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万部法律法规为何不能解决问题？

近万部法律法规为何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老年》2010年第9期说；“我国现行法律233部，国务院法规约680部，地方法规近9,000部。”总数加起来近一万部。法律法规多于牛毛，我们的一些领导，许多海归精英，专家，学者都在高喊，我们是“依法治国”的大国了。可另一方面，他们却在抱怨，法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腐败等诸多问题。下面，让我们看看这近万部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多年前，联合国有关机构评定，中国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列前三位。朱总理当时说，别人乱说。腐败却越反越多，腐败分子高唱“牺牲我一个，全家得幸福”，前仆后继。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腐败份子先后被挖了出来，就是例证。人们还在怀疑，今后，难道不会出另一个田凤山，陈良宇类似的人物吗？

朱总理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说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是乱说。可我这个在新中国生活了60年的普通百姓，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现在，贫富悬殊是建国后最大的。同在蓝天下，有的孩子身穿Naik,Adidas等名牌服装，在设备现代化的重点学校享受优质教育；大多数进城务工的民工子第则坐在简陋的教室里苦读。城市中的三级甲A医院，患者求医人满为患；而许多普通医院，诊所却比较冷清。不少腐败份子，富人，投机者有多套房子，除住房外，把另有的房子用于炒房，出租或空置；而许多的农民工则租住在狭小简陋的房子或地下室，刚毕业的大学生则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蜗居”。少数有钱人在境内境外或网上豪赌，而工农大众则在为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打二份工，日夜奋斗。房地产商为了最大化的利润，与政府的一些官员或黑社会势力构结起来，进行暴力拆迁。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都说民在我国，两级分化相当严重。我看到两份资料。（一）1974年郭台铭开办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启动资金只有7500美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向其母亲借的最初，郭台铭在台北附近生产黑白电视机的塑料调频旋钮，20世纪80年代初期，郭台铭开始涉足个人电脑行业，但是一直到1988年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时，郭台铭也不算是顶层的巨富。然而进军大陆以后，郭台铭的资产就好像吹气一样迅速膨胀，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50%的复合增长率，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连续9年入选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公司100大排行榜(2005、2006年排名第二)，连续四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如今，那个投资少的可怜的小工厂已经跻身《财富》全球500强。全球90万员工中80多万在大陆，仅深圳就有45万人。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现在是台湾首富，拥有资产55亿美元，2010年福布斯全球巨富排行榜第136位。到今天，富士康（鸿海集团）当前总市值15631亿新台币，大约3500亿人民币。现在的问题是：郭台铭个人拥有的55亿美元财富，是他自己创造的，还是剥削来的？他所付出的劳动真的值55亿美元吗？今年，各网站不是报导，富士康的员工连续13人跳楼自杀吗？（二）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有文说；“因为中国人太贫穷。比如人均工资。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中国的比泰国还差，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垫底，但中国人的工作时间世界第一，一年工作时间竟然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中国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的工人受到严重的剥削。家产上亿美元的老板与家挡只有几万元的平民百姓相比，贫富悬殊还不大吗？

由于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太大，我们的社会医患冲突，师生冲突，官民冲突，亲人之间的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冲突不断。仅今年媒体报导的重大杀人案件就有；福建省南平市13名小学生在校门口突然被一名对社会报复者杀害。一个邮政局保安队长，持枪闯入湖南省永州市法院，开枪射杀三名法官。长沙市国税局大楼发生爆炸案。北京市大兴县，广西环江县等亲人灭门等案件。最近，又看到网上报导，贵阳市的城管与刑警为拆迁发生冲突。真让人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太不稳定，天下实不安全和谐。　　

最近，读了奥巴马的回忆录，重读马列著作，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30年制订的近万部法律法规，绝大部份都是海归精英们从美国回来后，带着他们心目中认为这个最好的国家，美国的法理观念，制订出来的保护私有制，保护少数有产者和富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法律。这些法律法规使我国的领导，工人阶级逐渐伦为受剥削的打工崽，或下岗要政府或企业老板救助的弱势群体，使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慢慢演变为维护少数有资产者和有权者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政。你可看到，房地产商的暴力拆迁，城管对小摊贩的乱罚款，没收他们赖以生活的三轮车。腐败官员对揭发，检举他们的人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像吕净一，郭光允等反腐战士投入监狱，判刑。去年，赵东民依《宪法》为工人维权，却被西安市新城区法院判刑三年。海内外学者，各界人士纷纷声援赵东民，抗议法院的审判。可至今还没看到有那个当权者出来说话。这就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典型案例。奥巴马认为，美国的法律是资本的看门狗，它解决不了美国150年发展史上的问题，解决不了贫富差别加大的私有制这个难题。他说；“美国建国150周年间，资本集中在托拉斯和有限责任公司手中，他们利用法律和暴力手段阻止工人组织工会壮大势力…美国文化不同情工人被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周期性狂风摧残大得穷困潦倒”。（《无畏的希望》P.154）“造成公司首席执行官工资变化（1980年的平均薪酬是每个小时工平均实得工资的42倍。2005年是262倍。）的不是市场规则，原因是文化(资产阶级文化)。”（P.63）奥巴马认为，美国的法律，文化解决不了美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海归精英们制定的近万部法律法规不但不能解决我国的腐败和两级分化，相反，却使老李锐，小袁腾飞之流公开歪曲党的历史，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妄想达到他们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使邓小平同志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一句空话。

重读马列著作，使我了解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与无产阶级判徒考茨基的论战中，多次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修正主议观点；否认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否定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的新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多次强调，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最合理的。“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列宁选集》第3卷 P.197-199 人民出版社 1960年)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为了不让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办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同时用法律规定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换被选举者。第二，不分职位高低，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同其他工人的工资相等。公社一般给的最高薪金为6,000法郎。这样就可靠地防止了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列宁选集》P.230）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次提到的这一无产阶级政权最重要的特征来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政改，就会知道，我们的政改方向该朝哪个方向改。我们应该朝人民当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方向改，决不能往虚伪的所畏民主选举的资产阶级专政方向改。建国不久，我们的人民民主主专政，就使新中国的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经济飞快发展，国防力量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丑恶现象基本绝迹，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2010·9·18稿，11·5修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