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万“饥魂”是真的么？

说明：本文发表于时寒冰贴吧，原文地址：http://tieba.baidu.com/f?kz=1101746437

在本贴吧发表了对张的书的看法，引起了一些讨论。在交流过程中，有人坚信三年饥荒过程中饿死三千万同胞的事情，并说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我想官方认可没有，纵容倒是有，从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我们能看到太多版本了，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那么官方承认哪一个呢？其实不管饿死多少人都是悲剧，请让我们怀着悲悯之心对这个数字进行研究，而非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一、信阳事件介绍　　

谈三年饥荒就必然要谈到时老师母亲的家乡——河南信阳，时老师在博文《谁知百姓苦》中描述了家人在59年的生活状态，即使从文字中也能感觉到悲惨的场景，更何况经历呢？1959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悲的人为悲剧。这个人祸是如何造成的呢？大跃进期间，吴芝圃在河南大搞浮夸风共产风，在粮食不断减产的情况下，还要大幅提高征粮比率，当时全国的征粮数平均上涨27%，而河南上涨了55%，为了上交粮食，众多饥民饿死在粮仓周围，引起了信阳事件的悲剧。而文中也提到：后来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毛写信，这件事情上面知道了，才派人调查。　　

那么吴的命运如何呢？他死于“WG”，1979年，被平反，在邓主持的追悼会上：“对于强加给吴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百年诞辰座谈会”，把吴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　　

二、无法验证的“三千万”　　

从这件事我们引出广为流传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当然更有甚者说是4000万、6000万。依据是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根据户口统计，中国人口总数在1960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国外多位专家通过推断演算，得出当年非正常死亡接近七百万人，再考虑其他因素等得出三年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结果。其中较具权威的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得出2680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此数据是经过较为严密的运算所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之后国内多位专家也在同一基础上进行了推导，并增加了考虑因素，得出了多个版本的非正常死亡数，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不等，当然也有说是六七千万的。　　

如果以上所得数据是正确的，根据事物的必然联系，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相关事件的发生，从而从点到面的验证此数据的正确。我觉得应该符合一些常识：　　

1、根据09年统计，我做了比较保守的测算，58年前出生且在世的人口数三亿（即使在之后较近时间出生的人也会对此事件有所了解），无论这些人亲历还是听闻，大面积饿死事件在这个群体中间应该是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应该是我们的父辈们告诉我们饿死了很多人，而不是八十年代后通过数据推导出来的。这么大的事可以封锁文字消息，但是管不住民众的嘴，更难以改变亲历者的感受。　　

2、饿死人的事件发生的比较集中，主要发生在河南、四川、山东、安徽等地。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人口，有人在书中形容“饿殍遍野”“白骨累累”，那么饥荒之后应该有瘟疫，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恐怕也难以控制，但是并没有发生大瘟疫的记录。　　

3、1958年，台湾海峡斗争形势又趋紧张，蒋准备反攻大陆，大陆也着力肃清“反革命”，说明当时大陆与台湾的间谍活动还比较多，显然蒋知道大陆发生的饥荒，但是只显示蒋曾向大陆投放过食物，而台湾方面却没有大陆因饥饿而造成大面积死亡的记录。当时苏联在中国的人员尚未完全撤离，苏联方面也没有相关记载。　　

4、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在同一时期增加非常多的坟墓，但是现在却找不到那几年墓地大增的记录。（虽然文革期间有“平坟”运动，但是后来大部分又恢复了。）如果集中掩埋，应该会有万人坑的传闻。（日本八年在中国杀害中国人2800万，万人坑比比皆是。）　　

5、没有直接证据。无论大陆、台湾、苏联还是国际社会找不到相关报道、图片等直接证据，找任何理由都难以解释。　　

对于一个无法解释以上情况的结论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历史，只能算作一种研究成果，显然现在这一研究存在着比较多的疑点。而把一个没有得到验证的研究成果说成历史事实，要么是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要么是急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饿死人确实是存在的，到底是多少呢？目前官方的数据有两个，一个是1996年由国家统计局与民政部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显示：三年间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1039753人。一个是最新的党史显示三年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万，而党史主编表示此数据来自于统计局。同样是统计局的数据，差距较大，这里面没有交代原因，也没有讲怎么得出这些数据的，而且党史也只是给了一个一千万的概数。　　

纵观众多观点和结论，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争议较大，没有一个可以完成系统性的论证，那么坚信“三千万”的存在就变得盲目。　　

三、“一千万”另有他因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点，引起争论的“60年户口数减少了一千万”。很多结论都是根据这一条来推断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假设：户口数的减少代表人口数的减少。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将研究的时间放宽些，通过计算推导会发现，除了60年户口数出现了“非正常减少”，之前几年都出现了户口数的“非正常增加”。如果我们把60年的非正常减少理解为死亡，那么之前的增加如何理解呢？　　

人口学家毕竟不是历史学家，在特定历史情况下，户口数的减少并非等同于人口数的减少。而恰恰那个时期中国的户口数并不能代表人口数，而由此所推导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五、六十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可以影响户口登记变化呢？1956年—1960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和大跃进，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一线工人，同时也造成了户籍的大迁移。同样根据“83年鉴”数据，我们可以看到56—59年市镇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四年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而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为3010万人，两者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其中有些人是虚报户籍）。由于60年出现的困难，中共中央做出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几年间因此政策而办理了市镇户口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但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有1377万人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这直接造成了60、61年户口数的非正常减少。把研究进一步推进，会发现直到七十年代我国的户口数都出现了非正常性变化，这是因为65-79年国家解决遗留问题，帮助注销户口的重新登记，几年间大概补登1500多万。由此可见，由于户口数变化所推导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失去了意义。　　

再回过头看60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数据正是依据户口数变化得出的，同样存在问题。一是出生率，从之后的几次人口普查来看，60年出生的人口数当年出现了漏报，得出的数据偏低；二是死亡率，由于当期户口数不能代表人口数的真实变化，得出的数据也是错误的，应该是高估了。（更严谨、详细信息可以参见学术论文《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以上可以为五六十年代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提供严谨的解释，也推翻了“饿死三千万”的结论。对于那些因为悲悯之心而听信谣言的人，我想这也许能让你有稍许的安慰，毕竟没有那么多人因饥饿死去。　　

  四、饥荒造成原因浅析　　

首先表明一点，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国家建设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性的，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应客观多角度的看待由于政策不当而造成的失误，对于确属于人为因素的，应该追求责任。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饥荒？对此研究不够，只简单说一下。　　

一是自然灾害。这里有人否认自然灾害的存在，说大跃进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依据是水文站的数据。问题是：一、我们距离大跃进仅有50年，大批经历自然灾害的人依然健在，自然灾害是客观事实无法否认；二、如果大家了解一下专业知识可以得知，水文站数据并不能显示天气的变化情况；三、当时全国有水文站接近4000个，但是只选择了其中120个，而不符合条件的都被拿掉了。那么只能说并非不专业，而是预设了结果再找数据。　　

 二是人祸，从信阳事件看，饥荒是存在人祸的，而且就信阳来看九分是人祸，主要是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所致。那么全国的情况呢？有人援引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我建议大家看看原文，看看刘少奇去湖南调查时同农民讲话的整体情况，会对这一问题有个较深的认识。　　

三是苏联逼债。但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苏联要求五年内分期偿还欠债，不计利息。那么谁要在短期内还完债务？出于什么原因？ 建议大家深入了解一下，由于精力有限不展开。　　

四是粮食出口和援外。我觉得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60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当年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没有提及粮食减产，却对发展前景一片看好，会议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不过61年开始调整政策，中国粮食开始进口。　　

四、大跃进中的毛和刘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担了大跃进的主要责任。在之后的宣传中，毛都是极左的，大跃进中的浮夸也是由毛造成的，并将全部责任推到他身上。我认为毛有责任，但是并不能全算到他的头上。　　

下面我将大跃进期间毛和刘的一些工作内容列示如下，大家看看是不是和你所了解的有所不同：　　

  1、1958年1-3月，毛批评1957年的“fan冒进”，提出大跃进、总路线；　　

 2、58年3月成都会议，就吴提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对人民日报总编兼社长吴冷西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3、58年4月中旬武昌会议，毛对吴冷西做5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刘邓）。　　

4、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刘确定总路线大跃进政策，提出15年超过英国。　　

5、5月下旬，通过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纲要，即　4.5.8　亩产纲要。　　

6、　6月14日　，全国妇联党组会，刘提出大食堂设想，而且还会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粮食。预言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毛曾说过超英赶美，但是说的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而非经济实力，这句话经常被断章取义。）　　

7、　6月30日　，刘要开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试验，工农兵学商。提出三、四十年可进入共产主义。　　

 8、　7月5日　，石景山，刘提出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两、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9、7月中旬山东、江苏，寿张县汇报社干部：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 常熟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数实现稻谷亩产1万斤。刘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10、　7月19日　，天津，并为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1、8月-9月，毛视察七里营，讲“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构成社会基层单位，集体经济。　　

刘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书记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并在9月1日上人民日报。9月13日李先念视察，徐水已经是政社合一，一县一社，统收统支，全部供给制。　　　　

    12、　8月13日　，天津，视察稻田，有人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说：不可能的事。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对着《人民日报》五位小女娃站在稻秧上的照片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　　

13、　8月30日　，北戴河会议结束，人民公社6条。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对于万人以上社不反对不提倡。并社不强迫，先试点逐步推广。现为集体所有制，条件好3、4年过渡到全民所有，一般5、6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还是按劳分配。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说：搞不了这么多。　　　

14、　9月10日　，视察徐水，当地说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消息见报。　　

15、　9月13日　，审定人民日报《高举人民公社旗帜前进》，强调妇女全部参加生产，全部自留地、自留牲畜和大型工具公有。未请示毛泽东，刘删去6条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一段话。　　

16、9月 24日，人民日报，刘在河南发表过渡到共产主义5个条件。基本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劳动分工更细，搞好技术革命和教育，中心是全民所有制。没有6条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道德和教育提高，消除三大差别，内部阶级矛盾消失等。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　　　

17、10月，毛泽东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新乡调查，下去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要求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汇报后，毛说：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损害富社积极性，还是搞“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干，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食堂，但也要粗细、忙闲、干稀搭配，放开肚皮肯定维持不下去。县经济只能搞集体经济，不能搞全民。夫妻分开住，是帮国民党忙。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刘视察江苏，讲“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依然是那5个条件。在南京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　　　

18、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2-10日，毛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　　　　

19、毛：“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按照刘、彭zhen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毛此后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刘插话：“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插话：“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20、武昌会议，毛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21、11月，毛找吴冷西谈话：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下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DYJ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做新闻工作无沦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毛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DYJ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归纳为三个意见。毛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第三，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摊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指吴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刘对于毛说宣传上要转，不转就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意见。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22、　4月29日　，上海会议，毛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23、1959年6月，58年讲话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9年6月，毛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邓和彭，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24、　6月14日　，根据毛的意见，彭召集书记处会议（邓住院治疗），讨论宣传工作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彭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研究决定。他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向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再次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审批，刘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25、　6月20日　，政治局会，毛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不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讲一下，以上众多言行本应收录在毛的选集，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毛选，会发现有一个阶段的内容是没有的，显然在后期编写过程中被筛选掉了。　　

另外，大家应该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毛、刘、邓的地位和关系，八大中的决议，谁主导了56-66年的经济工作？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比如信阳事件中动用了军警，而当时动用团以上军警是需要书记处批准的。还有人说重灾区河南的吴和四川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他们到底是谁的亲信。　　

李情况简介：“62年7000人大会时四川代表要求追究李井泉，未果"。Wg中，“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一提起李搞浮夸风、共产风，“对抗毛指示”，是四川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人人喊打。李跑到贵阳找贾启允，然后到云南找阎红彦躲，从而逃过大难。直到一九七三年，随邓复出，李井泉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打倒四人帮后，李井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参考《毛、刘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跃进前后毛泽东与刘言论对比》，以上资料可见部分选集、当时的人民日报，有位老兄给出了详细出处，大家可以查验。）　　

 五、总结　　

一句话说明不了历史情况，但是我们却经常用一句或几句话、一件事或几件事来给历史定性，一种情况是故意为之，有选择的列举材料，一种情况是缺乏深入研究的历史态度，我想说历史不是线性的，更不能用“点”来说明和代表历史的“面”。我们所接触的信息中有很多是深含陷阱的，如果不去认真挖掘，那么被蒙蔽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深入研究的态度，在哪里都受用。就像股票市场，经常是真假消息满天飞，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就冒然杀入，往往是亏得多赚的少。　　

我把非毛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反毛而反毛，他们会不断抛出各种论断，来证明毛是个恶棍，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可能是假的；一类是因个人感情而反毛的，以在毛时代受到打击的人和后人为主，我觉得因个人恩怨而反毛这无可厚非，你骂他八辈祖祖也不为过，但是一定要确定好你的仇人；还有一类是因为看了某些书籍、资料，从而形成了反毛的思维，此文正是写给第三类人。我无意改变你对毛的看法，因为仅一个“三千万”说明不了问题，而且也许我的分析并不对，但是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对待任何问题都能够深入研究，尤其对待人的评价，我想只有经过较深了解后才能负责任的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