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与延安文艺“三境界”

试析毛泽东与延安文艺“三境界”

    

    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延安文艺，经历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艺术境界”、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境界” 和“人民大众文艺的新境界”。毛泽东则是延安文艺“三境界”的“引领者”。探讨我党指导延安文艺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抗日战争的战火洗礼中，毛泽东和延安广大文艺文化工作者锲而不舍地追求，使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延安文艺，经历了“三境界”，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今天，探析延安文艺“三境界”，对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有裨益。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全面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指引和推动了延安文艺迅速进入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艺术境界”。
    首先，代表我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的毛泽东，是推动延安文艺步入“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艺术境界的“领航员”。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为宣传和动员千百万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时代对中国的新文艺提出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 的客观要求。战争初期，“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抗日前线” 的文化宣传，奠定了抗战文艺“大众化”的发展基础。上海、武汉两个文化中心的相继失陷和国民党到重庆后的政策转向，使抗战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 的发展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延安文艺” 的肩头。就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本身来说，虽然五四运动以来，“民族化、大众化的路向清楚了，却还缺少一块路牌，虽然目标望得见了，却还没有一个名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20年积极探索的基础上，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指出中国的新文化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论断，“石破天惊”，把延安文艺迅速引向了“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 的发展方向。
    其次，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积极而深入的探索，展现了延安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思想风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哲学家艾思奇率先撰文论述“抗战文艺应当是民族的，具有现实主义基础的”文艺。冼星海分析：“现在作曲家有三种不同的姿态：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乐；二是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三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后一种。我提出三个口号，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剧作家柯仲平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在抗战中，文艺的作用是朝着千百万大众的。在这空前的冶炼当中，需要分辨优点与弱点，让整个新文艺更健壮起来。文化工作者莎寨认为：“我们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从旧形式中吸取本质的精华，而重新创造的。”毛泽东对众人的探索进一步做了理论上的升华，指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历史遗产，“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体现它。
    再次，杰出的时代作品，展现了延安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艺术境界。1939年3月，冼星海运用优美的江南小调。陕北民间曲调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代素材，创作出《生产大合唱》。3月下旬，冼星海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谱曲。他把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创造性地结合，历时6天完成了这部杰出“音乐史诗”的创作。5月11日鲁艺公演，结束时，毛泽东激动地连说了几声“好”。这部作品，“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评价：“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之前，张寒晖运用河北省正定地区妇女哭坟的曲调，创作出如泣如诉的《松花江上》。总之，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为代表，一批杰出的时代文艺作品，展现了抗战初期延安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的艺术境界。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延安文艺文化战线，通过延安整风，步入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境界。
    首先，思想上的“交锋”反映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如何认识社会、反映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历程。1941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进入最困难时期，给根据地党政军民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继1939年“第一波”创作高潮结束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积极准备素材，讨论如何深入 认识和反映社会，他们进入了“第二波”创作高潮前的“思想准备期”。1942年，延安文艺文化战线的思想动态，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3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陈企霞约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 的文章。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思想情绪，一股脑地发泄出来，篇名为《三八节有感》，3月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文章一出，引起很大社会反响。3月1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后又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丁玲和王实味的文章，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不良社会现象，没有分清延安的主流和支流。这三篇文章，再加上当时延安的两个“墙报”专栏——“轻骑队” 和“矢与的”——的呼应，在党内尤其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对此，毛泽东于4月初的一个晚上，亲自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调查了解延安文化界的思想动态。当时，有人对“轻骑队” 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说“轻骑队”的内容就是发泄牢骚。“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具体工作人员，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随后，“轻骑队”在报上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延安文化工作者对延安文艺方针政策的热烈讨论，也是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戏剧界座谈会，讨论剧作方向问题，有人指出：“近一两年来延安出现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和死人’的偏向”，是忽视广大民众和士兵观众的错误倾向。萧军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为求得民族的解放”，“为求得人类的解放” 的立场问题和“要严肃，要客观”的科学的态度问题。严文井提出：“一个好作品应该从实际生活里产生，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写成，容易为人接受并给人以好的影响。”刘白羽提出：“革命作家是时代的喉舌，他应该更勇敢更彻底地改造自己。”其他文艺工作者，如丁玲。艾思奇、周扬、柳青等人，均纷纷著文，论述文艺的方针政策问题。
    其次，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文化战线思想交锋与激荡的集中体现。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思想有些不稳，出现了很多问题。萧军收到一些不相识的人来信，信中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同时，党中央也收到了各方面的反映意见。为此，毛泽东同欧阳山、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靖华、萧军、艾青等人，多次通过书信或者面谈交换意见，并对这些主张歌颂光明而受到些委屈的作家，给以开导，同时委托他们“代为收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经过多次商议，他们建议召开会议，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交换一下思想，然后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利于事业。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看法。经过充分准备，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引言”。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文艺问题。有人从“什么是文学艺术”出发，空洞说教，有人宣传“人性论”，有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人对整顿三风提出异议，会议讨论空前热烈。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会议同意毛泽东的观点，确立了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针对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和延安文艺界几年来的情况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文艺政策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942年毛泽东做了重要结论之后，党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给文艺工作者一年半的时间深思、探讨与充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再次，通过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延安整风中，按中央部署，文化单位也是先个人精读中央指定文件，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各单位统一组织学习讨论。几个月后，开始联系文艺文化界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检查自己的工作、历史和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革命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建立自己的党与阶级的坚定立场。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党员，从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自己内心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然后写出个人学习总结，上报党组织。此后，对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文艺文化界在整风中批判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各种表现，通过整风，整个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众里寻她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战火中成长的延安文艺，进入了人民大众文艺的新境界。
    首先，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进入了新境界。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作者50人开会，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为执行新时期党的文艺任务做思想准备。刘少奇、陈云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需要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10月1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学习《讲话》。11月7日，中宣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应认真学习《讲话》，并实行之，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使文艺界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讲话》全文发表和中宣部《决定》下达以后，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诗人艾青、萧三，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去陇东等地，鲁艺有30余位文艺工作者到了农村和部队。作家柳青在米脂县吕家俭乡生活了3年。文艺工作者在基层，学习民间艺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崭新的劳动人民群众喜欢的文艺作品。
    其次，一部分文艺作品抓住了战争与社会发展的“脉动”，发挥出极大的社会功能。如歌剧《白毛女》、《血泪仇》等文艺作品。1945年二月，鲁艺赶排大型歌剧《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6月10日，鲁艺向七大代表演出。当剧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的创造是成功的。传达者还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斗争必然尖锐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了作者们的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是不会答应的。1946年《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抗战胜利后，人们看了《白毛女》，对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土改斗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部队干部战士起了一定的阶级教育作用。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文工团在锦州演出《白毛女》，剧至高潮时，台下“为喜儿报仇！”“枪毙黄世仁、穆仁智！”“打倒封建地主恶霸！”“打倒蒋介石！” 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一个积极报名参军和支援前线的壮观场面，也随着《白毛女》的演出而进一步推向高潮。“为白毛女报仇！”一个时期内亦成了部队杀敌立功的口号之一。
    再次，“人民大众” 成了延安文艺作品的主人公。走过抗战最困难时期和经历延安整风后，文艺工作者进入了“第二波” 创作高潮。继《白毛女》之后，1946年，年仅25岁的李季发表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陕北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在根据地产生了轰动效应，是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田间、孙犁、邵子南等，也写出了不少歌唱革命战争，歌唱人民群众的诗作。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周立波的《南下记》、孙犁的《荷花淀》、刘白羽的《环行东北》等一系列作品，反映了1944年至1948年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显示出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小说方面，赵树理194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1945年冬，他又写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和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从而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同一时期，邵子南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等大量中短篇小说，以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激发群众积极向上的风格，鼓舞着亿万解放区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奋斗的基础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把延安文艺推向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顶峰。两部作品在1951年分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此外，马烽、西戎合写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都是中国文化宝库里优秀的时代佳作。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