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拣“口水尾子”到“借花献佛”——门外谈文三十题 马望野

从拣“口水尾子”到“借花献佛”

——门外谈文三十题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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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作协、文联以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等系统，纷纷在发文件、开座谈会，倡导核心价值观。与会的主要官员、名流，热情充分地挥发着正能量，很是令人大受教育。其中，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员林永健的发言，十分精采。他说了些什么话呢？请允许我抄录其原文如下——：

　　我是一名部队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很高兴，但是同时心里又是沉甸甸的，又很难受，为什么讲这个话？就在大前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令我不安。有个聚会我没开车，打了一辆出租车。我一上出租车司机特逗，“哟，你”。我说“啊”，“呀，我没看错吧，真是你”。我说“是啊，怎么了”？他说不对吧，你们这样的演员出门不得七个保镖八个助理吗，不得豪车房车跟着吗？然后我俩边走边唠嗑。他就跟我讲，林老师，你们文艺圈挺厉害的，现在演员没有不能干的，没有不敢干的，又有钱，又有名，好家伙，又抽又赌又嫖。

　　说句心里话，我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演员给老百姓留了这样一个印象，过去不这样，过去我们的老艺术家，其作品、做人都是光彩照人的，是教育人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作为一名演员，工作在一线，我个人确确实实觉得有些问题是要引起重视的，不但要引起重视，还要惩戒。另外，现在还经常提到某某某整容之后开始进军娱乐圈。我就在想，什么叫娱乐圈，打我从事这项工作那天起老师就没教过我什么叫娱乐圈，就叫为人民服务，就叫要想演好戏必须做好人，得德艺双馨。培养一个演员是那么容易的吗？要经过几年的院校培养、理论学习、舞台实践，然后再一点点地从跑群众，偶尔演个小角色开始累积，现在怎么说进军就进军了？整个容就可以进军了？就这么简单吗？所以，我作为一名演员，觉得开这个会太好、太及时了。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规范制度，演艺界也到了该规范的时候了，否则的话那么多喜欢你的老百姓会失望的，而且你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会是黯淡无光的，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演好戏。

　　因此，我们文艺工作者身上的使命是很重的，不是在那开玩笑的说进军娱乐圈就进军了，是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

（录自文艺工作者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发言摘要，

见于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1日07:26）

林永健同志的这番话，纯粹的大实话，精彩在哪儿？我以为，一是真情，二是真实。所以这种真话，能让你感动，也给你启迪。它是决不会被人认为是“口水尾子”的。

 

“口水尾子”这个词儿，我是在史无例的日子里头一次听说的。那时侯，本尊被弄到参军所在地的铸造厂去从事劳动接受改造。我头上顶的那罪名可大的吓人，从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旗手反起，一直反到中央文革、本单位红色政权。而其实就是对企图夺权上台的主儿的话儿不太买帐而已。举例来说吧。人家主张大会发言要大撒手让他们讲话，认为那才是所谓革命路线，而在下却不识相，认为那不就乱套了么？既然不能公开反对背景超强的所谓“革命造反突击队”，私下便嘟囔说，那就信马由缰好了。谁知这一下竟戳到人家的痛处。于是“跑野马”便成为被他们口诛笔伐的天大罪过。实质上，人家是以为你是唱反调，在阴谋反对它夺权，因而下手反击就特狠特厉害，揪斗，批判，把我摁到虚拟出来的所谓“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里，最后连帽徽、领章、军衣都给扒了，削职为民，撵出首都。可是，到了铸造厂里，好象是为了表示他们很讲政策，倒让我在铸管车间担任学习班长。好歹我那个复员军人的名义还未被公开剥夺，尚可利用。于是，生产班长只管派活、验收，我却要管考勤、读报。其实这个活计是一直没人愿意去干，没人肯干，才轮到我出马。每天的作业由一个班连续干了八个小时的重活以后，还要集中在一起读社论或文件。工友们满身又是油烟来又是臭汗，又脏又累，特别是那些家属工（当年，为了让固定工家里多一份收入，厂里吸收了一些工人家属当辅助工），都急着回家煮饭接孩子喂奶，谁愿意坐下来闲呆着？报章文件一读完，不是瞎聊加乱侃，就是长久的冷场，有些想早下班的人于是很不耐烦地说：我来拣点“口水尾子”吧。顺嘴简单重复了我念过的几句话，因为文化不高，有时还说错了，说拧了。当场我那个尴尬，那个难熬，至今一想起来，心里无论如何还忘记不了。既欢迎大家发言，又害怕出现错话；我实在无可奈何，就发话说了，如果没有更多的意见，你们就表个态，说是同意，我好去向指导员汇报。其时指导员由到厂里支左的军人担任。因为工人中非党群众居绝大多数，党支部师出无名，就出现了此等态势。其实，指导员也不在意大家的学习的成绩，只关心工人的思想有无问题。而我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和工友们同甘共苦在一起干活生活。他们开玩笑、骂大街，也不背着我；有了大事还来和我商量讨主意；他们的喜怒哀乐，不说我也知道。指导员不问，我也不会去说。指导员问起，我也不会指名道姓地说。那时侯，我非常感谢这些工友们，他们不仅平等地待我，而且教会了我懂得很多事，学会处好很多事。“口水尾子”就是我那时第一次听到的一个名词。深想一下，那是知识，也是技能。可惜，我虽不是杠子队长，遇事就抬杠；却也不会顺杆派爬，明明是白的我也跟着说是黑的。所以拣“口水尾子”这种动作也就一直在歇菜。不是我学不会，而是我不屑为之。因为我一生就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我就被同学和师长熏陶出这种观念了，认为这是一个人必须或者应有的一种品格。留声机，墙头草，随声附和，翻云覆雨，是我们当年最讨厌的评说和责难。至今，我还保留着这种观念，无可更改。也许这就是我永远不合群，不活泛，没有突变，没有冒尖的一个缘故吧！但是我不后悔，我认了。

 

近日读到了四篇文章：《文艺当显正能量》（刘汉俊）、《文艺不能有“高原”缺“高峰”》（纪东冲）、《让文化民生成为治理追求》（詹勇）、《为好声音喝彩，为正能量点赞》(李存义)，懂得了有关文艺的一些事情，颇有收获。

◆刘汉俊同志指出，我国文艺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倾向。“有的作品缺少国家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观照和人民感情，主题苍白、导向偏颇、色调晦暗、制作粗鄙，以娱乐挤兑教育、制作取代创作、技术冲淡艺术，丧失教化苍生、净化风气、美化心灵的功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有的存在淡化理想、软化信念，远离崇高、讳言伟大，歪曲正义、阉割真理，刈除规范、消解传统，戏说历史、恶搞经典，亵渎先贤、轻薄英雄，篡改定论、颠覆主流，漠视现实、轻言人民，哂笑牺牲、调笑奉献，渲染阴暗、炒作?幻的现象，搞文化虚无主义、打政治‘擦边球’、热衷于揭历史伤疤，唯洋是瞻，甚至自灭志气、自毁长城。或立意模糊，崇高与猥琐、光明与阴暗、正气与邪气、高尚与卑鄙界线不分；或格调不高，风花雪月小我腔，滥情艳遇生死怨，媚俗、低俗、恶俗现象登堂入室，畸形人生、变态心理、另类生活、极端行为招摇过市。作品的背后，是作者的思想和情怀。一些人或心态浮躁、精神萎靡、道德低下、观念错位，散发出戾气、邪气、暮气；或沾满铜臭气，为追求卖点而制造骂点，为博取市场而叫卖私丑，沦为‘市场的奴隶’；个别品行不端，甚至劣迹斑斑?从艺者不耻反荣，大捞粉丝、赚足眼球，毒害社会风气，挑战道德底线。”

（2014/10/21《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纪东冲同志则继而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源远流长、诗书底蕴深厚的国度，独独不缺的正是文化的创造智慧。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卷入功名利禄的追逐，哪有时间精力沉下心来反复打磨、精于创造？有人说，文艺工作者也是人，也要先生存，坐十年‘冷板凳’，日子过得清汤寡水，连老婆孩子都对不起。还有人说，看到那些掺水、低俗、劣质之作反赚名得利，谁还有心想传世之作？凡此种种诚然如是，但如果我们忘记了初心，失去了定力，也就愧对‘灵魂工程师’的美名。‘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如果荒芜了内心那一方圣洁的净土，又怎么能盛开纯美的花朵？”

（2014/10/22《人民日报》）

◆詹勇同志还指出，一直以来，“文化鸿沟”的存在，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异的重要体现。当大城市的市民为看《黄金时代》还是看画展、听音乐会而纠结的时候，不少地方的人们，只能在“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的节奏中重复单调的舞姿。。。。。。。人们发现，全国叫停的663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中，涉及文化领域的不少。云南河口2.7亿元建设的文化长廊、广西柳州7000万元建设的柳宗元雕像等，都把巨大投入打了水漂，成了败家子工程、文化烂尾工程。在一些地方，一方面是投入巨资搞文化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又是群众文化活动难开展；一方面是各种文化资源源源不断地提供，另一方面又是群众有兴趣、有共鸣的内容太少。问题症结固然很复杂，但不以人为本、不问民所需，往往是通病。现实中，一些干部用长官意志取代文化规律，把市场规则滥用于文化发展，于是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不断上演，重建阿房宫、争夺“西门庆故里”等文化怪胎不时出现，打着民生工程幌子的“政绩工程”频频亮相。

（2014/10/28《人民日报·评论员观察》）

◆李存义同志又指出，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也给非理性声音提供了传播渠道。在一些网站和微博、微信圈，理性批评让位于情绪宣泄，网络似乎变成负能量的放大器。越是负面新闻、负面事件、负面话题越能受到关注，越是反主流、反权威、反体制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一些专唱“反调”的大V们利用网络集权化、垄断化的传播机理，利用粉丝们的从众性和跟风效应，对正面、理性的声音围攻谩骂、狂轰滥炸、排斥打压，形成一种“批评的狂欢”，造成网络舆论生态的恶化。

（2014/10/28《人民日报》）

刘汉俊、纪东冲、詹勇、李存义同志的言论，让我意外地想起了李德龙同志所写的《“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当提倡》。他谈论的虽不是文艺界的问题，却对文艺界现状也很有针对性；我以为。

◆李德龙同志这样写道——

“法国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国古语中也有‘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说法。”

“我国历史上不乏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典型事例。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众多身份低微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北宋时期，范仲淹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信条，力谏朝廷治弊革新。在任大理寺丞（宋初为寄禄官，后为正八品职事官）时，位卑言轻的他就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宋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后来，他虽经三度贬谪，仍多次忠言进谏。这一切都源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与情怀。屈原、苏武、陆游、顾炎武、林则徐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历久弥新，令人感佩。”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一贯强调，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主体与责任人；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不仅需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想大局、顾大局，服务大局、推动大局。”

（2014/10/22《人民日报·思想纵横》）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我想，那意思和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差不多的吧？记得，当年李存葆同志在其成名作中篇《高山上的花环》文前的题记，就是这句诗，很准确地表达了一个革命军旅作家的情怀。读了李德龙同志的大作，我忽然想起了，72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曾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身上，如何正确处理党员和文化人的关系。他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党员。（见《陈云和文艺工作》，中国网 china.com.cn 2007-09-19）这不就是说，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化人，这里的位置必须摆正，决不能颠倒。他决不能不负起一个党员的责任。那么，一个作家怎么才能负起一个党员的责任？大概就要象李德龙同志在他的文章里提到的“想大局、顾大局，服务大局、推动大局”吧！而大局是什么，在这里就无须细说了。。。。。。

我们的党员作家，我们的党员文化工作者，是否经常想到陈云同志说过的那番话呢？

不料，本周日，在下的这篇文章才写到此处，我家的孩子回来探望老人，竟被他们在电脑的屏幕上见到了如上的文字，马上就质问，您不也是在拣“口水尾子”吗？我一楞，差一点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脑筋一转，马上就反击说，我拣的并不是“口水尾子”，而是生活的反馈，现实的写照，肝胆的结晶，心血的精华——诸位作者的闪光的有声的章节。传播和转发优秀的情思与文采、独到的视角与发现，那应该叫做“借花献佛”**吧？

孩子们笑了，说：“真有你的！”

谁能够不叠罗汉便能够看见遥远的风景呐！

我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

于是，这篇文章就有了而今的题目；《从拣“口水尾子”到“借花献佛”》

（2014/10/31）

 

 [注]* 见宋·陆游：《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来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令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注]** 最早见于《过去现在因果经》：“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花，以献于佛。”例：清·赵翼《瓯北诗钞·七言律三·村舍即事》：“将酒劝人无恶意，借花献佛有真情。”

[注]*** 此言化自明·李贽《焚书·杂说》：“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经第四》中，曾如此使用：“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以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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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倡议抵制“文化雾霾”

本报记者 陈梦溪

《北京晚报》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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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首都电视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在北京电视台举办，演员张国立、宋春丽、编剧陆天明等人批评了当前影视界的一些现象。张国立称自己已“憋了好长时间”：“现在都叫娱乐圈，不叫文艺界了，习大大的讲话就是要回归正统，让文艺界就是文艺界。”

    会后，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会议代表向全国影视工作者发出倡议书，号召影视创作坚决不做市场的奴隶，一致反对“文化三聚氰胺”、“文化地沟油”、“文化雾霾”进入荧屏和影院，始终把社会效益放首位。

 

    张国立称原来自己的剧电视台抢着要，近年来他一直倾心拍摄“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却发现被市场抛弃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是一个有岁数的人，要有情怀，得坚持，坚持不作假收视率，人家说可以买点儿收视率，但我不干，人得有情怀。”

    张国立进一步对作假“开炮”，称如今大家不但在作假，甚至为那些不高级的东西作假，“都大数据时代了，但摆在你面前的数据都是假的，你说悲哀不悲哀？”张国立追问与会者，“今天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呢？你们都不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咱们首先得从说真话开始。比如假收视率这个污染，一定不能污染到北京台，如果北京台失守了，那就全失守了。”

    张国立说，有一段时间强调抓票房，希望用国产电影顶住好莱坞大片的入侵。但迫于经济压力做事，早晚要为此埋单，“当我们只注重收视率、只注重票房的时候，势必会拿庸俗的东西给年轻人看。”张国立称自己曾一度想不明白，但现在到了该想明白的

时候，也到了回归正统的时候了。

 

    演员宋春丽接过张国立的话，感叹如今演艺圈和演员的现状，“我和国立这一代演员，经历了不少事儿，但娱乐圈里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近些年的，我接受不了”。 宋春丽说自己至今无法接受“艺人”这个称呼，“我不是艺人，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艺人里面总有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我不要把自己混成一个艺人。”

    宋春丽极其反感“娱乐圈”或“演艺圈”这种称呼，认为其门槛极低。“谁拉来钱都能当导演，七大姑八大姨全能一块上。我们所谓的艺术家，真的沦为艺人了，甚至是撂地摊的艺人，我们把自己降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宋春丽说，“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个是多低的底线啊，但是今天重提，可见我们已经把底线放到了什么位置。

 

    著名编剧陆天明更加慷慨激昂地提起此前他炮轰邓超主演的电影《分手大师》一事。“我发了个帖子骂了一下邓超，随后我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说请你嘴下留情，别再骂了，我们每年要和好莱坞比票房，有压力，如果你骂的太厉害，我们的票房就下去了。”陆天明称，现在的电影人把票房摆在第一位，把对青年观众

价值观的后期影响放在第二位，“烂到如此、恶俗到如此的片子，只要挣钱就可以。”

陆天明尖锐地批评“票房第一”的做法，进而指出近些年来，电影批评界一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很多电视台一直在为《小时代》、《分手大师》这样的烂片站台，为他们吹。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只要娱乐、不要其他能量的观众，不逗他笑、不好玩，就不看了。”陆天明认为，应当引导观众关注好的影视作品，市场不能放任自流。

（本报记者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