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累积策略的过渡

　　本文将就哈维对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累积策略的过渡作出简介。事实上，哈维曾于其不同著作中提及并阐述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Fordism) 至“灵活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 的的过渡，以及差不多成为他商标一般的重要概念——“空间修复”(Spatial Fix，或称“空间转移”Spatial Displacement) 。故此，为收窄讨论范围，本文只集中介绍哈维其中一本重要著作——《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里有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型上的讨论。往后的讨论将涉及以下各方面：（一）哈维就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转型上讨论的切入点，（二）哈维眼中的福特主义及其缺陷，（三）哈维所认为灵活累积作为资本主义战胜福特主义在累积策略上的缺陷，以及（四）哈维就福特主义至灵活累积过渡的理论建构。

　　资本主义累积的困难

　　哈维在开始讨论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在累积策略上的过渡时，其切入点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两方面的内在困难：

　　（一）资本主义持续增张的困难：古典经济学派 (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 及新古典经济学派 (Neo-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 纵然能为资本主义提供所谓的“无形之手”作为巿场内自由交易的理论支持，但两个学派却始终未能在理论层面为资本主义持续增长提出保证。因而致使两个学派在面对巿场失效 (Market Failure) 时亦只能低头于国家机器，需要所谓的国家调节 (state regulation) 或国家干预 (state intervention)。

　　（二）资本家占有劳动成果的困难：资本累积中涉及将人的积极劳动能力（所谓的“劳动力”Labour Power) 转变成为一种人的劳动成果能被资本家占有的劳动过程。但往往这种转变的过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十分两难的。这种两难，是由于资本家一方面需要劳动者作为人（是人独有的）具备适应于不同的生产工具及认识到将原材料转化为有用产品的潜在可能性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资本家却需要劳动者服膺于资本家的绝对指令，从而使在劳动过程中，能保证劳动者在雇用的每一刻中都是为资本家制造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故此，资本家需在不同层面上使劳动者能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哈维明确指出，这个适应过程是一个长时期而不幸的历史过程，其中不单需要在生产层面中作出不同型式的配合（如压迫、适应、同化与合作的某种混合），亦需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对劳动者的精神以至心灵上进行社会控制（如教育、培 训、勤说、劳动道德），透过大众传媒、宗教、教育机构及国家机器打造主导意识形态。

　　正是就上述两方面的困难，1945至1973 年这一段透过“福特－凯恩斯式” (Fordist-Keynesian) 的政治经济调节而得出的长时期增长，哈维认为是建立于一连串有效的劳动控制、技术混合、消费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权力分布的配套。然而，这种有效近三十年的配套在六十年代后期愈发失效。这种福特－凯恩斯式的配套最终于1973年被一连串新的配套（“灵活累积体系”，Flexible Regime of Accumulation）所取代。

　　顺带一提，哈维在理论化整个资本主义累积策略过渡中利用了“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 的语言。其中两个概念尤其重要：“累积体系”（Regime of Accumulation) 及“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哈维对这两个概念有以下的描述：

　　累积体系“描述了消费与累积之间净产品 (net product) 分配在长时期中的稳定作用；它意味着生产条件与雇用劳动者再生产的条件两方面的转变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一种累积体系得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再生产模式是连贯一致的”。不过问题是要把一切个人——资本家、工人、国家雇主、金融家和其它一切政治－经济代理人——的行为，纳入某种分布中使累积体系起作用。因此， 一定有“一种累积体系的具体化 (materialization) ，采取不同的规范、习惯、法律的形式，调节着各种网络等等，以确保这一过程的统一性，也就是使个人行为的一致性与再生产的模式相适应。这种被内在化（interiorized) 的各种规范和社会过程被称为调节模式”。（哈维 1990:121-2)

　　福特主义及其缺陷

　　在哈维眼中，“福特主义其实只是对大量生产的明确肯定。大量生产即大量消费，一种新劳动控制及管理的政治，及一种新美学及心理学；简言之，一种新的以理性，现代主义及大众民主为目标的社会。”（哈维，1990:125-6)。

　　哈维认为，作为一种累积体系，福特主义亦有其解决之前所述资本主义的两方面的困难。在解决维持持续经济增长方面，利用福特式生产，资本主义在地区层面上 (locally)利用一地区内不同行动者 (actors，如资本家、工人、政治及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妥协及重新定位来维持增长。在这点上，他枚举在二十年代在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福特利用移民工人在生产在线工作以抗衡美国本土工人当时强而有力的劳工组织，致使生产成本能得以下调；在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关系上，他举出福特利用“泰勒式”组织架构，致 使工人对资本家能作出服从。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资本主义则透过国际贸易及投资的增长，以维持经济增长。其中，哈维枚举美国如何在二次大战后利用直接的政策及间接的手段（如军法统治）在日本和欧洲从而扩张其于美洲以外的贸易及投资。

　　在解决占有劳动成果的困难上，哈维认为福特利用著名的“泰勒式”科学管理模式，改革组织架构，致使工人服从于资本家的命令，将他们习惯于一系列沉闷及不假思索的工作上。

　　当然，福特主义亦有其缺陷，而这些福特主义的缺陷是内在于福特主义本身的资本累积策略。而这些缺陷亦引发不同的反抗声音。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指出了因福特主义而引发的四种反抗：

　　第一，在资本方面，由于福特主义以调控不同行动者的位置及关系而达到稳定，故其间必做成不能令所有人都能从福特主义下的政治经济调控中获得利益，因而导至有某些团体被排挤。就行业而言，福特式生产明显对大规模的工厂生产有利，而致使那些并非使用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不能从福特式生产中获利。

　　第二，在劳动巿场方面，在福特主义下，政府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要安抚本土的劳工，故此，政府对一系列政策如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集体谈判、最低工资亦均开绿灯。在这情况下，由于劳方拥有强而有力的还价，故此当资本家想下调工资时便遇到很大的反弹，久而久之，这种不能透过下调工资来增加生产竞争力便导至劳动巿埸愈来愈缺乏弹性。另一方面，在福特主义下，由于美国政府需要安抚本土劳工，外劳便往往是被排挤于获利团体以外的对象。不少美国本土的劳工团体及工会亦受到很大的批评，指他们对外劳及其它弱势团体不加理予，成为助长政府的排斥政策帮凶。

　　第三，对国家政府而言，明显地政府亦在福特主义下陷亦两难局面。一方面，政府发现他们的认受性愈发与福利挂钩；另一方面，福利开支的长期增长亦使政府十分头痛。但假若政府突然间紧缩福利开支，便很可能出现认受性的危机。

　　第四，在文化及国际层面而言，福利主义下的贸易扩张亦致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投诉他们的本地文化受到严重的损害。

　　总括而言，以上不同的反弹，致使福特主义及美国作为政治经济的权力愈发受到挑战。而这亦构成资本主义累积策略上转变的重大因由。

　　灵活累积

　　正如哈维所说，在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头，福特－凯恩斯主义所制造出来在不同层面的问题能以“缺乏弹性”（Rigidity) 来容。在资本方面，长期及大型投资缺乏弹性；在劳动巿场方面，因劳方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而缺乏弹性；在国家方面，因政府一方面为保持认受性而另一方面面对严重财赤而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弹性。

　　而“灵活累积” (Flexible Accumulation) 正是为解决福特主义所产生的“弹性”问题而出现。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列出下列各种灵活累积的特征：

　　第一，劳动巿场二分成为“中心”与“边陲”部分；而中心部分以长期或稳定的雇用方式为主，而边陲部分则充斥着各种的相对不稳定就业模式为多，如外判，承包及散工等。

　　第二，对劳动方的控制则揉合新与旧式的控制模式，如引入家庭中使用的层级控制机制进入生产领域中。其中哈维举出日本的企业文化中雇员与老板之间有与家庭成员与一家之主的关系作例。

　　第三，在劳动巿场方面，引入女性劳动力进入劳动巿场，以减低生产成本。

　　第四，着重“经济范围”(Economies of Scope) 多于“经济规模”(Economies of Scale)。

　　第五，在消费方面，则引入快转变的潮流（quick-changing fashions) 消费模式。

　　第六，至于Urry 及Lash 曾以“无组织”来形容“灵活累积”，哈维反对这种累积策略并非完全无组织可言，反而时以一种“透过地域上的零散、流动及灵活应对劳动巿场的策略来紧紧组织起来　(tightly organized through dispersal,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flexible response to labour market) ”（哈维，1990:159)

　　第七，在灵活累积下，信息 (information) 成为被受重视的高价商品 (highly valued commodity) 。不同的行动者亦尝试以控制信息的流动。

　　第八，在国际金融层面上，亦出现一定程度的重新组织。

　　在列出灵活累积的多种特征后，哈维亦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灵活累积与福特主义之间的过渡是连贯的 (Continuity); 第二，在灵活累积的年代，政府的角色及其干预并不是毫不重要，反而是更加之重要；第三，相较于福特主义年代强调某些具集体意向的价值，反之然，在灵活累积当中则强调零碎的 (fragmented)，分散的，暂时的 (ephemeral) 及偶然的 (contingent) 的价值观。而哈维认为正因为这种不强调集体意向的价值观在灵活累积下不断被强调，以致劳工方面的集体力量很难得以形成。但哈维对这方面亦认为：在灵活累积下所强调的个人化及零碎化价值观必会引发齐美尔 (George Simmel) 所认为传统价值（如家庭价值及宗教价值等）的反弹。

　　福特主义至灵活累积过渡的理论建构

　　在指出灵活累积的各项特征后，哈维尝试在理论层面建构由福特主义至灵活累积的过渡。而在这方面，他回到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互相矛盾的三大特征及其衍生出来的周期性危机。这三大相互矛盾的特征包括：

　　第一，资本主义是以增长为目标的 (Growth oriented)；

　　第二，资本主义的实质增长 (growth in real values) 是建基于在劳动过程中对工人的剥削；

　　第三，资本主义是需要社会技术上及组织上的不断革新。

　　而以上三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是互不相容的 (inconsistent) 及矛盾的 (contradictory) 而且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而这周期性的危机正是所谓的“过度累积”(overaccumulation)。

　　在这里，哈维回到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讨论上。此外，哈维亦引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如何透过不同的途径来内化（而不是解决）“过度累积”的危机。这途径包括：

　　一．贬值 (Devaluation)：透过对不同的商品 (如劳动力) 、资本（如固定资本）及货币的贬值；

　　二．宏观调控 (Macro-economic control)：透过利用不同的制度来调节宏观经济。而凯恩斯式的调控正是此类；

　　三． 过度累积的吸收 (Absorption of overaccumulation)：透过时间转移 (temporal displacement) 、空间转移 (spatial displacement)或时空转移 (time-space displacement) 来吸收过多累积。哈维对不同的转移有以下的定义：

　　时间上的转移或者必需把资源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又或者必需加速周转时间 (turnover time) （以货币支付还给投资者的利润的速度）以便加速本年度对上年度过量能力的吸收。例如，可以通过把当前的消费转移向长期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于工厂、原料和社会的基础建设的项目来吸收过量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哈维，1990:182)

　　空间上的转移必需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这种对于过度累积问题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 必须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在其中可以继续进行的各种新的空间（例如通过基础建设的投资），必须增加贸易和直接投资，必须探索剥削劳动力的新可能性。在这方面，得到国家财政、货币以及在必要时军事力量支持的信用制度和虚构资本形成，成了至关重要的中介势力。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扩张到抢先占有的空间里去的方式以及在那些方面碰到的抵抗的程度，可能具有意义深远的后果。（哈维，1990:183)

　　但哈维认为，利用时间转移亦有期限制，时间转移吸收过度累积的能力取决于信用的有效性 (availability of credit) 及“虚构资本形成”(fictitious capital formation) 的能力。虚构资本形成“被界定为具名义上的货币价值与纸面存在形式的资本，但在既定时刻中没有真实的生产活动或物质资产作为支撑。虚构资本形成被转移成实际资本是由于所进行的投资导致实用资产的适当增加或商品的商当增加。”（哈维，1990:182)。故此，哈维始终认为：“时间上转向未来的用途对过度累 积问题的一种短期缓解，除非有通过不断加速虚构资本形成的速率和扩大长期投资的数量而维持进行的转移。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负债方面某种持续的和国家支持的有活力增长”（哈维，1990:182-3)。哈维认为1945年之后凯恩斯在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就具有这样的效果。

另一方面，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持续地在地理上的扩张是一种真实可能性的话，那么就可能有一种相对持久解决过度累积的办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跨越地球表面的逐渐移植把空间延伸进了可能出现过度累积问题的地方，所以地理上的扩张充其量只可能是过度累积问题的一种短期解决办法。长期的后果始终是加剧了的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遭受到的最严重后果”（哈维，1990:183)。

　　而对于所谓的“时空转移”亦只是时间转移和空间转移的结合。但在哈维来说，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正是“值得考虑的”，而且这亦是吸收过度累积一种“典型而强力的形式”。

　　哈维认为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灵活累积，均是利用时空转移这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来解决过度累积的问题。而福特主义衍生出来的危机只是用尽了所能够用的选择；故此只能最后在1980-1982年利用贬值的方法来缓冲过度累积的趋势。而对哈维（1990:186) 而言，灵活累积只是“两种马克思所形容获取利益（剩余价值）基本策略的简单再结合。第一种，被命名为‘绝对’剩余价值 (absolute surplus value)，要依赖于延长劳动日。”“第二种策略方面被命名为‘相对’剩余价值 (relative surplus value)，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开始为一些创新公司赢得暂时的利润和作为商品成本的更为普遍化的利润，这限制了劳动力生活标准被降低。”而哈维认为这种将两种新策略的结合正是有趣地重新利用一些旧有的和非人道的剥削来进行劳动控制。在谈及应对过度累积的问题是，哈维亦认为就算是灵活累积将两种策略如何结合，以及利用时空转移和宏观调控为资本主义带来内化过度累积的危机的选择，当如福特主义般用尽所有可能的选择时，最终亦只能行贬值一途。而对劳动者而言，最惨痛的莫过于对劳动力的贬值。

　　而如果硬要问在新的灵活累积策略下，有什么是新的呢？哈维认为在灵活累积下，新的东西是对金融巿场的转化。而哈维认为这意旨资本主义尝试利用金融的方法来解决过度累积的问题；而哈维指出在七十年代以来，金融系统得到有资本主义以来最大的自主度。但正因这史无前例的金融自主，哈维亦指出这将会暗示资本主义要面对由金融系统为其带来的危机亦会是史无前例的。

2006年1月31日

参考书目：哈维（Harvey, D.) (1990)：《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