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自由与解放——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及所想

极权、自由与解放

——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及所想

在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总是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辉。先是奥威尔死后《1984》被立刻拍成电影，后是反映两德统一后一位勇士勇赴东德魔窟发现像章鱼触角一样渗透到人民生活中的监听装置的电影《窃听风暴》同样让人们想起《1984》里的情节（《南风窗》2007年五月下）。无须赘述，奥威尔已成为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家，他的思想引导着匈牙利事件以来顿捂摆脱极权主义思想控制的青年为自由献身。

奥威尔思想的转化始于“历史在1936年停滞”的西班牙内战。作为一个“无知”的激进青年，奥威尔加入了国际纵队与海明威、卡帕、白求恩共赴烽火连天的伊比利亚半岛。时值斯大林清洗异端分子的顶峰，奥威尔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了恐怖的追杀，他开始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产生了怀疑。回到英国后，他写下了战地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表达了对国际纵队战友和西班牙人民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居心叵测的“国际”上级的不满。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9）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让奥威尔彻底放弃了幻想，他写下了《动物庄园》（1944）和《1984》（1949）两本最为知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着力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

《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极权主义国家“大洋国”的一名边缘党员。在“大洋国”中，所有人都受到统治者“老大哥”无孔不入的监视与控制：家中树立的电幕使人们的举动完全为思想警察所掌握，广播里不停播放第九个三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消息，大洋国的敌人（准确的说是老大哥的敌人）果尔德施坦因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电幕上，用以激起人们的愤怒并使他们对老大哥更加忠诚，老大哥思想控制的魔爪甚至伸向了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利用少年侦察队的孩子监视他们的父母，人们正逐渐使用一种“新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种语言却是实现控制的可怕工具。大洋国发生的众多怪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老大哥实现对政权的永久掌握。主人公温斯顿想要反抗，却被伪装成异端分子的思想警察奥勃良和却林顿监视。在读到禁书《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后温斯顿被捕，他在“友爱部”里经受了非人的折磨，独立的精神在老大哥强大的专政机构前彻底崩溃。小说的最后奥威尔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热爱老大哥”，将个人在巨大的极权主义强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政治讽喻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反极权主义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被奥威尔完完全全地搬上手术台并由他主刀解剖出它的各种要素给我们看：专政机构的强大压力让人们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连性在未来也将要有配给证供给（此举是为了使人们对老大哥更加忠诚），而非由人民自己决定。最为滑稽的是，人民连大洋国正和哪个国家打仗都不知道，一会儿是欧亚国，一会儿是东亚国。当老大哥想要改变人民的思想时，他只需让“真理部”的职员（温斯顿就是其中之一）“改变过去”就可以了。显然奥威尔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肆无忌惮地篡改联共党史，二战时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摇摆不定的斯大林。这位斯拉夫血统的老大哥和他建立的制度一直是被口诛笔伐为极权主义的对象。它的恐怖面目在《1984》和后来另一部震惊世界并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拉格群岛》的批判下愈加清晰——它只以控制和野蛮为基础。

不过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当代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祭司诺姆·乔姆斯基似乎也从“自由主义者”奥威尔处得到了启示。在他的名篇《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的恐怖主义》中，他用同样犀利的笔锋勾勒出了另一个存在，而且威力丝毫不逊曾经的极权帝国所拥有过的“新语”体系。这一体系为反恐大军东征西讨提供了“道义”基础。显而易见的事实被它篡改得面目全非，它也在毫不犹豫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颠覆萨达姆政权之前，布什总统给独裁者开出的种种罪状——藏匿恐怖分子和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前伊军还在一相情愿地销毁“萨姆—2”导弹以证明自己的和平愿望）全都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证实。但布什总统已经部分支取了人民的信任和不干涉。旧的老大哥被打倒了，新的老大哥却已然借助屠杀平民的武装保安建立起他的“新秩序”。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句话不仅为斯大林们所熟谙并实践，在西方“理想国”的君王心中它同样被奉为至理名言。布什总统的前辈使用“新语”的历史源远流长：闹剧般的“东京湾事件”——作为一场严重消耗美国国力战争的导火索——的真相在时隔四十一年才为世人所知晓。它不过是换了个水域发生的“亚罗号”事件，而侵略者总是用“新语”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约翰逊总统巧施烟雾，发表激情洋溢的电视演说，怒斥越共对美国尊严的挑衅，挑起了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潮并开始了一场“自由”战争。然而美军在越南的种种暴行（大规模使用脱橙剂、燃烧弹并制造屠杀）使人们发现“自由卫士”约翰逊总统只不过扮演了《1984》中讲台上喋喋不休竭尽全力让人民对大洋国敌人产生愤恨的核心党员的角色。电幕上“两分钟愤怒”的对象只是由果尔德施坦因换成了胡志明这位十年前要求举行越南全境合法选举的东方农民。难道约翰逊总统对胡志明的愤怒转化为人民的愤怒就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在另外一个“自由典范”智利，国家计划和社会福利等经济专制的象征被打破，自由名下的政治经济双极权却得以推行。所谓的经济“自由”的确使智利在1982年以前尝到了出苦力开铜矿的甜头。但不幸的是，经济自由的智利在八十年代的拉镁债务危机中却未能幸免于难，因为智利欠下了外国主子巨额债务。如果说“自由”在哈耶克意义上既包括消极自由（free from……）和积极自由（free to……），那么智利的经济“自由”连消极自由都算不上——它无法抵御债务危机。“芝加哥男孩”的出口导向式经济会导致一国经济结构畸形，它也就无法抵御来势凶猛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最终“自由”总统皮诺切特在债务危机中下台）在失去经济自由的同时，智利人民的政治自由也被无情剥夺。皮诺切特在智利悄然建立起监狱，阿连德总统的殉职只是血腥事件的开始。成千上万的左翼分子“失踪”或被驱逐（弗兰克就是这个时候因其左翼倾向被逐出智利的）。智利人民的确分享到了大洋国意义上的，和牲畜一样的“自由”。

有意思的是，第三世界其他被标榜为“自由典范”的国家同样无一不是独裁国家——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他进行了20世纪针对平民最大规模的屠杀并用化学武器镇压东帝汶的独立运动）、朴正熙全斗焕的韩国（全斗焕被默许镇压了1980年的光州起义）、蒙伯托的刚果、索摩查的尼加拉瓜、巴蒂斯塔的古巴。在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1984》早已为我们勾勒地无比清晰的极权主义魅影。不过多亏了 “真理部”的众多职员，这些独裁者的过去也是可以“控制”的。当独裁者听命于美国时，他们便是美国坚实的盟友，负责任的地区性大国；当他们需要被抛弃时，他们曾经负的“责任”便像奥勃良手中飞出的那张照片一样化为乌有。而那些真正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却被“新语”毫不含糊地丑化为暴动分子和分裂势力。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当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并试图点燃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革命烈火时，美国便利用伊朗和伊拉克的什—逊矛盾和利益冲突鼓动并资助世俗的萨达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与伊朗展开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其间里根、拉姆斯菲尔德和老布什频繁出访伊拉克并与从来没有改变其独裁者性质的萨达姆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甚至向伊拉克提供间谍卫星图片以及生化武器。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因为他和“自由世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停止，但两位总统还是容忍了“我们那位狗娘养的”（罗斯福的国务卿评价索摩查）残酷的行径。而在另一面，1951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而迅速遭颠覆，危地马拉也从此陷入了长达四十年的内战，非正常死亡的平民数以十万计。

什么是自由？“自由即奴役”，老大哥这样告诉我们。但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斯拉夫血统的老大哥，也看到了其他血统的老大哥。“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口号并没有因为老大哥由A换到B就有所改变。但它一方面被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被踏上几万只脚。喊着“平等博爱”口号的人却拿着长短不一的尺子比较两种不同的制度。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2.0的时代看到的“自由”却是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并制定世界规则无偿剥削无产者的自由。这不是平等的自由，那些先前“自由”的无产者也会因此而被剥夺自由。自由不应是静态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应该是动态的。因为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能力——保障这种自由状态不受侵犯的能力。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地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无产者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民主化”了的苏东国家的无产者从瓜分国有企业中得到的残羹剩饭早已被接踵而至的通货膨胀洗劫一空），所以只得在这种地位上宿命似地为生存不停劳动。劳动，这一创造人类世界并推动人类世界向前发展的活动，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并没有在它本质意义上成为一种需求，无产者反而异化成为资本增殖中被任意摆布的商品。商品般的无产者没有自由，如果有的话，也是被买卖的自由。那些把反对极权主义追求平等自由挂在嘴上的“社会良知”，却对无产者在资本面前的渺小熟视无睹。他们承认人是自由的，却听任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中被剥夺参与生产管理继而失去对生产和自身命运的控制。因为撒切尔夫人说过“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无产者其他选择都是非法的，都只能滋生极权主义。于是他们就只能接受自由外衣包裹下的资本极权。这些像牲畜一样被驯服到“无差别”，失去了自主性的无产者；在萨伊工资铁律面前无可奈何，沦为赤贫的无产者；在一次次战争和萧条中失去家园，无立锥之地的无产者，究竟有多少保护自身自由状态的能力？他们在被市场割裂成一个个“原子”，被资本剥夺剩余价值之后是否仍旧能够肩负起认识自身宿命，实现自由并解放（liberate）自身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既然自由也是一种能力，那么要实现自由就必须保障这种能力，而不是像形形色色宣称无产者已得到“自由”的老大哥所做的相反。自由不能排斥任何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状态，以及增强借以保障自由的能力的权力，无论他是美是丑，是穷是富。在我的理解中，这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设想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联系的方式存在，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这种联系中获取仅凭他个人的劳动实践无法获取的能力，也就可以真正保卫他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兴建学校、图书馆和文化沙龙，无产者就可以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就不会成为没有精神追求的物质人；兴建城市中的社区卫生院和农村中的流动卫生所，无产者就可以在还未病入膏肓时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他们就不会因疾病而失去劳动能力既而陷入受控制的境地；兴建不那么豪华的劳动者公寓，无产者就可以得到属于他们的栖身之地，他们就不必挤在简陋的小屋里挨日子——这是实现自由的基础。自由不是供学院文人抒发自己远大志向的辞藻。只有当无产者得到了自由，他们才能展望一个解放的明天。而他们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

“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他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为广大的无产者所拥有。我们需要体味出《1984》中奥威尔对无产者受压迫命运的表达以及温斯顿在读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后产生的“未来属于无产者”的信念。这或许就是这本《1984》不朽批判光辉所照亮的地方。

参考书目：

《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的恐怖主义》，[美] 诺姆·乔姆斯基著，叶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