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思考

回顾与思考　　

一、看问题的方法　　

公元1966年至公元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像是美国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变出的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二十多年来，中外学者关于文革的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最有权威的莫过于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做的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美国作家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毛的文革是一种灭绝人性的讨伐运动。”同时他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毛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缺点的理智分析而步入文化大革命的。”基于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毛觉得有必要“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一场战争，．．．．．．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将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他又说：“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英国作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则把文革的起源归结于中共领导层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导致的分裂，“正象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与上述观点一样，他也认为：“文化革命真正是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悲剧。”（《文化大革命起源》）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革命的青年来说，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听来的不可思议童话。对于经历过那场革命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有一个由积极投入到逐渐疲沓的过程。而在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心里，文革始终是一个驱赶不掉的噩梦和抹之不去的幽灵。一般来说，被个人情绪左右或者说从个人利益出发，看问题极易导致偏见，很难做到客观公正，这好比一个人戴了有色眼镜，先就给所观察的事物染上颜色一样。如果是这样，即使对象黑白分明，是非清晰也难以做出正确评价，更不用说延续十年，触及过亿万人切身利益甚至思想灵魂的伟大运动（或如某些人所说的“动乱”、“灾难”、“悲剧”等等）。另外，导致这些人难以客观认识文革的原因，还因为这场运动离我们太近，特别是离那些急于评价它的人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革就像一颗刚刚逝去的慧星，它那耀眼的光芒炫惑了人们的眼睛，距离越近反而越难以看清它的真实面目。中国，不，也许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不同。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自秦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受着不同程度的束缚、禁锢、甚至杀戮，从来也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同思想的被扼杀无疑是不能全面正确评价文革的更深层原因。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之中，所有一切事物无不在有规律地运动，大到天体宇宙，小到基本粒子。当人类从动物界进化出来，自以为是万物之灵而傲视蛮荒八极时，组成人体的原子却仍在要紧不慢地旋转，依照一定的规律演化，并最终影响到人类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任你豪情万丈，任你学富五车，任你显赫一时，任你位极人臣，“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繁衍不息这些固有的或者不如说自然的法则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人们生活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之中，受到规律的支配，无人能跳出规律的手掌心。尽管有人自以为能左右规律，甚至创造规律，最终仍不得不承认还是规律的奴隶。从这个角度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之所以发生，之所以存在，自然有它发生、存在的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如果说人类是聪明的话，那么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人类很早就懂得了辩证法，学会了科学地观察事物的方法。中国古代智者曾在这方面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周易》这部三千多年前的著作里，到处闪烁着耀眼的辩证辉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吉凶、祸福、大小、出入、往来、进退、上下、得丧、生死、外内、泰否、益损等等。此消彼长，由此及彼，许多卦象都隐含着物极必反，互相转化的道理。2500年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窥见到辩证法的奥妙。他说，人不能将两只脚同时踏进一条河里。他说，火产生万物，万物又变成火，一切都处在这种无休止的转化之中。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又无不处在相互联系之中。它们因种种原因产生又因种种原因而消失准确地说是转化成别的事物。“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运用动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研究问题，才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住事物真实的脉搏。马克思主义从开创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变化，无不每日每时以铁的事实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前瞻性。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不是他们剖析人类社会得出的科学结论而是导出这些结论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中国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现成的鱼吃当然好，但如果掌握了钓鱼的方法，从此不愁鱼吃岂不更好？我们一旦掌握了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就能够在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找到规律，发现真理。不仅会用这种方法去观察、分析、预测过去、现在、未来许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物，也会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套用一句歌德《滔士德》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什么意思？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写道：“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辨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歌德《浮士德》”这里所说的“常青”就是指人类社会永无止息的发展和进步。　　

相对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与不正确的或不太正确的认识方法的比较斗争中诞育出来的，它本身也是相对的。没有错误的认识方法，也就无所谓正确的认识方法，因此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正是在这种永动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得到提高。如果我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用科学的方法解剖文革这具遗体，真正破解它的基因密码，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就一定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革的发生决不是一个突发的或孤立的事件。但仅就一个与以往运动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特点的社会现象来说，为它划出一个大致的起点和终点，不仅使中国近代史上最奇特，最宏大，最深刻也最神秘的事件显得清晰和突出，同时，对一切有兴趣研究这一现象的人也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操作平台。　　

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1966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两次会议上分别通过了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终结于“四人帮”被粉碎的1976年十月，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笔者认为，为历史事件划代分期是必要的，但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始往往没有明确分水岭，而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演化而来。文革的发动至少应追溯到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的会面即有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是年七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又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所谓“政怠宦成”，见汉刘向《说苑·敬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意思是，一旦官做大了就会懈怠，病稍好一点，不注意反而加重病情。所谓“人亡政息”，语出《礼记·中庸》：“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说贤臣死后，他推行的善政即遭废弃。毛泽东赞成他的意见，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二人的对话只说如何保持政权的持久稳定，并未涉及政权之性质。从一般意义讲，这个周期率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适用，所以毛泽东同志很重视。随着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窠臼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利用手中强大的专政工具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巩固政权，而是巩固什么样的政权。是巩固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就将付诸东流，几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势必白流！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十分尖锐。为了解决关系政权性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不顾自己一派在党内处于少数的窘境，以力挽狂澜的大无畏精神，一面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发动的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一面以最大的耐心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这些斗争和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只能破釜沉舟，在古稀之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党内斗争诉诸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明显，文革不是那个领导人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权力斗争的产物，而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结果。看，问题真要梳理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正如一般把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起始，文革也可以1965年底姚文元对原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1966年二月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对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目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批判为起始。文革结束的时间则应推迟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彻底清除了文革残留物华国锋的影响，事实上确立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若从党内外斗争实际看，文革其实从未结束，随着毛泽东热的不断升温，文革，也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有白热化趋势。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发生全国性动乱不外乎有以下二种原因，或者是被统治者无法照原来的样子生活下去，或者是统治者无法照原来的样子统治下去。各民族在这方面可塑性的大小，由该民族进化程度决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耐力皆不相同。假如将世界各民族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耐力由低到高分为十等，中华民族一定当仁不让地雄居榜首。　　

文革却绝对是一个例外。文革暴发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中国看上去是那么祥和，那么稳定，那么欣欣向荣。这时的中国，赖以对社会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终于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经济形势明显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984亿元，较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466亿元，十六年里翻了二番。国民收入达1387亿元，较1962年增加了50％以上。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66），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倍，达1686亿元；钢产量增长2．4倍，达1532万吨；原煤增长了1．3倍达2亿5千万吨；发电量增长3．9倍，达825亿度；原油增长11．5倍，达1450万吨；农业总产值增长24％，达641亿元；粮食产量增长11％达4280亿斤；棉花增长61．7％达4674万担；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高等学校毕业生为前七年的4．9倍。不仅如此，我们还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核武器等尖端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数字是枯燥的，引用太多常常会使文章看上去乏味甚至感觉面目可憎。从另一个角度说，运用较为准确可信的数字进行比较，又是唯一能使社会纷繁表象在人头脑中形成感性认识的可靠途径。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是怎样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短短时间里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初步完整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理解几十年来几乎变成人们口头禅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　　

毛泽东顺应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曾被视为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一座名副其实的新时代世外桃园。在这里，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贿赂公行、买官卖官、见死不救、良心泯灭、人情淡薄、道德沦丧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几乎绝迹。而集体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助人为乐思想，舍己救人思想，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共产主义思想经过党长时期宣传教育逐渐深入人心，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正像他在自己热情洋溢的诗词中所歌颂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大贤大德的尧舜，他为这种变化激动不已。更令他欣慰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场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劳动人民充满祥和气氛和丰收喜悦的美好日子，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他们所追求的和要用生命捍卫的不正是这样的理想社会吗？不能说那个时期没有社会丑恶现象，但频繁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促使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在行使手中权力时不得不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谨慎小心既表现在政治上尽量与党对干部的要求保持一致，工作中尽量走群众路线，作风上尽量克服官僚主义，还表现在生活上尽量保持正派廉洁。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任何一个领袖哪怕取得上述成就的十分之一也应该满足了。这些成就使毛泽东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毛泽东应该满足了。1966年他已经年逾古稀，他完全可以沉浸在人民的欢呼和颂扬的海洋中，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再用十年时间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到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不仅自己将成为像列宁那样无可争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而且能够保全自己在革命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亲人，使他们不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在国家各方面都呈现出繁荣昌盛气象之时，在理应退休安享余生的古稀之年，突然义无反顾地向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宣战，向自己呕心沥血建立的社会秩序宣战。他是那样坚决，像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毅然走上井冈山；他是那样从容，像当年在长征途中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他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谁人相信这些豪言壮语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谁人相信一位功成名就的伟人竟还有“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志”？正像一部电视剧中唱的，谁人不相信有着这般钢铁意志的老人不会再活五百年？　　

毛泽东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要在暮年发动一场旷日持久，吃力不讨好，甚至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运动呢？在这场运动中，他将把千千万万过去的革命战友，千千万万惹不起的知识分子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不管这场运动最终结局如何，他都注定在这些社会精英心目中黯然失色，并在由这些人书写的历史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或许文革果真是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果真是个人意识昏愦制造的闹剧？果真是“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更没有群众基础”的荒唐事件？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解释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深刻与缜密？怎么能解释毛泽东自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对执政党前途的忧虑和警示？怎么能解释几亿群众在文革初期爆发出来的狂热情绪？怎么能解释群众对党内官僚主义，腐败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极大愤概？怎么能解释群众对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力的珍惜？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记得，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这句名言用在文革初期是多么恰如其分。　　

正如文革轰轰烈烈的发动一样，文革的结束也是轰轰烈烈的。那情景如同一股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来无影，去无踪，又像是一次天外之物的降临，神不知，鬼不觉。这样看来，它确实像是一次偶然事件，因为它像所有的偶然事件一样，决不会在同一个环境中重复出现。而且，不幸的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不少偶然事件。如一匹鹰抓起一只乌龟飞到天上，将乌龟摔向下面的岩石，却正好砸在一个秃子头上。这自然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但老鹰将乌龟砸向下面的岩石是为了砸破它的壳吃里面的肉，而秃子的头又和岩石相似，正因为有了这些必然的因素，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老鹰决不会将乌龟扔到海里，因为那样它就失去一顿美餐，违背了它的初衷。偶然寓于必然，世上的事无不如此。笔者以为，文革的发生比起老鹰乌龟的事件无疑有着更多的必然因素。　　

导致文革发生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决心捍卫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纯洁性。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第提问时说：“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政党领袖，为了将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比较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谁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之后，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途径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论人民民主专政》）。什么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呢？简单地说，这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国家政权形式。它有一个庄严的名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被《哥达纲领》忘记，被考茨基轻蔑地称之为“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儿”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严格地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达到相当程度，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也发展到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阶段，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力量的强大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以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财富造福全体社会成员的，有预见的计划经济模式代替无序竞争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极大浪费的市场经济模式。　　

马克思说：“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断言，这样的新型国家应该首先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得到实现取，但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得到实现，而应该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得到实现。　　

如果共产党人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圣经，当作不可违背的教条，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具备马克思预见中的暴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条件：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还发展得很不充分，而1949年的中国甚至还是一个束缚在封建桎梏之中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急于在地球上培育新型社会植株的共产党人却不耐烦循序渐近，按部就班地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那一天，列宁首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锁链最薄弱的环节暴发并取得胜利的理论。毛泽东是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者。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将马列主义运用于社会革命实践结出的二颗硕果。　　

不幸的是，马克思这一建立在社会经济框架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方程式既然被突破，那么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加以补偿，这种补偿有二种方式，一是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击败，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从头再来，重新组织，重新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流血牺牲。二是在每时每刻，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威胁下，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围困中被动地，艰难地度过漫长的过渡时期，其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拉锯式的斗争，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敌对势力，让革命成果付诸东流。毛泽东坚决拒绝上述二种补偿方式，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挑战对手，战胜对手，希望中国人民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又是一位真正的劳动人民的王，无产阶级的王。对无产阶级的敌人，他有专制的一面；对广大劳动人民，他实行的民主是最彻底的。他永远站在人民的前头，替人民遮挡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华民族从先祖那里继承的基因使他们永远将自己的肉体甚至灵魂托庇于一个贤明的圣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圣主，退而求其次，有一个能让他们过上清贫但不失宁静生活的中主也行。他们能够接受一个专制而不失清廉的政权，但决不能接受一个腐败而相对自由的政权。这就无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有一万种理由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以泄心头之愤，但仍不得不以三七开来评价他的功过，同时承认他发动文革的初衷还是好的。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什么呢？首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第一条的意思是说人类划分为阶级并非天经地义，从来就有，不像孔夫子所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是儒家宣传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原始社会里不存在阶级，那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产品极为匮乏，如果有人打算占有别人的劳动，那他只好连维持被剥削者生存的产品也拿走，就是说连同被剥削者的生存权也一并拿走。没有了被剥削对象，剥削者本身也就不成其为剥削者。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不存在阶级。那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当“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什么是“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呢？就是“在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消失以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以后，当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时候，从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的程度的时候，”社会财富就会充分涌流起来。那时候，没有阶级，没有尊卑，没有占有带来的快感，没有财富造成的优势，每个个人都能从社会领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超出的部分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和物质极度丰富的时期都会对私有制说“不！”在前者是不可能，在后者是不需要。　　

第二条的意思是说阶级斗争的最高或最后形式是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在政治上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一般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最后一次决战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并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国家形式将革命进行到底。　　

人类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曾经导致奴隶的起义，奴隶的不断反抗最终使得斗争的双方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封建领主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这样两个新兴阶级，奴隶社会也进而变成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封建领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发农民一次又一次起义，斗争的结果是旧阶级的灭亡和新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下去又会怎样呢？果真像资产阶级理论家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是万世永存的社会制度吗？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存在着私有制下不可避免的各种缺陷、弊病、甚至罪恶。同奴隶制和封建制比起来，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假惺惺地写着“人人生而平等”，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貌似公允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规范着人们的所有社会行为，“多劳多得”，劳动在这里实际上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标上不同的价码，在市场上进行“等量交换”，而劳动本身也被混淆了道德和不道德的界线，所谓“自由竞争”实质上是非道德行为的竞争，社会财富的主体永远集中在非道德行为的实践者――资产阶级手里。国家则以法律形式承认这些由投机、诈骗、对劳动者残酷剥削聚集起来，进而变为剥削雇佣劳动资本的财富的合法性，宣布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在宣布富人财富“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穷人被剥削、被奴役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它会振振有词地对穷人说：我给你竞争的权力，给你成为上等人的机会，至于能否成功，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你看，许多富人不也是从一文不名起家的吗？不错，这是事实。但是最终挤入富人阶级中的穷人不过是汪洋大海中极小的一滴，而且是最坏的一滴。整个社会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资本剥削劳动的现状不可能改变。最为可耻的是，你被人剥削了，欺诈了，掠夺了却被认为是你自己的错，是你自己没本事，因为你是“弱势群体”！我们还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民主，道德，良心这些圣洁的东西无一不变成了可以用货币来量化的商品，并在一次次腌脏的交易中变得最不自由，最不民主，最不道德，最没良心。因此，资产阶级许诺给全体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少数富人的特权，对于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则是水中月，镜中花，是美好的童话，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认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非但不是完美的，永恒的，相反，它是不合理的，罪恶的，是不能为理性的人们容忍的，无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要求铲除它。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绝不是要用一个新的私有制社会代替它，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要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彻底消灭私有制，具体地说就是要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往发生的所有革命一样，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它必然遭到统治阶级具体说就是资产阶级的拼死抵抗。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是这样，夺取政权之后仍然是这样。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然就不能建立起新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种暴力的具体体现即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　　

第三条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才能逐渐清除被推翻的旧社会留给新社会的各种痕迹，才能对被迫继承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并代之以共产主义原则，才能最终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形势的估计以及采取何种政策和策略，是所有自称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家分歧最大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而这个专政又贯穿于整个过渡时期之中，那么，整个过渡时期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没有经享受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快乐，虽然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处不在地揭露、批判这个虚伪、罪恶的所谓现代社会，同时用最大的热情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但他毕竟没有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不可能预见到新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演化的具体细节。这理所当然成为他的继承者们的光荣任务。　　

如果不算巴黎公社，列宁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者，他的理论应该具有权威性。列宁是怎么说的呢？　　

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为什么说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会导致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呢？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词。文革以后，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将这个词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但“法权”与“权利”在内涵上是不一样的。权利是法律承认的承受者应当享受和应当得到的权力和利益，会随着承受者的消失而消失。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权利在事实上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权利就是合法地剥削雇佣劳动，并合法地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的权利就是俯首贴耳忍受资本的剥削，并不许有任何形式的反抗。无产阶级不会企图拥有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更不屑享有无产阶级权利。而法权就不一样，法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更多的是以一种社会规范的面目出现，以一种貌似公允的面目出现，并作为一种社会习惯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不仅扎根于资产阶级头脑中，扎根于小资产阶级头脑中，甚至还扎根于无产阶级头脑中。它是这样一种范畴，从根本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以公允的面孔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它又超脱于阶级之上，被无产阶级拿来当作社会主义原则使用，一直用到到人类的两只脚全部迈进共产主义为止。问题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又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怎么办呢？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当党内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意欲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加以限制的时候，毛泽东自然而然地要拍案而起，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特别是在所有制方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必然导致私有制死灰复燃，导致资本主义卷土重来。这是原则问题，毛泽东一生从未拿原则做过交易。　　

建国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以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首先是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共和国。有人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贫穷、落后，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等等），至少不能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幻想执政的共产党伴随一个资本主义幽灵真能平安度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保持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变。他们天真地指望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足够高的程度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先进更具有优势，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寄希望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垂涎于国际资本的雄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以为只要付出足够代价包括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就能得到这些，靠着在国际市场上拾得一点残羹剩饭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迷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迷信自由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迷信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才是发掘人的内在潜力和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的看法刚刚相反。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少数发达国家剥削、掠夺、干涉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时代，中国革命胜利后如果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或在一定范围和程度长期保留资本主义某些东西，都不能摆脱被帝国主义剥削、掠夺、干涉甚至控制的命运。不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就不可能统一规划，统一调配，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国民经济最紧迫的部门，人民也不可能改变一盘散沙状况，只会在无序竞争中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个彻底的革命派必须以在中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己任，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完善和巩固这种社会制度。　　

其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真理在谁手里呢？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的分析都是对的。他所坚持的，正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不幸的是，他面前的阻力太大，他面对的习惯势力太大，他决心改造的那个国家顽固得令他难以雕凿。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所说的“黑暗面”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特殊癖好，有着特殊感情，不惜放弃马列主义原则走回头路的人和他们干的那些事；就是那些对国际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不惜牺牲社会主义原则，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换取国际资本主义的青睐，求得虚假繁荣的人。毛泽东坚信找到了这种形式，找到了捍卫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法宝，这就是把执政党完全置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使其在千百万双眼睛的注视下纤毫毕现，所有的“黑暗面”无处藏身。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即群众一不能处于散漫状态，二应具有相当的觉悟。毛泽东恰恰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二点：在中国，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党，二没有具备相当政治觉悟的劳动群众。文革的失败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几乎是无可指责的。虽然他在肃反和反右斗争中伤害过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右倾斗争中伤害过一些党内干部，但他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却不容置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际上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上中国，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之中。随后，中国相继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压反革命斗争的胜利。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开始实践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把几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小生产（主要是农民）占绝大多数，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在最短时间内带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他要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英雄气概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十数年、数十年时间跑完资本主义国家跋涉数百年的路程，“超英赶美”，使社会主义中国走在世界前列。他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只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钢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在所有制方面，和平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说“和平”呢？因为这种改造实质上是对私有财产（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剥夺，是要将农民经过流血牺牲得到的胜利果实――土地，重新从他们手中拿走；是要将手工业者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一点赖以为生的家当和资产阶级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聚集起来的资本几乎是无条件地“共产”，他们一夜之间除了依靠工分和工资生活和拥有起码的一些生活用品以外变得一无所有。“上帝触犯了人类的利益也会遭到诅咒”，对有产者彻底的剥夺，被剥夺者不仅感情上不能接受，从传统的资产阶级法权规范说也是不能想象的。从“这是我的”变成“这是大家的”，数千年传统观念被打碎了，人们思想上的抵触情绪之大可以想象。像这类巨大、深刻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本应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血腥的搏斗，但是在中国却实现了和平过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种改造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执政党拥有强大的专政工具如军队、警察，更重要的还得到了广大无产者、半无产者的支持。这种专政实质上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没有像当年苏联那样引起暴乱，原因就在于此。到1973年止，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到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集体所有制工业占不到3％，个体手工业只占0．8％，100％的农户被组织在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里，全国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90％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中国建成了高纯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依托这种经济体制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工业中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国策，以及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但强调过了头，走了极端。正如常言说的：真理向前多跨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下，国家对人民生活欠账太多，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岁月，不会忘记那些连火柴都要计划的日子！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勒着裤带建设社会主义，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半是按人头配给的食物，一半是敞开供应的革命激情。但空洞的革命激情真的能永远代替食物填饱咕咕作响的肚皮吗？　　

毛泽东相信这一点。他说，军队干部要准备住草棚子，住草棚子就不能革命吗？红军长征时连草棚子也没得住不是照样革命？又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以一个彻底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七亿中国人民，却忘记了在这七亿人当中，有六亿人尚处在半文盲半愚昧状态之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甚至以为马克思姓马，苏维埃姓苏。另外一亿人中几千万工人，大半是解放后放下锄头走进工厂，他们既不可能形成从雇佣劳动中获得自觉接受先进思想的良好素质，更没有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而获得丰富经验，身上还沾满了小农习气。在解放后进行的历次运动中，他们对来自上面的精神实在似懂非懂，正因为似懂非懂，他们才会毫无顾忌地投入运动，并且象洪水一样将两岸的堤坝冲刷得千疮百孔。　　

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像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持不同意见者认为，中国的一穷二白正是中国建设者们最大的负担，一张白纸必须从一笔一画开始，不可能一个晚上就画出一幅惊世杰作。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超越阶段实现全部社会主义原则，甚至实现某些共产主义原则，无异于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学数论！三岁的孩子应该学习，数论本身也没错，但把这二者硬揉和在一起，则不能不说有些荒谬。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虽然也认识到超越社会实际经济状况一味强调一大二公，一味盲目冒进，甚至刮共产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作过一些让步，如强调人民公社还是要以生产队为主要经济核算单位，取消公共食堂，反对左倾冒进，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毛泽东建立“纯洁”社会主义的决心没有变，他相信在没有西方那样强大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对人的教育，依靠精神的力量，中国能够而且可以实现高纯度的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高纯度的社会道德观念，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反对所谓“极左”路线的党内人士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人要求根据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来确定党的方针政策。比如说农业合作化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在现阶段有没有实行的必要？中国的所有制模式是单打一好还是多种成份共存好？承不承认社会成员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承不承认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最主要的法宝？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尽快把中国从贫困中带出来重要还是防止资本主义在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复辟重要？是原则重要还是生存重要？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还是只准社会主义的猫抓老鼠？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表现在前者更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性质、对社会上层建筑决定性的影响，后者则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经济强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类人则从根本上怀疑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一缺憾至少带来下列问题：中国经济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得到迅速发展；中国无产阶级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变得足够强大，这种强大不仅表现在成员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成员的政治觉悟上。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一步步来，即先搞资本主义，条件成熟了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认定上述二种思潮都是错误的，是背叛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的。因此，他把同这些人的分歧看作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看作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由于持不同意见的人大多在党内，且大多处于领导地位，便顺理成章地被戴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成为文革中主要打击对象。　　

导致文革发生的原因之二，文革的发生是和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方式相关联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中国社会运行方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概括地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更加顽固不化，更加难以铲除。在这种野蛮制度的统治下，中国的黑暗、贫穷、落后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　　

1840年，当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者开始思考如何推翻这个新兴的金钱社会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时，中国还处在极其野蛮的夹杂着农奴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专制者用暴力胁迫劳动人民以自己的极端贫困为代价供养头上的统治者――皇室、贵族、官吏、军队，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象一潭积存千年的死水，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气。尤其在满清蛮族的统治下，社会进步思想受到空前禁锢，知识分子在屠刀下噤若寒蝉。加之政府对工商业的种种限制，以及与世隔绝的严酷的禁海令，使中国社会中孕育艰难的资本主义萌芽一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抑制和摧残，中国注定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更不用说提出本阶级的政治主张，问鼎国家政权。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种“缓慢”可能是一百年甚至一千年！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完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完美不仅表现在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十分健全和缜密，更由于数千年来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毒害。这种毒害使中国人民对痛苦的忍耐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对个人民主权利的要求则趋向于零。在中国封建社会，不仅统治者早已习惯了专制主义的治国方法，被统治的人民也已习惯在专制制度下生活。即使被压迫者经过造反上升为统治者，唯一的选择依然是被他推翻的那个阶级留下的制度。中国长期愚昧落后的根源就在这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流毒之深，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无孔不入的幽灵。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具有二重意义：它在侵略瓜分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同时，也把一个进步、精彩的外部世界展现在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眼前。中国最早觉悟的那一批人，不仅从帝国主义炮舰的阴影下看到了中国腐败孱弱不堪一击的现实，也从西方廉价商品和发达的生产力中看到它们在科学和民主两条轨道上迅跑的矫健身影。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亡国。强烈的忧患意识迫使那些自觉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担在肩上的“匹夫”们四处寻找救国强国的途径。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像一个呀呀学语的幼儿，睁着一双稚气的眼睛，看着“天朝”外面的新鲜事儿发呆。他们一会儿想学西方的君主立宪，搞什么“虚君共和”；一会儿想学西方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那里，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看到了一种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在中国实行这种诱人的社会制度，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1927年之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空前惨烈的阶级大搏斗，正是围绕着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还是建立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展开的。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史上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一争论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　　

如果说在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进程中，暴力革命是最常用的手段，那么在中国，这种手段则几乎是绝对的。在中国，虽然圣人早有“礼义廉耻”的教导，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小到民间争吵，大到改朝换代，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情形很少见，总免不了要诉诸武力。所以老话说“成则王侯败则寇”，想压倒对方，想推翻敌手，想称王称霸，都懂得武力的重要。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可谓一语中的。但问题不在于夺取政权本身，而在于夺取政权之后，战胜者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国家性质上讲，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政治体制上讲，是建立一个一党专制的假共和国呢？还是建立一个多党共处的真共和国呢？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制度被推翻后理所当然应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中国的封建制度也确实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推翻的。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世，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尽管这是一个被封建军阀窃取领导权的假共和国，是一个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下满目疮痍的徒有其名的共和国。　　

夺取政权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学习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华盛顿呢？还是效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克伦威尔呢？中国的政治家是不用外国人来教的，中国人信奉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胜利果实决不允许任何人来分享，尤其是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派别。在一个一个粉墨登场的独裁者身上，无不深深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烙印。袁世凯是这样，蒋介石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是这样。　　

孙中山是一个例外。孙中山通过多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孙中山理想中的中华民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首先，它不是党政一体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虽然孙中山有自己的政党，并且领导这个党，经过几十年艰苦斗争获得了政权，他却没有因此要求更多的个人权力和党的权力。这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表述得很清楚。《约法》总纲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四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纵观《约法》全文，没有一处提到他领导的党，没有规定由他的党来领导国家，更没有把他的党凌架于国家之上。孙中山理想中的中华民国，效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虽然它实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选择了民主制式而不是立宪制式，更不是专制制式。他主张“五权分立制度”，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政府权力相对独立地行使各自的权力，同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以确保执法的公允，防止专权独裁。《临时约法》最大的特点是赋予了国家立法机关――参议院极大的权力。《约法》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第十九条：“参议院之职权如左：一、议决一切法律案；二、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三、议决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四、议决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担负之契约；五、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大使公使，须由参议院之同意；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临时大总统宣布大赦须经参议院同意；六、答复临时政府谘询事件；七、受理人民之请愿；八、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政府；九、得提出质问于国务员，并要求其出席答复；十、得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十一、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可决，弹劾之；参议员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违法时，得以总员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可决，弹劾之。”第二十二条：“参议院议决事件，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施行。”第二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否认时，得于咨达十日内，声明理由，咨院复议；但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时，仍照第二十二条办理。”孙中山心目中的参议院成员由各省自由选举之，对其财产、身份、门第、实力等没有任何要求。他希望在参议会里不是一党专制而是多党共和。当然，这只是孙中山先生的良好愿望而已。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武力是权力觊觎者崇拜的图腾，通过机枪大炮发表意见总是具有最高权威。孙中山之外的军阀独夫们不要说夺取全国政权，就是占领了一、二个省份也要称王称霸，做土皇帝。蒋介石更是以“党国”总裁自居，搞党政合一，一党专制，实行独裁统治。虽然如此，独夫们却不敢公然抛弃民主政治的形式：袁世凯武力干涉总统选举，称洪宪皇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贿选总统，蒋介石独裁，闹得乌烟瘴气，参议院（蒋介石称为立法院）这件民主外衣却始终保留着。　　

孙中山以后，中国陷入长期军阀割据局面。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在他统治的二十年里“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资产阶级准确地说大资产阶级建立的政权既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不能调和政权内部各派的争斗，更不能消除中国的贫困。相反，旧中国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政权如果不托庇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下，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无数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　　

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那么社会主义呢？前面说过，中国共产党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很短时间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发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在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就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一个又一个运动，打击非无产阶级思潮，用专政手段统一舆论，统一思想。　　

如果认真读一读《毛选》五卷，会发现毛泽东在1956年前后思想变化十分明显。先是主张大民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鸣大放。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在上街游行，学生就要闹事。凡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该当，我最欢迎。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到了1957年初他还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这里，毛泽东显示了他思想中矛盾的一面：既要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又要运用大民主的形式来监督执政党；既要人民群众大鸣大放讲真话，又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与右派言论划清界限。这种戴着枷锁的民主，笼子里的自由，其结果必然造成不识时务者的灭顶之灾和识时务者的噤口不言。　　

分析起来，1956年毛泽东关于大民主的观点明显受到苏共二十次大会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争论和造成的混乱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肯定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地位，一方面又为苏共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野蛮专制统治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所震惊。加上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肯定看到了一党专制带来的诸多弊病，看到了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看到了共产党也不是什么都英明正确，看到了倾听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看到了在思想领域里专政的特殊性。在1956年，他是有气魄的，是大无畏的。但随后他又从斯大林的被否定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看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原来是一伙欲从根本上推翻“我们党和我本人”的黑帮分子，是一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毛泽东吸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且从苏联共产党的变化中得到深刻教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他有这个条件，他有高度集中的由他的党领导的政权，他要利用政治上的强势推行自己的路线。到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受了几个月窝囊气的各级领导巴不得这一声，争先恐后大抓“右派”，来了一次思想领域里的大扫荡。抓了多少“右派”呢？据说是40万！这40万人中，有的发表过恶意的反共言论，是极少数；有的说过一些过激话，发泄了一些对党的某些干部，党的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情绪；有的则完全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划了进去。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有的长达数十年，在半自由的状态下，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尽管毛泽东本意是要以先进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但在思想领域搞强迫命令从道德上说是违反人性的，从法律上说是违反宪法的。此后，中国大地上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即执政党的声音。自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是各级党政干部不受舆论监督的十年，经过反右斗争，党内党外人士无不心有余悸，谨小慎微，时时刻刻注意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失去监督的党的干部的情况却似乎越来越不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和潜在的异化趋向，他不能允许这股离心力的存在，更不能允许任何异化企图得逞。　　

1959年庐山会议，情况有些象1957年的反右。会议原来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彭德怀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按党章赋予的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受到打击。后来却被打成“反党集团”，同时将原来的反“左”，转到了反“右”。1962年又进一步在党内进行反“右”倾斗争。毛泽东以其在共产党内不可替代的地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胜利本身并不值得夸耀，因为被战胜者口服心未尝服。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已经完全成熟，他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最大限度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据地。在完成了农村、工厂的一系列预演之后，毛泽东又回到了1956年的立场，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打一场推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民战争。于是文化大革命暴发了。　　

导致文革发生的原因之三：专政和专制的误区。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欲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使用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无产阶级专政，带上中国特色就叫人民民主专政。中国过去没有专政这个词，从词意看，人们很容易将其与专制或独裁相混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认定：在社会中“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转来转去，阶级的专政还是变成了个人或少数人的独裁统治。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走上专制主义道路呢？问题在于某些持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多党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走多党制的道路。这些人不知道，专政的实施者内部，正如毛泽东说的，仍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同主张，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还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允许这些不同派别存在，不允许不同意见发表，不允许人民选择这些派别中的一个来代表他们执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形成不同派别是很自然的事。正如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形成不同派别一样。如果让这些同属无产阶级的派别在人代会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展开公平的竞争，我们人大（或党代会）表决时就不会出现千篇一律的“一致通过”或“绝大多数通过”的尬尴局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管党中央政策变化多么巨大，甚至与前任截然相反，人大代表（或党代会代表）照例麻木不仁地通过一个又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决议。记得在审判江青时，江青曾质问审判长江华：“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绝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包括你，江华，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过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人呢？”江青的话虽然是狡辩，但却反映了当时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说的：“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为什么解放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主制度却越来越萎缩呢？执政党依靠强力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是中国的命运操纵在少数人或个别人手里，而且是事实上的终身制。这些人也是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当他们制定的政策正确时，举国上下都唱赞歌，其实许多人并不清楚正确在什么地方。当制定的政策错误时，举国上下仍然唱赞歌，更多的人不知道政策错在什么地方。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民政策，是一种亡国亡种的政策！　　

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1956年有一篇答记者问，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多党制或一党制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区分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样，它也不构成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在苏联，革命以后，在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有个时期曾经是由两党执政的。在今天的中国，几个政党共同执政，而政权并不因而就不是民主专政。”他还说：“高度集中的程度是同地方民主生活发展的程度、群众活动和创造精神发挥的程度成反比例的；在我们看来，群众的活动，他们事实上的参加批评和监督，从而参加任何经济和社会机构的领导，是民主真正的表现。”陶里亚蒂的这番议论被中共严辞拒绝了，以个人或少数人独裁代替阶级专政的结果，不仅剥夺了反动派的发言权，也剥夺了人民内部不同派别的发言权，剥夺了党内不同意见的发言权。谁的意见也听不进，怎么能够不犯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以前，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盟友支持，用以战胜强大的敌人。那个时候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是真心实意，毫不夸张的。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之后，一段时间里，虽然也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注意听取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并为他们在政府中安排重要职务。那个时期的民主党派是有发言权的，不像后来实际上变成了共产党的附属组织，处在陪衬和装饰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6年。1956年苏共二十大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极大地触动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的中枢神经。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中至少吸取了三条教训，其一是，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否定将来会不会在中国共产党内重演？换句话说，自己身后会不会落得斯大林那样的下场？其二是，他一直担心的执政后的党会不会像李自成的队伍一样腐化变质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因为他在苏联那里看到了不祥征兆。其三是，在国家事务中共产党不能独断专行，要给人民群众充分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人民群众以监督、批评党的权利，这是从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第一种担心的结果是不间断地开展党内斗争，从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偏离自己路线的党的各级领导。第二种担心的结果是再一次整顿党的作风，结合第三种担心，便有了开门整风之举，让党员和党的干部直接面对群众，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党内斗争的结果，是造成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但还没有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并被当时激烈的党外矛盾所掩盖。广大党外人士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有些虽然言辞过激一些，但大多数出发点还是好的，提出“要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的人只是极少数。即使提出“要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也不见得就是十恶不赦，只要是为中国前途着想，执政党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量。因为中国早已不再是专制封建王朝，而是民主共和国，人民群众对现政权的任何批评不再是“犯上作乱”，而是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力。当现政权不再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的能力时，人民有权选择一个新的更能代表自己意志的政权。毛泽东“专政＝独裁”，“党即国家”的观点根深蒂固，他不能允许任何人对他一手缔造的党说三道四，更不能放任企图取代党的言论流传，哪怕这些言论是在他的鼓励下吐露的，哪怕这些言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毛泽东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歧意，民主被集中取代了，自由被专制扼杀了。党内党外人士从此缄口不言，难得再向毛泽东说真话，剩下的只有阳奉阴违，阴谋诡计。这也最终导致毛泽东个人的历史性悲剧。　　

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革命和战争，除了孙中山，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陷于专制独裁的泥潭。正是这种专制独裁，才导致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在党内，国内的地位随着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加上他的人格魅力，逐渐被抬高到吓人的地步。邓小平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对党内同志是这样，对党外人士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说：反党分子“是要整个地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他把自己的命运是和党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反对他就是反对党，打倒他就是打倒党。所以那时有一个名词：“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从列宁那里学到的领导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又是由被称为“政治局”，的少数政治家领导的，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是由数名“政治局常委”在决定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而领导政治局常委的被称为领袖或核心的人物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也好，少数服从多数也好，最后都落脚到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最后又落脚到极少数甚至个别领袖人物那里。中国共产党既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那么，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民主集中制，党内的寡头政治家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名言：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机关，政协，人大等立法机关，司法监察机关，共青团，工会等群众组织无不纳入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权力的高度集中，最直接的后果是，它极大地激发了某些人特别是少数野心家的权力欲，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在这种体制下，权力的获得往往不是通过正当的或者说民主的途径，而是通过卑鄙的手段或者玩弄阴谋诡计。高岗是这样，林彪是这样，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不否认打倒四人帮和推翻华国锋是正确的，但从手段上看，仍然说不上光明正大。　　

毛泽东从小受封建旧式教育，又熟读“二十四史”，说完全不受封建家长制甚至帝王思想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记得文革期间，他老人家接到福建李庆霖教师的一纸“御状”，不仅没有批评此类将革命领袖与封建帝王相提并论的谀词，反而对这位实际并没有多高觉悟的老教师委以重任，不能不说阿谀奉承起了很大作用。上文说过，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王，既然是王，那么他要将自己的意志输入党和人民的头脑（这种意志整个来说是英明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要依据自己的意志发动文革也同样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当年他老人家登高一呼，举国响应，万众欢腾，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并无太多反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他站在那里顶天立地，但却实实在在站在人民中间，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悲剧。　　

三、对文革的评价　　

在中国，尤其是在党内，对于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或者说是倾向。即激进的、保守的、摇摆于二者之间的。正如毛泽东说的：世界上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认定自己“绝对正确”，他们虽然是人群中的极少数，却左右着中国的政局。他们中任何一方执政，都会把对手打入十八层地狱，因为他们认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获取政权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叫这些人永世不得翻身。至于中间派，则完全不用担心，谁得势他们便会跟谁走，这不仅因为当权者手里有强大的专政工具，还由于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既不是受益者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震撼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爆发，且在反反复复中延绵十年之久，说是某个个人意识一时昏愦造成的也好，说是某个个人的崇高威望支撑也好，都不可否认这是一场斗争，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前途的斗争；是一场走什么道路，用什么办法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原则之争。如果要追溯这场斗争的根源，需要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复述一遍。人们从文革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为了昭示前面的史实，一定要在后面的进程中将这史实扭曲、打碎、揉烂，用彻底的否定实现再一次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折不扣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他以毕生的精力与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形态的剥削制度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必然结果；是他呕心沥血用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抵制和清除种种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在思想战线进行意义深远的斗争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这场险些使他身败名裂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殉道的方式，并以极其悲壮的一笔，作为自己光辉一生的最后总结。　　

可以说，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胜利――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也太狡猾了。他的对手几乎包括了中国社会所有的精英――阅历丰富的政治家，身经百战的军事家，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还有上述这些人膝下活动能力非同小可的子弟。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革命战争中的战友，他们因为不理解或根本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站在了对立面上。　　

毛泽东的基本队伍则相形见绌：他赖以发动这场运动的“亲密战友”或“好学生”，不是阴谋家就是野心家；他倚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多是朝三暮四的投机者或桀骜不驯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些人，抱着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中国造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并迫使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对这种局面目瞪口呆，一筹莫展。（不幸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让这些大小野心家在新时期也如鱼得水，飞黄腾踏，并将他们的“领地”治理得乱七八糟）。所谓运动主力军的“广大革命群众”，大多数不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何物！运动初期，因为感觉新奇，因为能发泄被压抑的情绪而表现出令人侧目的革命狂热；运动中期，他们因新奇感的丧失，因胸中块垒的消释而变得冷漠起来，不再理会运动领导者要求继革命的热情洋溢的号召；运动后期，他们的冷漠变成厌倦，既厌倦革命过程的漫长，也厌倦千篇一律的革命内容，更厌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极其枯燥的生活。这时的情景有些像法国大革命后期法国人民对罗伯斯庇尔的厌倦，这也是后来他们能以极其平静的态度对待以毛泽东夫人为首的“四人帮”的倒台，对待党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原因。　　

毛泽东十分清楚，在中国，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寥寥可数，更多的人是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之。因此，在整个运动期间，他总是不停地告诫人们，“要认真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要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其精髓。中国有这种客观条件吗？没有。就是说，在中国，你就是能把马克思经典著作背下来仍不能证明你已经学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注定了中国政坛上的风浪永远只能在那堵红墙内翻腾。　　

资改派是毛泽东的真正对手，他们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有意无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从骨子里认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千千万万老百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永远摆脱剥削制度，摆脱苦难贫穷的命运，说到底，为了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么？但是，毛泽东难道就不想中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的逻辑思维很清晰：共产党当然应该带领全国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前提是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改变，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能改变。没有这些前提，经济再发达，四化程度再高，社会财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劳动人民照样处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中国最终只能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他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付出放慢中国现代化建设速度的沉重代价。　　

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斗争他心目中的党内走资派，号召向他们夺权自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毛泽东直到临终仍坚持说“文革”是他一生中做过的二件大事之一。似这等斩钉截铁的遗言，曾让试图评价其功过的后继者陷入极为尬尴的境地。　　

问题是，在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在大多数人尚未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讨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讨论反修防修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七亿人民中间，能够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又有多少？打倒务实的老干部，让极左派掌权难道一定做得更好？老百姓是欢迎那些空洞的革命口号呢？还是更欢迎丰富多彩的生活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谁又来为“前人”遮阴？俄国一位作家说过：你把黄金世界许给未来的人们，那你拿什么许给今天的人们？人们，尤其是渴望富足生活的中国人，不满足于生活在理念世界里，以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充饥，他们是务实的，谁让他们丰衣足食他们就拥护谁，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实情，这就是中国百姓的感情。毛泽东手里纵有一万条真理，又怎敌得过饥则食，寒则衣这样的小小道理呢？　　

这是毛泽东珍视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他亲手缔造的党彻底否定的根本原因。也许这场运动晚一百年或二百年发生会更有意义。　　

四、没有毛泽东的时代　　

（略）

五、中国现代政治体制之评价　　

 （略）

（注：此文为作者2002年写给中央党校校长的一封信，有删改。全文可在网络搜索之。）　　

原作于2002-9-1　　

修改于20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