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教育改革

　　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教育改革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摘要：“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不断地在敲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灵魂！

　　毛泽东曾经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成为中国教育变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学校”，把学习尖子集中起来，强强竞争，既不利于他们学习进步和健康成长，尤其是让大多数社区学校的学生，缺乏优秀生的“带头羊”作用，教学质量严重滑坡，也就是破坏了教育生态，有失教育公平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某一种活动要合适的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夏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

　　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轻生活、重分数轻能力,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三大弊端,也是推行创造教育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思想对于克服现代教育的片面性具有重要启迪。

　　我们应该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片面强调政治、轻视智育的倾向，但是强调社会实践，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我们一代人终身受益。现任国家领导人中有几位都有知青经历，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制定的政策才会切合实际。

　　有人说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如何做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的精髓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则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目前国学热在全国兴起，孔子学院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举办，学习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西方100多为著名科学家在巴黎聚会讨论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发表宣言指出：“21世纪是儒家的世纪，当今世界需要孔夫子”！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不断地在敲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灵魂！

　　一

　　教育改革关涉民族的未来，关涉到祖国的强大，关涉到现代化的成败！教育改革不但是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事情，更是关涉到千家万户，是党和政府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们必须把它提到关涉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学校已经是囚禁儿童的牢笼，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在题海战术中淹没殆尽！一年级小朋友拿的书包竟然有七、八斤，我们难道不是在迫害儿童？西方的学校是儿童乐园，中国的儿童却“背着炸药包，我去炸学校！”

　　毛泽东曾经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删繁就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成为中国教育变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把基础教育阶段教材的难度降低到美国的水平，美国的儿童是在游戏中学习，寓教于乐，美国哈佛大学推崇的教育学是天才教育学和创造教育学,还有苏霍姆林斯基的幸福教育学，蔡元培倡导兼收并蓄、学术自由，提出用艺术取代宗教；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手脑并用，千教万教教人做真人！发表创造宣言。这些教育思想对改造中国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启迪。

　　中国目前高中阶段，实行文理分科教学，虽然出于减轻学生负担的考虑，但是有违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大趋势，对创新型人才培养不利，应该尽快取缔。而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学校”，把学习尖子集中起来，强强竞争，既不利于他们学习进步和健康成长，尤其是让大多数社区学校的学生，缺乏优秀生的“带头羊”作用，教学质量严重滑坡，也就是破坏了教育生态，有失教育公平；必须通过教育立法，坚决予以取缔，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前几年我国鉴于学生数量减少，乡村小学大量合并，建立一大批寄宿制现象，一般设在乡镇所在地。应该说这对整合教育资源、提供教育质量有积极作用。但是，政策一刀切，有些地方乡村小学生源不成问题，有二、三百学生，小学也被撤销，导致“上学难”，一些山区孩子辍学严重。几千年来私塾以及乡村学校，书声琅琅，耕读文化源远流长，教师参与乡村建设，这是乡村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态！我们一下子取缔了，得与失之间如何权衡？小学生上寄宿学校是否有利于健康成长？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建设大局，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调查研究，政策必须从国情出发，有错必究！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也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和制度保障。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过程，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子女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他们与父母长期分离，往往与祖辈生活在一起，家庭教育存在严重缺陷，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一个突出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统筹解决。

　　二

　　中国制造要在世界上立足，就必须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制造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德国人的敬业精神有关，与其重视发展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关系。德国初中学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孩子愿意上高中，大部分学生愿意上职业技术学校，而职校学生每周三、四天在工厂里实习，也就是采取“半工半读”，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机，技术工人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用大量统计资料表明新教徒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工厂适应性很强。而且德国工厂的车间主任、工程师、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主要从优秀技术工人中提拔，技校毕业生经过努力可以加入上流社会，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技术人才的成长。

　　而中国人对上大学特别重视，往往考不上高中，才去上职业中学；大学录取不上，才上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生，没有技术不能就业，有些人无可奈何又去上职业院校培训，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这与社会价值导向有很大关系，大学生、研究生与“技校生”，在企业是两重天，前者是工程管理人员，后者是“工人”，身份不同，工资待遇差别很大；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比较突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落后，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不克服歧视职业技术的心理，中国制造就不可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某一种活动要合适的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夏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

　　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检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密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的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

　　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轻生活、重分数轻能力,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三大弊端,也是推行创造教育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的思想对于克服现代教育的片面性具有重要启迪。我们应该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有片面强调政治、轻视智育的倾向，但是强调社会实践，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我们一代人终身受益。现任国家领导人中有几位都有知青经历，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制定的政策才会切合实际。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人除了赋有求知的欲望以外，他不仅能够忍受劳作，并且喜爱劳作。这在儿童最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辈子都是如此。因为谁不愿意常常看到新鲜的东西，听到新鲜的东西或抚弄新鲜的东西？······在一个天性活泼的人看来，安逸和懈怠是最难忍受的。”［3］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有汗水、有老茧和有疲乏的劳动，人才具有心灵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劳动儿童和劳动少年对人们的看法和没有真正劳动过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当你沿着石头小路向上攀登感到艰难时，你就越会珍视劳动乐趣，越加深刻认识生活的幸福。”我们劳动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每一个人早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早期就能领悟到劳动能使他的自然天赋更全面、更明显的发挥出来。”［4］劳动、创造性的劳动，就是给生命赋予意义，使儿童体验到人生的乐趣和价值。

　　三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要走出大学行政化的怪圈。大学是传承文化，培育人才，引领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的殿堂。大学首先需要独立性，学者要有享受孤独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科学与艺术繁荣的表现，也是大学精神的高度体现。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贯通，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教育科学与教育艺术的融合，民族教育与人类教育的契合，是世界现代教育的主要发展规律和趋势，也是改造中国教育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高等学校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如何发挥教职工尤其是教授专家在治理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方面的主体作用，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考虑成立教授会作为学校重大决策方面的咨询机构和民意机构，补充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作用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高考制度看来必须进行改革，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虑和人的现实觉悟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考虑，目前废除高考制度看来还不具备条件，但是如果对高考制度不进行改革的话，基础教育改革就会流产，由于高考指挥棒是素质教育步履维艰的紧箍咒，是创造教育、幸福教育和个性教育难以推行的主要障碍。因此，可以考虑改革目前的统一高考制度，逐步扩大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虽然开始有一些不正之风从而影响教育公平，但是逐步就会形成规则形成监督体系。

　　建国前民国政府就实行自主招生，杨振宁、李政道就是那个时期读的大学，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了那么多的大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与这些人的国学背景有关，与当时的大学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北京大学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期推行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培育“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馆长，鲁迅、闻一多、冯友兰、胡适、林琴南、朱自清都在那里讲学，连毛泽东也从湖南赶来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从这里掀起狂飙！西学东渐、爱国主义、科学与民主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风起云涌。

　　按照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描述的北京大学是民主堡垒！蒋介石派一个校长在那里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教授会研究投一次票，学生会研究投一次票，如果都不能通过的话，这个校长只能夹着包袱走人，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四

　　大学教育在世界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大学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同时大学又高于社会引领社会，大学用它创造的精神文化和卓越人才给社会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家园。大学精神不同于商业精神，商业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让社会财富涌流，大学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让人类心灵高尚！

　　有人提出对牛津大学设立一个商学院，说哈佛大学有商学院，牛津大学也应该有个商学院，费用完全由我承担！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那么就会使中国的大学校长喜出望外，紧接满迎！这位资助者就会成为大学的座上宾！牛津大学经过慎重的考虑拒绝接受这位好心人的建议，认为牛津大学就是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有的我牛津大学不一定要有，而牛津大学有的哈佛大学也未必有！

　　在商业精神弥漫的社会，牛津大学坚守一块心灵的净土。大学精神拒绝商业精神，或者说在人类文明中在现当代社会，只有大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匹敌！难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因为人分为灵与肉，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现代社会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萨特写了《存在与虚无》，一边是巨大的膨胀了的欲望，一边是精神的沙漠！荣格写了《现代人寻求灵魂》，雅斯贝尔斯写了《当代的精神处境》，莎士比亚写了《威尼斯商人》，雨果写了《悲惨世界》，曹雪芹写了《红楼梦》，贾平凹写了《浮躁》与《废都》，陈忠实写了《白鹿原》，京夫写了《八里情仇》。，而莫言写下了《丰乳肥臀》。

　　中国大学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业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教育的产业化、功利化，大学成为了赚钱的工具，要拯救中国大学，必须把中国大学从商业文化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让他脱胎换骨，才可能使大学真正成为培养英才，引领社会，复兴文化的科学殿堂！

　　五

　　大学招生可以不拘一格，笔试、口试、才艺展示、艺术表演等等，有特殊才能的既是某些课程考成零分也可以录取到北大清华。学位制度必须改造，马克思大学毕业没有读什么研究生却被授予博士学位，二十几岁的人就担任莱茵报的主编，难道没有谁的水平高！高校职称制度也要改革。梁漱溟一篇豆腐块文章，被蔡元培发现就被聘为北大正教授！

　　鲁迅没有大学教师的职称难道就不是大文豪，毛泽东只读过中等师范难道没有别人的水平高，季羡林24岁就担任北京大学正教授成为东方学的泰斗！可见荣誉可以预付！你说季羡林的成就是评了教授以前的事情还是评了教授以后的事情？因为24岁的小伙子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正教授，他一生就会殚精竭虑让自己名副其实！我有《世界名家日记》笔记本，介绍钢琴诗人肖邦年仅7岁就用民间音调创作了一首《g小调波罗乃兹》，钢琴之王李斯特13岁到巴黎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被誉为“神童”，作品有《塔索》、《前奏曲》、《玛捷帕》、《匈牙利狂想曲》等。

　　小孩都是天才，现代教育使他们堕落成天才！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国古代产生的少年才俊，灿若星辰。王勃的《滕王阁序》脍炙人口，林则徐7岁写出“水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海川15岁写出“碧水无意出天涯，翠峰有志入云霄”，超超11岁写出“春天燕归来，夏天蝈蝈鸣，秋天枫叶红，冬天雪纷纷”。

　　中央电视台教育科学频道报道，一位4岁小女孩的书法表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评价说：真棒！你的书法超过了我！我看这位4岁小女孩可以被聘为北京大学书法教授！如果我们真正按照龚自珍的“我劝天功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作为改造中国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的话，那么还会为难以破解“钱学森之问”而烦恼吗？

　　（六）

　　有人说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如何做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的精髓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则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目前国学热在全国兴起，孔子学院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举办，学习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西方100多为著名科学家在巴黎聚会讨论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发表宣言指出：“21世纪是儒家的世纪，当今世界需要孔夫子”；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世界宗教大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为金规则；标志中国文化的复兴！

　　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把儒家伦理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等传统经典，列进了中学和大学课程！我国民间成立了不少传统文化促进会，书院和各种读经班在全国各地、企业、学校兴起。但是仍然有不少争论，有人说在学校普及《弟子规》会导致孩子无能，有人说普及国学会导致奴隶哲学，有人说讲传统文化会冲击科学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误区，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余波，也是缺乏对传统文化深刻内涵了解和研究的表现！中国思想史专家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认为研究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可以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张岱年先生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可以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季羡林先生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智慧可以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思路，池田大作认为只有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才能为人类的未来和平发展开辟道路；汤因比认为大同世界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只有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人类才能避免灾难性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

　　“中国教育史与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6］

　　.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复兴起来，并且用祖国优秀的文化培育我们的后代，才能创造出既有民族风格又有世界目光，既有传统精华又有时代精神，既有和谐精神又有创造精神，博大精深、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吴鸿清教授创办的伏羲学校，把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与体制内教育结合起来，是一个可贵的探索。传统经典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创造的智慧结晶，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母乳！教人伦，顺人性，终身受益！琴棋书画，文武兼备，让教育回归本来，这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市80多所学校，已经开办了100多个小学伏羲班、30多家伏羲幼儿园，10多所一条龙的伏羲学校。［7］

　　按照毛泽东教育思想和邓小平“三个面向”，对中国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是细枝末节东改一点西补一点；中国教育必须加速改革，在这跨世纪的关键时刻，千万别错过机遇。［8］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现代科学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把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结合起来，把艺术教育与创造教育结合起来，这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最好答案，也是走出中国教育改革怪圈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530页。

　　［2］王世荣：《现代教育的内在矛盾与未来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与现代化》2003年第4期。

　　［3］［捷］夸美纽斯：《大教学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4］王天一：《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第204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6］《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2年版，第72页。

　　［7］《让教育回归本来 伏羲班素质教育之路》，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8］刘吉：《按照“三个面向”改造中国教育》，《文汇报》1998年9月4日第8版。

　　（本文刊于《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