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民心成大业

问鼎民心成大业　　

剑行天下　　

写在前面的话：本文很多观点，可能完全不同于多数人的看法，左派看不惯，右派看生厌。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网际天涯的过客，非议和口水，也无关乎我的痛痒。只想通过此文，把我对当前左派的作为和境况成因，做一次平民角度的系统反思，旨在希望孱弱的左派能在实践中迅速成长壮大，在波橘云诡的政治争斗中脱颖而出，为天下苍生保留些许希望。　　

“文革余毒”是个大问题　　

温家宝总理最近（2011年5月底）在香港和吴康民谈话时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　　

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提法，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并能摆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反对，来辩驳。可没人会为你摆下这个大辩论的擂台，没人会给你辩论的机会，甚至不屑于这种争论。　　

也还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并不认同这个逻辑，所谓的“文革余毒”、“封建残余”与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坏风邪气，假话套话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这个结论经受不住逻辑的检视和历史的考验。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的“文革余毒”、“封建残余”是有极强的杀伤力的，甚至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还是有很多人对这种逻辑和提法深以为然，他广泛的社会基础就是自“五四”以来反封建给人留下的思想沉积和改开30年来对文革妖魔化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些人甚至不去想这种逻辑关系，只要提到了“文革余毒”和“封建残余”，就认为是对的，中国人惯于想当然地把所有“坏”的东西都归结为另一个“坏”的东西。今天东家怀疑你偷了他家的鸡，明天西家丢了一头猪，同样怀疑是你干的。　　

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不仅仅是文革，乃至红色、左派甚至毛泽东，在当今这个价值扭曲的年代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那么，当我们客观观察现实，拥护和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比例各占多少？1比2？1比1？2比1？如果是1比2，那就太小看30年来对文革妖魔化的程度，以及对改开美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了；如果是1:1，那就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更大的可能性是2比1乃至更悬殊！而这正是别人看清楚的，可以利用的力量。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借助这种力量来控制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有人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错误地估计双方力量的对比，长他人志气。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重庆的作为，必将载入历史。打黑，深得民心。但是并没有引起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孔庆东曾经说：“我到很多地方去，很多地方的领导、媒体，不理解重庆，就是因为他们不去调查研究，盲目听信汉奸宣传。”，但我们不能只责怪别人不去调查研究，不了解真相，盲目听信汉奸宣传，这种“怪”别人的想法，会让我们永远不会进步。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右派在反对重庆，甚至那些心存正义的人们也不是很认可，原因何在？我认为就是这个“红”字惹的祸，红字一出现，马上被人当做“文革余毒”来看待。谁都不能说“红”不好，右派很黑，但他们从来不说，反而标榜为“为人民服务”的“红”态，外红心黑，是右派的有效策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红、文革、极左甚至毛泽东，都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没有强大感召力的符号，一种有着对抗情绪的符号。因为都被妖魔化了，我们天天喊着右派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泽东，怎么就对这种妖魔化产生的社会恶果无动于衷呢？　　

说不清的“左”“右”是非　　

左派与右派作为特殊的历史形态，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说你是左派，人们不会认为你是站在最广泛的人民一边，反而认为你是“左倾”，“极左”，思想激进，不靠谱。说他是右派，人们不会认为他是人民的对立面，是站在利益集团一边，反而认为他们比较务实，比较靠谱。如果大家对此有怀疑，我们就一做一个问卷调查试试看！　　

所以笔者曾经坦言：不喜欢“左派”这个称呼，喜欢直接称呼为“人民派”，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称呼？法国大革命有那么神圣吗？　何新　先生还认为是共济会一手策划和推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要弃人民最能懂的语言不用，而要采用人民不懂和误解的语言去表述我们的主张，给我们贴标签？我想，右派们最乐意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歧义很大的一个泊来的词汇，来混淆其反动本质，人家说自己是右派，我们为何一定要跟着人家说自己是左派。这就是斗争吗？这是中圈套的斗争策略。因为，我们无法向每个人说清楚左右的原始意义，说清左派、“左倾”，右派、“右倾”的不同之处。真实情况是：左派被普遍认为是“左倾”，右派被普遍认为是“右倾”。　　

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右幼们问：你们喜欢过朝鲜人的生活吗？你喜欢过文革那种贫穷而动荡的生活吗？等等，对此左派大多不言，或者回击无力，不足以说服人。但这个东西，尤其是朝鲜问题和“左派”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弄清了左右的原始含义吗？也许他们就是在有意识地搞混淆！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需要辩证地、历史地去看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很多大家不能认同的话，但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认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左派代表着大多数的相对贫穷的人民，但他不是国弱民贫的代名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让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生活。为此，我们必须摒弃“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正中客观规律中庸而行。　　

有人认为左右的称呼是沿用了历史。这就怪了，难道一定要象孔子那样机械地、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恢复周礼，来建立一个仁治的理想社会吗？既然是历史，那就有历史的局限。原本党内左右的提法是沿用了前苏联的提法，当时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认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奉献一切”的理念，其实都是真正的左派，只是在路线方针上有“左倾”“右倾”之分。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路线方针的问题了，而是敌对的矛盾问题了。如果还去沿用这个称谓，不是混淆了其中敌对的矛盾吗？而这种混淆，在当前形势下对右派最为有利！　　

我想在此敬告那些自认为是左派的朋友，左派不是“左倾”，那些和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右派，可能是左派中的“右倾”。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　　

我也想敬告那些自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只要你本着为人民谋利、为国家谋强的立场，你最多是左派中的“右倾”而已。应该和左派的朋友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　　

而作为左派，应该历史地、现实地审视“左派”这个称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称谓。要让人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服务目标，就必须把这些用通俗的而不是听不懂的、清晰的而不是有歧义的语言告诉人民，而不能拘泥于历史，拘泥于死的教条、拘泥于个人喜好。是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被歪曲误解的“红”　　

红色中国，曾经是共和国令人骄傲的称谓，而今天当人们听到“红色重庆”，“唱红打黑”，总是觉得那么别扭，原因何在？　　

有人说：那是你这样认为，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别扭，觉得很好听，很提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同样一件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评判，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对客观事实正确的判断，我们不能囿于自己的价值理念，而看不到价值观的千奇百怪，丰富多彩，乃至一厢情愿地强制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看问题、想问题。你认为对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要认为是对的，你珍惜的东西，别人一定也要珍惜，现实中可能吗？。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坐井观天。我们自命为左派，眼里就只有左派，就喜欢和左派人士混在一起，左派人士的观点大多赞同。对普通的无派的百姓或学者，不感兴趣，对右派则表现的特革命，坚决斗争之。如若这样，本身就有问题，不但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民情，连基本的观点和思维方式都要修正了。因为我们服务的目标是人民，不是左派本身，更不是右派，不要把劲使错了方向，搞错了对象！　　

那么，“红”是怎样让人别扭的？我们在观察分析社会理念、天下民心时，有一条必须记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对文革、左派、毛泽东乃至传统文化等的严重歪曲和妖魔化，并通过西化价值理念以及西方渗透，不但造成了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崩溃，也造成了中国特色“红”的观念的沦丧。当今社会，一说起红，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极左、老旧、保守、偏激、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等等，“红”不再产生褒义，而是贬义词了。和“红”紧密相连的还有“左派”，“极左”，“文革”，“毛泽东”等，这些词汇都是给人这样的印象。而且其中任何一个词，都会拉起这一连串的词，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都是一个等同属性的概念。倒是近年来，“毛泽东”这个词汇是个特例，尽管不断地有人越来越猛烈地攻击毛泽东，但越是被攻击，越是有生命力，历久弥坚！但这个情况很特殊。在实际生活中，崇拜毛泽东的人不一定都是左派，很多大右派在内心也很推崇他。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就像有人唱红歌，只是喜欢红歌的风格和境界，完全不同于当今流行音乐的你死我活、靡靡伤情罢了。　　

在这个非红、贬红的年代里，我们如何让红色的思想重新传遍人心？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重庆问题，从这里入手试试看。　　

“唱红打黑”是重庆的旗帜，而且深得民心。但是为什么旗杆下没有随行者？有人说很简单：大多数地方官员，和黑社会串通一气，所以不愿打呗！从实际情况看，就算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千丝万缕，但要知道，即便是省委书记、省长，在一个地方任期超过两届的并不多，他在A省和黑社会相关，初到B省和当地的黑社会就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了。我们也不要认为那些总督们完全没有为民除害的愿望，谁不愿一方平安？当重庆轰轰烈烈时，为什么他们不跟进？当然，其中原因很复杂，也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在“唱红”这两个字上面，因为红字被误解、妖魔化了，并带有浓重的政治偏向性。有人不喜欢提打黑，就可能是由于不想在政治上涂抹成红色。而那些本来就和地方黑势力沆瀣一气的地方官，正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是改革开放的新一代领导者，我们不学重庆的“左倾”做法。最后被他们演变成打黑就是“左倾”的结论。让所有人望而却步。造成他们对重庆连一个公道的评价都没有。最多说句：打黑是好的，唱红不予认同。真可谓万马齐喑，甚为可哀矣！　　

我常常想，如果重庆提的口号是“打黑为民，保一方平安”，那又当如何？口号很平易，好像没有力量，其实正好相反。力量是来自于雷霆万钧的行动，也就是说：口号的力量来自于行动的力量，不是来自口号本身。这个口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而且这种力量是重庆人打出来的，其英雄本色，就没有人可以非议。贺卫方们也就难以找到借口了。　　

那么需要唱红吗？我的回答是需要！唱响红歌原本也不是重庆人的首创，但重庆人把它和打黑做了天才的结合。别人可以搞唱红，重庆人也可以搞嘛，别人小搞，我可以大搞嘛。但没有必要把唱红和打黑这样连在一起，打黑是打黑，唱红是唱红，你认为不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在重庆他们就不会交融在一起吗？会的！一定会的！我们要相信红歌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力量。直到今天，我们传唱了几十年的《国歌》，还在让有些人震颤，《国际歌》，还在让有些人胆寒，《团结就是力量》，也在让有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老子有句名言“执之者，失之，为之者，败之”，那么我们为什么天天要执着于这个“红”的名声呢？尽管我不主张政治阴谋主义，但政治阴谋有何曾停止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抛掉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坛坛罐罐，放下心来，丢下“名”念，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肩作战，打造出一个真正红彤彤而又繁荣富强的中国？　　

不要做忤逆“民心”的中流砥柱　　

我们胸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什么大多数人并不理解我们？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为什么大多数贫穷的人了反而对利益集团有着模糊的认同和膜拜？吏治腐败，汉奸横行，举国水火，为什么人民对自己受宰割的现状有着深深宿命？　　

我们所处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在心底里到底在想什么？天下民心究竟在哪里？　　

民心依潮流而生，而时代潮流的产生是复杂的，有些是人为引导，有些是居于实践中逐步形成。潮流不总是顺应历史和正义，人为导向的潮流，很可能逆历史而动。所以，有些潮流是邪恶的，有些潮流是正义的。　　

笔者再次强调这样一个现存的重要事实：经过30余年的邪恶的洗脑，和本身不容忌讳的瑕疵。“左派”和“文革”都已经臭名昭著，毛泽东也被妖魔化得面目全非，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让情绪与观念左右对形势的正确研判。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坎，极左思想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坎者，陷也，被认为象征着水，水无常形，洪水亦可能酿成天灾。　　

在人民没有觉醒以前，不能逆人民的潮流而动。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忤潮流而行，终究一定会粉身碎骨，正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不逆潮流而动，在潮流错误流向时，总是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智慧，等待退潮，然后促之形成新的潮流，形成代表着先进的正义的潮流。　　

而我们常常的做法是：从不看潮流流向，只看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真理，忤逆我的真理，我就要顶着风浪上。气势之豪迈，令人钦佩。这些人从来不去真正研究天下民心、天下潮流，但却以代表人民的利益自居，以捍卫人民的利益自诩。但是，我想问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凭空想象的吗？天下民心是我们坐在书斋里信马由缰地测度出来的吗？理论上的想当然太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太少，是当前左派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而我们设想的民心，往往和实际相反。我们认为左派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常常认为只代表了不合时宜的政治派系，那么我们怎么办？逆之而动，逆流而上，砥柱中流？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做，并自我感觉良好，实际效果却相反，人民不理解，人民不相信，我们自个儿在哪里自弹自唱，自我沉迷，这其实是一种堕落，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所以不要想做什么中流砥柱，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看，也是一个十分错误的做法。兵法上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伟大的军事家从来不做什么中流砥柱，而是顺势而为。　　

所以我们应该淡化自身政治派别的色彩，应该倾心为民，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这样才可能顺应潮流，获取民心，进而左右潮流的走向。和人民一起，形成正义的潮流，从而创造历史！　　

要有长程的战略策划　　

做事要讲究战略和战术，要有自己一套完整独特的打法。这年头不该谈战略的，天天在瞎谈战略问题，该谈战略的天天不知道如何做战略规划。当然，战略问题也不是说军国大事才有战略，大事小事是相对的，做任何一件事，乃至一件小事，只要涉及关照这件事全局性的问题，其实都是战略问题。没有战略规划，就会在实践中疲于应付，别人指到哪里就打哪里，别人略施诱惑，就心情激动，要上了人家，人家又不是妓女。今天打茅于轼，明天攻击南方报业集团，后天讨伐贺卫方。整天疲于奔命，在战略态势上始终处于下风。所以我们一定要要放下散乱的心态，让别人去跳墙，自己埋头按自己的战略计划一步步往前走。高明的剑客不是一触就跳，而是凝神静气，气势逼人。就算你造化大，今天弄翻了一个茅于轼，你就能保证不会有千万个茅于轼正在茁壮成长起来？我看已经有一大批小茅于轼正在“小荷叶正露尖尖角”，我们这样能整得干净吗？　　

对于关键的战略节点，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要取得胜利，必须对双方力量的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要注意，当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时，要尽量避免把原本并不关键的节点，人为变成关键节点，并错误地在这个节点上做战略决战，最后造成极大地战略被动。这是很危险的。　　

对目前风起云涌的讨伐茅于轼，就有人为制造关键点，并予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略决战的架势。大家都很高兴，感觉自己力量很强大，但我却很是担忧。笔者不主张对茅于轼进行所谓公开的起诉，这样做有两个结果：其一起诉成功，茅于轼被打倒，或者进了牢笼。哪又能怎么样？我可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乐观或者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就算是茅于轼被搬到了，那些右派，一定会把茅于轼作为弃子，并借助于茅于轼的某些言论（茅于轼这个人言论太随便，谁都可以捡到他一两句过分的言论），作为自己的盾牌，让自己华丽地转身。人家还是损失很小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起诉失败，那么对左派的损失就远远不是贺卫方重创重庆的损失了，其损失要大得多了。代价太大了，和胜利的成果完全不相称。换言之人家输得起，我们输不起，这是个什么斗争策略嘛！更何况我们远没有必胜的把握，茅于轼言论之反动是为右派之最，辫子之多也是其他右派精英所没有的，这样的人你都憾不动他，那么其他人会怎么想？有人说就算憾不动他，也要让其他右派分子收敛一点，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我对这种阿Q式的天真烂漫的精神胜利法深以为恶。成者王侯败者寇，从来都是历史的逻辑，人家一定会认为左派就着这样瞎胡闹腾，文革时就是这样，他们继承了文革传统，是文革余孽，那么不是更糟糕吗？　　

有人说你错了，茅于轼是右派的代表，搬到他就会对右派形成威慑，这叫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意义重大。问题是你取得了吗？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种鼓噪所动？茅于轼能不能算右派中的上将，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取了一个上将首级，并不能左右战争的最后结局！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地按自己的战略步骤一步一步朝前走。五次反围剿时，洵口战役以极大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的一个师，一时间大家欢欣鼓舞，毛泽东大为光火，他认为这不是在战略关键节点上的胜利，实属偶然，并且代价太大。那么我们在对茅于轼的动作上，有一系列的战略安排吗？如果失败又有几种切实可行的预案？　　

我对这场讨伐，极为担忧。不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战场。我们想想互联网的主流是谁在控制？我很担心，最后的结果和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一样：是在错误的战场，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们不能再东一榔头西一棒跟着右派转，我们不但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还要有切实可行的长程战略策划。要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汉奸买办势力、反人民的利益集团势力，并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持久之力。需要有任他东西南北风不为所动的坚定，只顾按照既定的战略步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否则，“向天再借五百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一切行动看社会效果　　

改造社会不是喊口号，不是过瘾地发文章，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要真刀真枪地干，检查我们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是看社会效果。看多大程度地影响民众，让民众觉醒。而不是在网上发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更不是看是否符合毛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教条。　　

比如，反转基因问题，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要正确认识这种成效，我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乐观。而且这种成效的取得，也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不能形成所谓的典型的斗争经验。还带有一些些偶然性的因素，一方面有对方布局漏洞百出，另一方面福建、重庆、吉林的地方领导的作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即便是如此的成功，那么对民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们不是还常常看到超市里面老百姓提着标明了转基因的金龙鱼高高兴兴跑回家吗？也许在转基因问题上，　张宏良　先生、　顾秀林　先生等，都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载入千秋史册，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仅仅停留在这里，而没有唤起民众，最后导致转基因在中国泛滥，进而影响中华民族的生存，那么我想他们同样是悲哀的，也是痛苦的。　　

因此，我们要客观评估反转的社会效果，客观评估反转取得一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不要认为自己写了一篇反转的文章，就是天下功臣，人民的救星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社会效果，就将意味着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　　

那么，为何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努力，取得的效果却如此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方向和出路在哪里？　　

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我们的行动，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是在自己劣势的平台和别人强势的平台上角逐。网络主流媒体是外国人控制的，是人家的阵地，我们在这块陈地上和别人争高下，天生就劣势。转基因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影响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但却是非常有限的，在主流网络上，只要有反转的帖子，一定有拥护转基因的帖子跟随。从而形成力量的消长平衡，反转未必占了便宜。上乌有之乡的网民还是不多的。所以没有形成最为广泛的社会效果。　　

因此，我们不要幻想在网络平台上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对方正盼着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和他们角逐，他们甚至用较小的损失和让步，锁定我们只在这个平台上和他们角逐，他们担心我们寻求新的影响大众传播的平台。　　

我们也不要幻想用一朝一夕的功夫，就可以重新控制网络平台，他们不可能轻易放手。我们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寻找自己的平台。　　

那么我们强势的地方在哪里？在于我们倾心服务的民众！所以我们必须走到群众中去。不仅仅因为我们的阵地在这里，强势在这里，更重要的我们的终极目标也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天生的利益链是密切相连的，所以极容易和群众形成一体。如果群众被发动起来了，那么社会效果不就跟着起来了么？而且这招是绝杀，会让敌人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最后，还可以让网络成为谣言的集散地，让广大民众完全不相信网络，使得网络平台成为废物。最后，若能力所及，我们可以重整网络，让他恢复生机，为人民所用。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还要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严防左派贵族化　　

我们强调左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个人，是邻居大妈，是隔壁的老大爷，是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是工地上的苦力，是田间劳作的农民，是扛枪戍边的战士，是城郊蜗居的大学生，是广场上、公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　　

我们有一些经常性的错误，喜欢和精英人物坐论天下，不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喜欢在网络上纵横驰骋八万里，不愿去实际了解哪怕是一个平凡的老大爷；喜欢和小右争长论短打口水战，不愿去和买菜的大娘交流一下对转基因的看法。我们自认为是左派，确又摆脱不了高高在上的贵族架势，我们自认为是人民的代表，却又不屑去和普通的群众沟通。　　

从实际情况看，左派贵族化的倾向极为严重。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很多左派不屑于和群众沟通，天天想着军国大事，思想斗争。今天说这个领导咋样咋样，明天说那个学者咋样咋样，今天说这个政策如何如何，明天说那个决议如何如何，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真正地改变了什么？？？其实这些对群众毫无意义，对改变现状也毫无意义，只是自己过足了嘴巴瘾。有人说，我们只有和这些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作斗争，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们做的是大事，不是小事，是要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从局部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概而言之，做的是大事，没时间做小事。我不能说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就有好高骛远，贪大求全的毛病，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看法：与其在网上批斗茅于轼，还不如去劝一下邻居大妈，别买转基因的食用油。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会说：那谁去批斗茅于轼，任期胡作非为吗？我说茅于轼只不过是个耄耋之年的学者，他的思想该批，但不要过于纠结，浪费时间，就让他自吹自唱，自生自灭。最大的蔑视就是不予理睬！凡事都要讲究策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要乱弹琴。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平凡的小事构成。踏踏实实地做小事，就能成就大事。毛泽东如果象我们一样“忧国忧民”，天天想“大事”，就不会躲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就不会偏安于延安，进行敌后抗日，井冈山何其小，对当时乱象丛生的中国，微不足道；延安又是何其小，对战火连天的神州大地，又是何等微不足道！　　

我们太崇尚虚的东西，太轻视务实的东西。崇尚虚的东西，就会迅速贵族化，崇尚实的东西，才能真正做事，才能真正形成有力量的东西。　　

有人说，一般群众往往很难沟通，他们没有应有的政治敏锐，也没有足够的基础理论，甚至对政治没有兴趣，和他们很难说到一起等等一大箩筐。从这一箩筐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到左派堕落的原因了。什么叫政治敏感？什么叫理论基础？什么叫对政治没有兴趣？这是最明显的脱离群众的表现，也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读了几本马列毛，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开始觉得群众不行了，只有大政治家、大学者才可以与之平等对话了。这里面问题太多，暂不展开。我只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连和群众的沟通能力都没有，还奢谈什么左派？如果不能和群众建立有效的沟通，就不能向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也就不能服务于群众。那我们还是左派吗？干脆当右派得了，右派的群众很好沟通，他们大多衣冠楚楚，红颜相伴，举止儒雅，通情达理。很多人不是自认为对毛泽东很有研究吗，那我们就再重温一下毛主席的教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到群众中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常常显得幼稚可笑”，这是我们到群众中去要树立的基本观念。　　

要密切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首先需要真正了解群众，了解群众也就了解了天下民心，我们不能凭想当然去理解群众，不能凭主观愿望去理解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在谈到群众工作时曾经说过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其次，发动群众，形成实际的有生力量。对此，毛泽东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说“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我们常常感叹，群众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生力量。那是由于我们缺少正确的工作方法，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历史上看，除了朝代更替，农民起义，群众的力量始终处于潜伏状态。所以，那些一心为民的官员，常常被弹劾。很多人对文革情有独钟，如何理解文革？一言蔽之：让人民去创造历史！文革时把人民的力量推到了极致，让我们也包括我们的敌人，看清了群众中蕴含了可以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也不能讳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乱象，产生了一些失控。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历史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去评价，但是其中发动群众，让群众形成有生的力量的方法，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也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这是我们今天做好群众工作的宝贵思想财富。　　

再其次，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国情，从而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无论左派右派，很多人自认为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天下民心。但从他们的文稿、谈话中，我还真没看出来他到底对中国国情了解多少，他们大多数躲在书斋里，从理论到理论，为理论而理论，形成恶性循环。当今中国已形成一个怪圈，搞理论的不接触实际，实际中的普通人又不可能去做理论总结，两头都悬着，造成没有人真正理解中国国情，形成一系列的乱象。甚至包括国家政策，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没有系统，实际中一出现问题，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手忙脚乱，无所适从。右派脱离普通群众，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根本不服务于普通群众。左派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不懂真正的国情，不理解天下民心，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理解群众，才能摸到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就会在复杂的局面中，重新赢得民心，得民心者的天下。　　

向右派学习做群众工作　　

我们常常抱怨那些右派学者和企业家走得太近，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只为富人说话。其实这是一个彻底的错误认知，这才是右派的真正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些右派要服务的“群众”就是这些企业家，就是这些势力集团，这是右派们深入“群众”的表现，说明他们是从他们的“群众”出发去做学术研究，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时令人愤慨和非难，但却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当然也有些右派知识分子的研究，还是很有见地的。　　

一般人常常认为，他们和利益集团走得近，是一种想得到好处的心理，我们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他们必须同他的“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正确理解群众，服务群众，并形成为这些群众服务的理论。反观左派，他们成群地聚在一起，为理论而理论，对他所服务的群众，不愿去深入接触，高高在上，所以他们的东西也变成了高高在上的东西，老百姓弄不懂，右派嘲笑他们幼稚。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右派天天反毛，却把毛泽东学得神似，左派天天拥毛，却只捡了毛泽东的一些皮毛。　　

有人说企业家有钱，所以都喜欢去接触。其潜台词是：普通群众没钱，又不懂大道理，过于朴素。真是荒唐透顶。如果没有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理想，就不要奢谈什么左派，左派没有贵族。　　

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　　

在新时期下，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是左派面临的最大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改开30年来，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大多流于形式，甚至基本废弃。你看那些流行于现代官场上的套话、假话、大话，大概只有上帝才相信，我看还是留着他们去向上帝说吧。　　

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做群众工作了。有人说现在群众工作难做，要让群众相信我们，难，难于上青天！果真如此吗？就算再难，能难得过革命早期吗？当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有人说那是群众走投无路，只有投身革命。简直可笑之至。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有待历史学家去考证。据我所知，很多人并不是走投无路，毛泽东不也是富农出身吗？为什么也为了穷人出生入死，一往无前。无数革命先烈，其中有很多都不是因为过不下去而投身革命的。所以，根本原因不在这里。　　

说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有一次我在超市购买食用油（不是打酱油哈），左看右看，要找非转基因的压榨油，转了好半天。旁边一妇女，走到××品牌前，看了一下价钱，提起油就走。我就对她说：“大姐，你买油不看一下油的原料是不是转基因的。”“这是大牌子，没有问题”“大牌子也有转基因”“你说的那个转基因我也听说过，都是网上一些人吃饱饭没事干，瞎吵吵，我才不信呢，我只相信大品牌”说完提起油就走了。哪个品牌的推销小姐恶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灰溜溜地走了。　　

还有一次，因为特殊机缘，我到一位老农民家里做客，席间也谈到转基因问题，我就问：“你们现在的谷种是自己去年留下来的吗？”，他说“现在还有那个留种子哟，都是买的，买的种子又不贵，产量还高”，“如果买的种子是转基因的种子怎么办？”“管他呢，我都这么大年纪，无所谓”，我说：“成年人也许无所谓，但对小孩影响可能会很大”，他神情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正在玩耍的孙子，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嘟囔了一句“现在已经找不到原来的谷种了。”　　

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到那些在网络上因为反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沾沾自喜的人们，心里充满了沉重。如果左派不能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唤醒民众，那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要深入群众，唤醒民众，其实有很多方法，只要我们动脑筋，就一定能创造性地开发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里我只就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看法。　　

其一、要深入群众，必须充分了解群众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而是要和群众去面对面的交谈，面对面的交心，人家才会说真话。不要去相信所谓的统计调查，那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一张调查表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调查研究了。　　

其二、要深入群众，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当今社会是商业社会，商业气息很重，金钱崇拜已成为“普世价值”，我们对此要理解，更要积极面对，不要对这种现象破口大骂，也不要垂头丧气，更不要埋怨群众觉悟太低。客观的社会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存在就是合理的，不要想利用一个早晨就能把群众的觉悟提高，而是要针对这种特点，来探索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来潜移默化地提高群众的觉悟。你贸然要人家学习雷锋好榜样，人家会说你神经病。　　

其三、深入群众，不是作秀，要切实为群众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要有为群众服务的思想。也许我们不必像以前的解放军战士那样，为老大娘挑水喝，但一定要结合当代特点，做类似的工作。　　

其四、深入群众，要注意自己的语言，要学会群众语言，不要扭捏作态，自认为高人一筹，开口闭口马列毛，大话套话一大堆，谁信你呀？别把人吓跑啰。革命战争年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这就准确地抓住了当时农民的需求，并利用农民的语言，准确地表述这种需求。当他们投身到革命队伍以后，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了，开始想着为天下穷人打天下了，而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利益了，这就是从农民到革命者的飞跃，共产党人成功地帮助农民完成了这种飞跃，从而创造了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史，再次成功地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其五、深入群众，要针对社会现状，采用灵活多变，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比如，关于转基因，我们能否搞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在城市的广场、大型超市附近，组织一些学生物的大学生，搞个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公益性的咨询活动，我们充分肯定转基因技术，客观真实地告诉群众转基因潜在的风险，这样效果是不是更好？一旦这种真实性，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其传播可能比网络上快得多，也有效得多。　　

其五、深入群众，唤醒民众，需要有持久战的准备。有人会说，持久战，不必了吧，我们只要在政治层面解决问题，很快就会有成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好有气魄，很有豪迈精神！其实是在做梦。重庆已经唱红了半边天了，薄熙来也是左派最有作为的官员之一。通过他几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国其他地方有的问题，重庆大多都存在，有些只是程度弱一些。历史具有惯性，民心也是有惯性的，不是你说掉头就掉头，所以不要寄希望某些政治家能突然改变历史的方向，天下没有这样的神人。他们也需要积蓄力量，才能改变历史的航向，也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创造历史。这一点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笔者所谈的这些关于群众工作的方方面面，和我们以前采用的方法都大相径庭。有人会问，这样做群众工作有效吗？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我想，这是一个实践后才能回答的问题，那就留给实践吧。　　

但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要做这些工作，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不解决这个问题，所说的一切都是空谈，毫无意义。的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者也要饭吃。　　

培养红色企业家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认真考察过当今的商业生态和企业生态，思考过打造红色企业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虑过培养红色企业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笔者常常看到　张宏良　先生在极其简陋的场所做演讲，有时连音响效果都达不到基本的要求。“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一种志趣，不应该是现实常态。　　

有人说，当今的国有企业不能称之为红色企业吗？风牛马不相及！他们宁愿花上千万购买一个吊灯，却不会拔一毛而利天下民众，宁愿花过亿元的钱去捐助他邦，却不会默不留名地捐一所希望小学。他们甚至不能称之为企业，他们只是依附在官僚机构上的图利者。把他们改造成真正属于人民的红色企业，是未来的目标，不是现在。　　

和左派谈钱，我有些压力，但必须要谈。右派为什么能大量从事一些研究？不是国家给的钱，而是有国外基金会在支持。左派为什么无法做一些活动，因为没有资金支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当今社会是商业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要主导这个社会的发展，需不需要进行经济割据？我看需要，而且要花大力气进行红色经济割据。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种割据，那么是谁在割据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民企吗？不是，他们大多迟早是别人枪下的猎物，中国民企的生存环境并不好。解放军大校　戴旭　先生告诉我们：“现在中国28个产业，外资控制了21个，其中大部分是美国”。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经济空前的危机吗？难道说这不是国外势力集团对中国经济的粗暴割据吗？如果外资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你还能有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曾经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当代，我认为：“经济控制政权”。　　

面对如此危机，难道左派就只能发发牢骚，坐等旁观吗？我们要清楚，这种情况是右派乐于看到的，也是他们一手促成的，如果左派还无动于衷，局面将不可收拾！　　

何谓救民于水火？就是要树雄心立壮志，把那21个外资控制的产业夺回来，让他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可能吗？不做就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外资在中国，有他一些短板和致命要害，只要条件成熟，就可以让他们滚回老家去。　　

当然，这也是未来的目标，当下是不可能的。当下急需要做的是一定要开始做这一步的工作：缔造红色企业。　　

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法律没有限制那些企业可以生存。在当代中国，企业要生存，有三个要素：充足的资源、科学的管理、足够的资金。其中资源最为关键。　　

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在这里不方便全面展开。但我可以肯定，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把资源进行充分的整合，完全可以先在某一个行业的某一个局部市场打开局面，进而逐步扩大，有朝一日，就可以和外资企业一争高下了。　　

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细节，包括资源整合方式、企业股权设计、管理方式、分配方式、人员构成等等，需要进一步研究。　　

有人说，就算这样的企业能搞成功，会不会重蹈原来国有企业的覆辙？我想，我们要建立的应该是适合当代实际情况的新型企业，和原来的国企有很大区别，尤其不会有管理上官商一体化，把企业变成官僚机构及其附属等的致命弱点。另外，我还要郑重地纠正一个观念。以前有人把国有企业的问题，统统归结为所有权的缺位（或称产权不清晰，直到今天，我依然没弄明白国企如何叫做产权不清晰），这是影响中国经济跨世纪的最大谎言。世界上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都是所有权缺位的，都是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归属和经营者关系的问题上完全一致。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实实在在的事实熟视无睹？因为，这是他们为变卖国有资产，搞垮国有企业而量身定做的理论。瞧瞧，右派学者厉害吧！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立志打造基业常青的红色企业。有人说，现在的国企不是一直在摸索吗？我不这么看，他们大多在摸索如何把官做大，如何把钱捞多，至于企业管理，弄本MBA的书抄一下就罢了，或者干脆交给国外的咨询公司去瞎弄，还标榜为现代管理。可笑之至。　　

另外，如果全国有很多红色企业，解决类似转基因这样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因此，这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方面。　　

左派的组织和领导问题　　

左派的组织构成原则是：走政学商群相结合的道路。“政”是指左派政治家，“学”是指左派学者，“商”是指红色企业家，“群”是指群众。这四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环，都会失败。尤其是群众这一环，既是左派的最终服务对象，也是左派阵营最核心的力量。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个问题不好谈，大家充分想象吧。我想这应该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　　

正确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宋代有个叫张横渠的文人，他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极为深远，但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没立成心，也没立成命，把往圣绝学越解释越迷糊，万世太平更与之无关。他们大多满腹经纶，皓首穷经，最后贫困潦倒，终老泉林，甚为可叹！　　

究其原因，几千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一个传染病：轻实践，重理论，贱民意，重经典。将事物的本末，完全倒置。因而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只能是皓首穷经，一无所成。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列宁说这句话准确的条件、环境及目的，也不能确定这个理论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还是对俄国革命进行总结中形成的理论。但这句话有人拿来当圣旨。好象革命实践非要有十全十美的理论指导，理论上没有的东西就用相近的理论去框定，并让实践去适应理论。刻舟求剑也不过如此！　　

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任何理论都只能局部、有限、有条件地反映客观规律，实际情况，变化无穷，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无限度地兼顾世间一切。就算你满腹经纶，古今贯通，依然不能穷其万一。理论永远不能穷尽实际，也永远没有包罗万象，永远正确的理论。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太多理论有极大的危害性。这一点很多人不认同，但却是事实。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就不如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张口闭口都是马列主义，满嘴都是理论词汇，却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完全搞不懂。还有那个德国人李德，初到苏区时满嘴战略战术，风光一时，很多红军将领都成了他的粉丝，却差点把中国工农红军给灭了。再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帅，有几个是军事理论大师？林彪是吗？粟裕是吗？都不是，林彪毕业于黄埔四期，但黄埔军校最多是个军事短训班，学制才六个月，因为其涌现了大批的将帅，才得以蜚声海内外。粟裕则没上过军校，因为其天才的军事能力，从士兵走向名将。　　

清谈误国，由来已久。刘邦曾经气愤地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秦始皇一怒之下“焚书坑儒”，其实都是读书人自作孽。　　

当代有一个著名的国学大师曾经说：“一般来说知识越多，真智慧反而被知识蒙蔽，就是佛学讲的所知障，知道得越多，越不能入道”。那么，是不是不要学习？非也！我强调的是适度学习。并且主要是从实践中去学习。这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从无字句逗处读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满嘴禅语入不了禅，满嘴佛话成不了佛。　　

就目前左派的问题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争论谁对谁非，也不是天天和右派打口水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中去。到实践中去领会马列毛，到实践中去发展马列毛，到实践中去总结适应新时代的革命理论。最重要的是，到实践中去改造社会。“要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成长！”　　

毛泽东曾经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生产实践中来”，不是从书本中来，如果我们不投身实践，天天从这本书看到那本书，从这个观点驳倒那一个观点，我们将永远不会进步，永远不会成长。即便是理论本身，也永远得不到发展。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本文的主旨，就是探讨如何去实践，如何去改造社会。　　

我们不要被现实的复杂情况所吓到，也不要因为无从着手而畏缩不前。就算不能立刻去改变点什么，那就从调查研究入手。不要小看调查研究。毛泽东曾经说：我是靠搞调查研究吃饭的。我们就像毛主席那样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实际的情况，研究现实状态，再加工、分析、整理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策略和方法。而不是整天迷醉于毛泽东的一些理论。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前进，毛泽东也不是万能的神。更不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弄清了毛泽东思想，其实可能只是捡了毛泽东的一些牙秽，到处显摆，处处碰壁以后，大骂世界不公平，人民愚蠢，不分好歹，这样做毫无意义。也完全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　　

问鼎民心成大业　　

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摒弃一些过时的，或者人民群众不喜欢、不理解的概念和“名”号，以最通俗、最诚恳、甚至最时髦的语言告诉人民：我们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我们当前共同的敌人是控制我们的市场，盘剥我们百姓的国外敌对势力，以及一切依附在这个势力上的汉奸买办集团。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了解天下民心，理解中国国情，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我们积极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决克服贵族化的倾向，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的需要，当成我们行动的动力。　　

我们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我们有系统的战略规划，我们会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　　

我们立志夺回国家经济控制权，通过建立新型的企业，把被外国人控制的21个产业夺回来，让它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我们将构建完整的政学商群的组织体系，形成有生的力量，有效导正国家的方向，让它重新回归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们将在实际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并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并符合人民实际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　　

我们相信，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去整合天下民心，去完成国富民强的伟大事业，去让人民创造历史。　　

为此，我们风雨不惧，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