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农村各种经济模式的探讨
有关中国农村各种经济模式的探讨
渠梭罗 荣大龙
(2010-11-11,首发于《乌有之乡网》)
一、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
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的基础是党和政府给予农民的几十年不变的三权(具有几十年不变的宅基地、自留地和耕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法律和政策,这是发展农村和稳定农村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决不能以各种原因和各种方式随便突破。
中国农民的美好愿望是:拥有独立宅基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为村集体)的房子(有所有权,不能市场自由买卖)、自留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为村集体)和耕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为村集体),这是农民的核心利益和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
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是一种强制型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现在仍然适合于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这种小岗村经典模式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稳定实行了30来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强制型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核心,就是给予农民的三权不能改变,强制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耕地和房子不能自由买卖。这是在允许小农私有制经济存在的情况下,保证全体农民能够过上基本生活的根本保证。
所谓自由型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就是农村土地全部私有化,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耕地和房子自由买卖。一旦实行,那么很快会出现“两极分化”,很快会出现大地主、富农、中农和贫下中农,很快会使得中国农村回复到封建社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那么,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就成问题了。
现在的安徽小岗村已经进入“公司加农户”模式,后面我们要论述这种模式。
安徽小岗村属于地广人稀地区,安徽小岗村在小岗村经典模式时期为什么仍然富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基本农产品价格太低。像安徽小岗村那样地广人稀地区,估计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农民只要单纯搞种地和搞副业就可以了,迫着他们去办厂、打工谋生,主要是基本农产品价格太低,不能责怪他们。
小岗村那时的分田单干的推广,就单纯农业粮食生产来说,起的作用并不是太大,更有意义的主要是使得广大农民的自由度加大,在农闲季节有机会搞副业,或出外打工。中国农村在1980、1990年代时,农村的新楼房大量出现,主要是农民的副业收入和到乡镇企业(当时还未改制为私人企业)工作的收入增加了。2000年代开始,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大量到东部沿海打工,主要原因有:基本农产品价格没有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上涨(本来就太低),农民子弟上大学太贵,医疗费太贵,大量外资企业的产品和沿海企业的产品进入中西部内地,使得当地本来就薄弱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大量倒闭。
原来的生产队时,比较保守,有点僵硬,比如,翻地,有时翻了一边有一边,有些是无用功;还有,割草做有机肥,无疑是应该的,但是有时草还未长大,就去割了,有点浪费劳动力;可以说,不管有事情无事情,都要出工。但是,在土地上干再多的活,产量不是随干活时间线性增长的,总有个限度。现在的农村,有的采用“懒播稻”种田方式,不用插秧了,长得还不错,但是稻田里长的杂草不方便去拔了,也懒得去拔了,有机肥也基本上不用了,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这就是所谓“现代农业”。这种农业不需要太多的农业劳动力,这种农业对土壤性能的潜在的破环作用和对环境的污染不可低估,有人说是一种“非循环枯竭式农业”。而“有机农业”,实质上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严格的“标准有机农业”,除了机械化以外,绝对不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实行“准标准有机农业”,就是不用除草剂,多用有机肥,适当用些化肥、农药。这种农业就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农业(耕地用牛)加机械、适当的化肥农药,基本上属于“可持续发展循环农业”,这种农业需要很多劳动力,是中国农业应该长期坚持的农业经营方式。
因此,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仍然是中国农村社会可以继续选择的模式之一。
二、南街村华西村模式
河南南街村和江苏华西村均属于“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一亩地左右,甚至只有半亩地,在当今时代的高生活开支费时代,要不出外打工留在家乡仅种种地而过上基本温饱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要出路,非要搞工业搞副业不可。事实上,这些村庄在1960、1970年代就有乡村企业,1980年代的“承包地到户”时,没有搞多久,就倒退回到集体劳动模式,因为那里的农民已经习惯于那种模式;19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时,照样维持集体模式。基于集体经济的力量比小农经济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南街村、华西村在周围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强势登台,一般的小农经济农村村无力同他们竞争。说实在的,如果当时不搞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和后来的“改制”,说不定南街村、华西村经济不会达到当今的规模,因为同等的竞争对手太多了。
事实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村村经济,也根本不可能都达到南街村华西村经济规模水平,世界本身是不平衡的,中国也根本不需要那么的工业。
南街村华西村模式中的办工业的经验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地少人多”地区,并不适合于“地多人少”地区,这些地方根本不需要去大办工业,可以适当办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南街村华西村模式是中国农村今后发展的榜样,但是不能一下子进行全国性强制,要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巨大贫富差别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模式的多样性。
三、公有村公司模式
公有村公司模式就是南街村华西村模式和小岗村经典模式的有机结合。也是“公司加农户”模式的一种具体形式。
保留农民独立宅基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为村集体;房子有所有权,不能市场自由买卖)、自留地(仅有使用权,所有权为村集体)两大基本权力,在全体村民同意的情况下,耕地使用权回归村集体,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属于村集体。若部分人不同意,则仍然保持他们对耕地使用权的权利;政策和察略是党和政府的生命,来不得半点马虎,绝对不能搞强迫。
由于拥有村里户口的人口数是动态变化的,所以要设置耕地股权,当时拥有村户口的每个人平均一份。村民仅靠耕地股权,村集体就要保证每年分配给每个村民的红利,就可以购买基本口粮和基本油料作物的现金或者实物。
村公司成立专业种地队(无另外的私人股份),负责农作物的耕种,只有在本村村办工业强大,本村无心思搞农业的情况下可以承包给其它公有村公司的专业种地队,某些情况下,可以将小部分农地承包给小型个体户,而不是大型个体户,如常说的“种田大户”。既然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要严格“抑制资本”,铲除产生大富豪的土壤。
公有村公司还要搞村办集体养鱼、养猪队,村办厂等。
在公有村公司可以存在:农民个体种地形式(部分农民不愿意交出土地)、农民个体私有小厂和家庭式微型工厂,农民个人副业或出外打工,也有外村人的个体私有小厂或特种经济作物小公司等,每个私有小厂(班级)和个体小公司的从业人员一般不超过10人,既然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要严格“抑制资本”。
四、私有农场主(种田大户)模式
当今小岗村搞了一些 “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其中有些是私人“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而中国不少地方的村也有一些私有“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其实,在小岗村那种地广人稀地区,要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国家应该大大提高基本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或国家进行大量的农副产品财政补贴。
而这里的所谓“公司”也非常混乱,有些公司是本村人开的私人种地公司(种田大户),有些是外村人开的连锁性私人种地公司(种田大户)。这种情况,就是本村人搞的也要坚决抑制,而外村人开的连锁性私人种地公司(种田大户)那真的是“特大种田户”了,这样,这种所谓的“种田大户”本质上是“变相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发展的。
不少这些“私有种田大户”不改贪婪的本性,承包土地时,为了尽量减少劳动力成本,“挑肥丢瘦”,只种容易种植的水稻和小麦,采用落后的“懒播稻”和“懒播麦”播种方式,根本不需要“手工插秧”了,大量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但是稻田里的杂草是除不干净的,由于“懒播稻”,根本不能进入田里人工除草,他们也不想大量雇佣劳动力去除草。由于种油菜和大豆等油料作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他们是不愿意种的,这是当今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疑似有毒转基因怪油料”的原因之一。一个“私有种田大户”种几千亩、几万亩地,懒懒散散,悠哉游哉,主要在租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农资成本、农业产量上动点脑筋,广种薄收,到年底总归有个好结果,而广大原承包地农户并无多大的好处。这种“私有种田大户”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乐意种植暂时可以少放农药的“疑似有毒转基因粮食农作物”。这种“私有种田大户”根本谈不上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借着“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浑水摸鱼,削尖脑袋进入中国的核心经济领域,即农业领域进行渔利,同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因此,这种私有农场主(私有种田大户)模式,是一种落后的反时代潮流的倒退的模式,必须退出中国农村地区,不要污染了中国的农村。
五、公有农场模式
公有农场模式也是一种“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具体形式。
乡(镇)公有农场模式就是在整个一个乡(镇)成立一个“XXX乡(镇)农业总公司”,全乡(镇)集体所有制,全体乡(镇)农民一人一股,无另外的单独的私人股份。
这种乡(镇)规模的公有农场模式现在只能是试点阶段。只有在公有乡(镇)公司模式或南街华西乡(镇)模式[南街村华西村模式发展到乡(镇)一级的模式]时,才可以在全国推广。
还有一种县(县级市)公有农场模式就是在整个县(县级市)成立一个“XXX县(县级市)农业总公司”,全县(县级市)县有所有制,全体县(县级市)农民一人一股,无另外的单独的私人股份。这种模式可能要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才能实现。
六、结束语
当今阶段,在中国农村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农村小岗村经典模式和公有村公司模式,下一步是公有乡(镇)公司模式或南街华西乡(镇)模式[南街村华西村模式发展到乡(镇)一级的模式]。
最理想的是县(县级市)公有农场(“XXX县(县级市)农业总公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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