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起源、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王希

　　上世纪的最后20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成为美国社会中最引人注目和充满争议的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传统的美国思想和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国家的历史与未来。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它改变了美国各级教育的内容，帮助改正了少数族裔和妇女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长期遭受的体制性歧视的状况，使“多元化”（diversity）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真实存在，使对“多元性”的尊重成为美国公民行为的一种道德和法律准则。由于触动了原有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多元文化主义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不仅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冷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反弹。

　　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一直被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领域广泛使用。虽被称之为“主义”，但它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系统而严密的理论。对其内容的界定，更多是取决于对它的具体使用。

　　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对群体差异的承认和对群体认同的强调。在教育领域中，多元文化主义特指在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增强对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及认知，改变传统美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一枝独大的“文化压迫”现象，为学生提供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传统，最终减少乃至消除种族主义的偏见。在哲学和文艺批评理论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被视为是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同类，最终目的都是对西方文明的知识和话语霸权进行挑战，提倡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寻求对人类文化能力的保护，提倡在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能够动员社会力量，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地分享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权利。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文化”是政治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文化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在政治和经济权力占有上的不平等，要在美国建立真正的文化平等，必须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及权力资源的分配机制。

　　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与实践

　　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的结果之一。民权运动在思想、组织和取得的成果等方面都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首先，民权运动采用以种族为基础的“群体斗争”的方式来争取 “群体权利”，创造了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核心与“群体诉求”和“群体权利”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哲学联系。其次，民权运动时期通过的一系列联邦法律——包括《1964年民权法》、《1965年投票权法》等——为美国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从体制上使联邦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民权运动后，南部黑人重新获得选举权并积极参与政治。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从《1964年民权法》衍生而来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也译“平权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联邦政策，为推动包括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成员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大学、工会、学术界、军界上层、私人企业、文艺界、大众媒体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65年的新移民法改正了长期实施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得以进入美国。到1990年为止，进入美国的1600万新移民中，有88％的人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199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将近80%），但根据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各种族和族裔人口的自然出生率和移民来源的估计，到21世纪中后期，有色人种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200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白人人口的比例降至75%，证实了这种估计的正确性。人口结构发展的趋势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是对这种不可回避的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种政治回应和新国民文化的准备。

　　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得最深入、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196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民族成员仅占总数的6％，到1988年时这个比例上升至20％，同期的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也由35％上升到54％。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高等院校任教的有色人种和妇女人数寥若晨星；到1985年时，高校教师总数的 27％是妇女，10％是有色人种；1995年时，少数族裔占全国高校教师队伍的12.9%。虽然就全国人口的少数族裔的比例而言，这个数字仍然偏低，但其进步速度已经十分显著。

　　多元文化主义带来了美国大学人文和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强调少数族裔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开始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最为强烈。一方面，民权运动促使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本质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新崛起的群体（种族、族裔和性别）要求得到历史的承认，史学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呼应，新美国史学应运而生。一些亲身经历了民权运动的和具有少数族裔或女性背景的历史学家成为新美国史学的主力军，他们把建立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观看成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使命。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被普遍纳入大学的历史教育中，而且也为中学历史教材所采用。引起巨大争议的《美国中学历史教学标准》（1994年完成）就是后者最集中的表现。

　　多元文化主义引起的反弹和面临的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批判和对现实美国政治及教育体制的影响，引起了传统势力的恐慌，而它本身在理论上的模糊性、诉求上的广泛性以及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硬性”做法（包括在招生、招工和签署联邦合同时采用定额制）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在许多场合，多元文化主义被理解成为要求人们在公众场合的言谈举止和发表的意见时保持“政治正确”（即不得使用歧视性的话语或有歧视性的举动等）。保守势力对教育和学术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尤其反感，自 198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导致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文化冷战”。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著作《封闭的美国心灵》（1987）便是这场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布卢姆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力图追求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平等的做法，是一种反历史的一厢情愿，注定要失败，因为“历史与社会本身就同时拥有高低贵贱等不同内容”。一些民间的极端保守派和右翼组织也利用媒体（尤其是无线电广播）诋毁多元文化主义及其相关政策，制造“仇恨演说”。美国国会还一度通过决议，谴责诋毁美国“自由”传统的新编美国历史教材指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和实践既是对传统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也是捍卫和扩大民权运动成果的一种政治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对经济和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的一种严肃的理论探索。它改变了美国教育的内容，至少在美国历史学领域内建立起了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帮助培养了美国社会对不同种族、性别群体的权益敏感性。这一切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

201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