信仰金钱万能和私利至上，则他的行动便会同样跟着变节，走上“不择手段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极端物欲享受”的不归之路。这也正是一些贪官污吏、黑恶势力为了一己私利胆大妄为、肆无忌惮、铤而走险，胆敢置党、人民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根源所在。　　

可见，看待一名党员同志和革命战友，仅仅注重其阶级地位是远远不够的，而更应关注其政治信仰和阶级立场。　　

再次，以史为鉴，以人为本。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战斗历程，始终离不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的全力参与和辛勤工作，始终饱含着他们不可替代的极端重要作用，而且我党一系列伟大功绩的取得与其中的杰出人物是绝对密不可分的。领导党和人民历经艰难险阻，费尽千辛万苦而开创和建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有不少出身于富人、豪门、大家。　　

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次在危难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党和人民军队及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虽然出身于富农（有说法为地主）家庭，却不仅自己投身革命，还部分地疏散家产放弃祖业（另部分家产和祖业被他老人家用于革命事业），把全家人都带上了革命道路，以至为中国革命痛失了七位亲人。革命初期在经费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老人家又伸手向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开明绅士章士钊筹借银元两万元，用于组织革命活动和组织一批革命青年赴欧勒工俭学、探寻革命道路（这些赴欧青年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和党与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顺便提一下，这笔革命借款，却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用自己的稿费花十年功夫偿还的。值得说明的是，毛主席的这些稿费主要来自于毛主席著作在国际上出版所得稿筹，毛主席著作在国内出版很少收取稿筹或者基本不收稿筹，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虽然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等著作总计达数亿册，但毛主席均未曾收取分文稿筹。直至逝世，毛主席也没有把自己那曾经被别有用心者蓄意恶炒为天文数字的、在今天看来为数不多的稿费留给子女们一星半点，而是大公无私地毫无保留地留给了他深爱着的党和人民。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的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坦荡胸怀。他的家庭出身和固有阶级地位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另外，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总理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林彪都出身于地主家庭，只有朱德委员长和陈云同志出身于佃农或贫农家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出身于小官僚家庭，陈独秀出身于官僚世家。同样，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和固有的非无产阶级地位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与建设事业当中所立下的伟大功绩。　　

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还有陈潭秋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书香世家，张国焘、周佛海出身于官僚家庭，陈公博出身于官宦之家，刘仁静出身于商贾之家，李汉俊出身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董必武出身于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只有何叔衡、邓恩铭、李达、王尽美、包惠僧五人出身于佃农、贫农或农民家庭。虽然出身不同，而且不少人出身于富农、地主和官僚家庭，但是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和驱使下，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尽管有少数人后来改变了信仰、背叛了革命，但他们毕竟曾经离弃和超越过个人固有的家庭出身与阶级地位，投身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此外，还有许多国民党的干部和军官，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也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不乏其例，故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党的历史告诉我们，“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样能够为党和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与建设事业冲锋陷阵、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立下丰功伟绩。不能以他们与生俱来的阶级地位形而上学地认定其阶级立场，而只能以他们自身的政治信仰和党性原则结合他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当中的具体表现来进行科学评价。　　

最后，团结一致，统一战线。　　

团结，是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生命线，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国革命和解放与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党不仅善于团结党内同志，而且善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善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而组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今天的“左派”们要想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搞好团结。首先，“左派”内部必须坚强地团结起来，即便政见不同，也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之上尽最大可能的求同存异、消除分歧、取得共识，形成统一的意见，发出统一的声音。“左派”内部相互之间因观点不同而互相指责、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其次，要注意分化瓦解“右派”，说服教育并团结“右派”中那些与“左派”有着某些相近政见或一定程度上不反对“左派”观点的人士，同时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广大的中间派力量，共同组成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最终彻底孤立并坚决打击“右派”中的顽固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需要提醒的是，“左派”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应杜绝自毁长城、自相残杀，把本应可以团结和争取为同盟者的中间派推向敌对方，把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推向对立面的错误做法。当年党的中央在苏区错误实行的将苏区根据地和不少可作为革命同盟者的苏区地主富农拱手推向国民党蒋介石的 “三光”政策，以及在红四军党内错误批评并错误处理毛泽东同志，全面否定并极力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革命路线，强行推行军事极端冒险主义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就曾经导致反“围剿”一败涂地、根据地丧失殆尽，给党、红军和根据地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其经验教训难道不惨痛，不深刻？　　

以上拙见，不妥之处，请网友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