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领导评苏共二十大及开始批评赫鲁晓夫

 毛主席领导评苏共二十大

及开始批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着力研究和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亲自领导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开始批评赫鲁晓夫。

（一）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

1，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2，大会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的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3，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地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4，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主席会见时高兰说的。）

5，赫鲁晓夫利用阴谋手段篡党夺权，一步一步逐步全盘否定斯大林。

赫鲁晓夫利用阴谋手段首先从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手中，夺取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继之，使用很不正当手段杀害了贝利亚；再则，又从马林科夫手中窃取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这样一步一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为巩固其所篡夺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就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这个问题，也是其采用阴谋手段逐步实现的。

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他逝世不久，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4月28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一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这几乎与邓小平篡党夺权后，否定毛主席的做法如出一辙！应该反过来说更恰当：邓小平之流是效法赫鲁晓夫的阴谋手段！——笔者注）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但当赫鲁晓夫们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根基巩固了，就露出其庐山真面目：在二十大上抛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二）毛主席领导评论苏共二十大，批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毛主席主持会议评论苏共二十大。第一次会议“破题”。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很不赞成。（《毛泽东文集》 第7卷，P42）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3月3日下午1时半回到北京。下午4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12日晚上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2时。

从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取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也把较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上来。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下面是吴冷西同志在《十年论战》中的回忆中，关于3月17日晚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情况：

我参加会议的通知，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我的。他说，毛主席要求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便中央开会讨论。当时我以为要开政治局会议。我第二天接到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到颐年堂参加书记处会议时，又以为会议缩小了。这都同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有关。我当时还不了解毛主席处理重大事件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处理重大事件时通常都是先开小会，再开大会。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先开书记处会议，酝酿一下意见，再拿到政治局会议去充分讨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在苏共20大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在西方报刊上透露出来。我党曾派出朱德、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朱老总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党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但是，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3月10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人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先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同志，全篇译校完毕再重印成本，再送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是在新华社把译文全部印出后才决定召集中央会议的。

3月17日晚上，大约8点钟，毛主席到了。他坐下来就问我：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否都印发给大家了？我说：都发了。所有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都发了。毛主席接着问，报告是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吗？我说是根据这家报纸发表的英文稿译出的。（后来才知道，《纽约时报》的英文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从华沙获得的俄文译出的。）毛主席说，苏共搞得那么神秘，20大时只派人给我们口译一遍就走，而西方却得到了文本。这时邓小平补充说，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大会在25日闭幕。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当时代表团商量朱总司令年纪大，由我听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电报中央了。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主席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它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毛主席接着说，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邓小平谈到，此次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苏方没有同我们单独会见，而是在同各国代表团礼节性会见时，对朱老总祝词中支持他们，对我们发表的社论，说了一些好话。但是，看来苏共的大国主义基本上没有改。作秘密报告，事前不打招呼，事后念一遍就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也强调指出，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恐怕不易改。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国主义传统在俄罗斯人头脑中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因在苏联多年，谈了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事例。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刚拿到材料，可能没有来得及看完。我也刚开始看。希望大家仔细地看一看。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样，17日晚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可以说，这次会议只作了“破题”，即毛主席的两点意见，讨论还没有展开。（《十年论战》P3-7）

2.根据吴冷西回忆：

过了两天，3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1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胡绳、邓拓和吴冷西等人参加。我到颐年堂后不久，毛主席进来了。看来毛主席刚起床不久，因为不一会儿勤务员给他送来用茶杯盛的稀粥。他一边喝粥一边主持会议。通常，毛主席晚上睡得都很晚，有时天亮时才睡。很多会议都是在下午召开，毛主席边开会边吃早饭。

毛主席边喝粥边说，请大家议论议论。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他说：我从头到尾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很吃力。总的感觉是很乱，不知你们觉得怎样？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王稼祥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张闻天、刘少奇、周总理都讲了话，好多人也在中间插话。

王稼祥认为，报告给他印象较乱，格调不高，近乎谩骂，没有讲多少道理。究竟斯大林错在哪里，说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个人崇拜是结果还是原因，搞不清楚。讲到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肃反的错误，对战争准备不够以及战争初期瞎指挥，农业问题的错误，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等，就是这么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没有讲出系统的、有分析的道理来。看起来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在一些同志插话后，王稼祥接着说）苏联不仅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是在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上，在对中国党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党历史上的错误，如立三路线，与斯大林有关。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抑制各国党的积极性，对各国党瞎指挥，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危害很大。（王稼祥同志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曾表示支持，后来怀疑、反对，在中央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时同毛主席议论过。在遵义会议上他首先起来支持毛主席。毛主席曾多次肯定稼祥同志的功劳，说没有他首先起来造反，遵义会议不会那样快否定王明路线。）

张闻天在会上也讲到，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当然，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做了贡献，为苏联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础。苏联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是靠30年代建立的工业基础，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再一个问题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次外交部召开大使会议，我们好些大使觉得与驻在国的苏联大使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我国驻外大使觉得他们与英、法、美等国一样，都非常强调欧洲问题。他们是欧洲第一主义，以大国自居，在亚洲、非洲的工作开展的不好。这次驻外使节回来开会，大家觉得苏联看不起亚洲、非洲。

周总理也谈到苏联大国主义问题。他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搞外交工作时间不长，他们比我们长得多，理应比较有经验。但是，看来他们思想比较僵化，许多事情不讲策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我们与杜勒斯（美国国务卿）、艾登（英国外交大臣）、蒙代斯.佛朗斯（法国外长）的斗争很复杂，怎样利用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以孤立美国，怎样争取印度，当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时，莫洛托夫很古板，只讲斗、斗、斗，对怎样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的孤立美国，考虑不多。他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破裂，要么按自己拟定的原方案办事，如果原来方案不成，第二个、第三个方案都没有准备。他们把英、法、美这些国家看作铁板一块，没什么矛盾可以利用。他们不讲利用中间势力，这也与斯大林过去的公式有关。斯大林一直认为中间派是孤立打击的对象，说它是最危险的。这个公式当然是错误的，应该是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很快就闹僵了。我们准备几个方案，事先与苏联同志商量时，他们认为没什么好谈的。我们明知问题比较困难，还是准备了几个方案。在会议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几个方案提出，美方都拒绝了，这就充分揭露美国顽固不化，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美国真面目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而苏联代表团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可能反映苏联满足于朝鲜南北对立，要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面。

周总理又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争取和平解决，但苏方不积极，认为还要打下去。当时法国政府也觉得打不下去，困难很多。法外长当时希望按他们的条件停战，我们提出要利用这一点做法国外长的工作。莫洛托夫认为没什么可谈的。葛罗米柯当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他认为法国与美国一样不愿意和平解决。我们提出要改变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做英、法、印度、加拿大、泰国等国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矛盾，因为美国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把法国拖垮，由它接手。我们要利用美法这种分歧。当然苏联最后还是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内瓦会议说明苏联同志比较僵硬、不讲策略，他们处理许多问题都是这样。

总理还谈到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历史上有过多次事件。在党的七大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我党的许多错误时，我们没有讲苏联，只讲自己犯错误。但实际上许多问题并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苏共决定的，或由苏共主持的共产国际决定的。当时中国党只是照办。现在谈斯大林的错误，应该说中国革命受的损失，苏共要负一定责任。看来共产国际解散是对的。一个外国党，尽管是一个大党，历史很长的党，像苏联党这样由列宁创立的党，对别国的革命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未必正确，甚至可以说肯定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别国国情，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别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犯错误。我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结合得好。我们没有按斯大林的意见办，按毛泽东思想办。

毛主席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到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十年论战》P7-12）

（三）怎样看待斯大林。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3月2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毛主席比较系统地谈了对斯大林的意见。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儿，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说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主席说，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一百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十年论战》P12-15）

中间，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一些讲话后，毛主席接着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的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十年论战》P18）

2，会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都讲了话，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当时已有迹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受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过去同苏共说一样的话。苏共习惯于把各国党当作自己的传声筒，对国际群众组织更不在话下。所以一些兄弟党有人退党，英国党、美国党都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悲观失望。有的同志提出，在这样的风浪面前我们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主席问大家是不是要表态。他说,是不是用支持苏共“20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40周年。是不是40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十年论战》P19-20）

这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月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们党的观点，并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加以协助。毛主席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十年论战》P20）

3，十天以后，刘少奇受毛主席委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初稿。在此之前，这篇初稿出来后，小平（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指定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同陈伯达一起讨论修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后由陈伯达再行修改，于4月1日送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这次刘少奇主持讨论的实际已经是第六稿。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文章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刘少奇说，“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译名，用哪个更合适？现在用的是“个人崇拜”，先这样用也可以，不过，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好一些。（按：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是“个人崇拜”，后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才改用“个人迷信”。）

4，4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他先把昨天夜里在稿子上修改的意见作了解释。他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毛主席着重讲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是：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他说，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还讲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间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主席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根据会上其他同志提出的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方面的意见，我们当场把稿子改好了，毛主席决定，文章当天晚上广播，4月5日见报。（《十年论战》P21-24）因为4月6日米高扬将率苏联代表团到北京。

（四）文章的要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主要论点是：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以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僵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广东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2.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3.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有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4.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党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5.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6.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60-67）

（五）文章发表后，继续做好工作。

1.文章发表的重要意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又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提出新的发人深思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

2.文章发表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同外国党的同志说明我们对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的态度。虽然文章是从正面阐述我党中央立场的，明眼人也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但是，中央认为，还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必要而又适当的表态。

毛主席首先同兄弟党谈及评价斯大林的是苏联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的第二天，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其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连同斯大林时期援助的141项工程，合共156项）的协定。毛主席在会见米高扬时，感谢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并表示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毛主席又谈到，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嚣，中苏之间应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主席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几天之后毛主席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又重申了我们党中央对斯大林的看法。

4月29日，毛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包括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的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议论纷纷，一致给予好评。毛主席对他们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主席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9月和10月，在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国国庆节期间，毛主席会见了好些兄弟党代表团，对其中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对斯大林的看法。毛主席曾单独同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到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现象，指出好像存在着老子党对儿子党的关系。毛主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共代表团在中共八大大会上致词时大讲苏共如何伟大，对中国革命如何帮助等等，俨然以老子党自居。 

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毛主席谈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毛主席还说，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主席同英共主席波立特等会谈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主席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因，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十年论战》P31-32）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集中表现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