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 国危见忠良

疾风知劲草 国危见忠良　　

一百年前的今天，反封反专制的革命理念，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伴着为中华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鲜血，犹如江河决堤，咆哮奔腾，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天朝大国，被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军阀割据群雄乱舞哄抢历史前台的混乱局面，仍旧民不聊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革命先烈遗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带领优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历经磨难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挺起脊梁站立起来，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精神群策群力奉献才智，大批海外华侨实业家及科学家也先后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　　

    历史，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犹如一面明镜，映照出芸芸众生相，它镌刻着昨日的奋斗，见证着今日的成就，昭示着明日的辉煌。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急需资金技术人才。国家外汇严重短缺，爱国志士马万祺、蚁美厚、陈祖沛等20多位侨领和归侨实业家，投资创办了全国首家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此后每年大约3亿到5亿美元的华侨汇款，成为当时国家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从海外回国的学者占92%，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等就是杰出代表。这些仁人志士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时过境迁，三十多年跛足的改革开放，虽然让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写照。中国独特的制度孕育了不计其数的中国特色，仇富仇官、携款外逃亦位列其中，仇富、仇官是畸形制度挤压出的中国特色。在每一次有关富二代、官二代的负面新闻出现的时候，公众的仇富、仇官情绪便汹涌澎湃。每当此时，一些媒体便对仇富、仇官者挥起道德的大棒。其实，在当今富人普遍为富不仁、官员普遍为官不廉的社会，公众对其仇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正说明中国人民在不断觉醒。只要这种仇恨不是太过分不极端，也许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政治动荡和战乱纠缠着人们，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这些问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也是不证自明的事实。　　

近期媒体披露的“李天一”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李天一之父李双江，是当今中国的知名人士，是军界级别较高的将军级艺术家，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不可多得的美好形象。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李双江曾骄傲无比地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称：“我儿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李天一”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扇了李双江一记响亮耳光。在当今中国，将娇生惯养的子女视为国家栋梁的富人、官员、名人，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李双江在事后向被打者道歉时，称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其实这岂止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样都难辞其咎！　　

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国家，都不缺少李天一这样的纨绔子弟，只是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青年却特别多。究其原因，除了家庭、学校、社会出了问题，更应追究制度性根源。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绝不可能频繁地出现这类狂人。　　

经过媒体的深挖发现，李天一所驾驶的宝马车，累计有32次交通违章记录！一再违章，交管部门却视而不见，这无疑是法制的纵容。人民警察在抓捕各类敏感人士的时候都是高效率，但在惩罚权贵阶层的车辆违章，却表现得如此低能，实在是令人遗憾。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李天一所打的不是别人，而是国防部某官员的亲戚，难怪警方的态度会突然180度大转弯。显然，接下去，李天一这一方和挨打的那一方不仅仅是法律的较量，更是权力的较量。在宛如兽类丛林的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肇事丑闻源源不断，公众的仇富、仇官怒火也必然会火上泼油越燃越旺。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行为？因为道德滑坡，社会价值体系不合理，给人们限定了不合理的生活目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公平正义的新制度，在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国民教育。　　

为什么人类会给自己制造难题甚至自我毁灭呢？这是因为，在人性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堕落的倾向与向上的倾向，这是个体内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需要的表现。人的需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基本的物质需要与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能意识到所有各个层次的需要，并以高层次需要作为核心价值，他的价值体系便是和谐全面的价值体系，便可预见这个人将会有一个健全的奋发有为的人生；但如果他不知道高层次需要，而是把基本需要作为核心价值，物欲情欲的过度扩张，便会把他引入人生的歧途。堕落的倾向压倒了向上的倾向，人们便可预见其畸形的人生灰暗的结局，即古人所说的“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　　

与个人身上的这两种倾向相同，在社会生活中同样也存在堕落与向上这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由处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人来代表。在一个社会集体中，如果向上的倾向压倒了堕落的倾向，这个社会便充满朝气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反之，向下堕落的倾向压制了向上进步的倾向，社会便不可避免地沦落，即古人所说的“正胜邪则病退，邪胜正则病进”。　　

为了避免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行价值体系建设，引导人性中健康向上的倾向发展起来，抑制那种低水平的堕落的倾向，即古人所说的“扶正祛邪”。　　

为什么西方倡导基督教，中国则有人倡导佛教等宗教，这也同样是为了约束人性，无论是虚幻的末日审判还是地狱里的牛头马面，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非常现实的社会作用。现代人不再相信因果报应和地狱轮回，所以就需要有党纪国法的约束，就需要加强监督。这个“扶正祛邪”的工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会各有不同的办法，但无论如何，它在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所有的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如果执政者不知道这个法则，或者知道却又不知道如何做好这项工作，这个社会便会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内忧外患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只有不惜壮士断腕，才能身强体健，才能扶正祛邪正本清源；不仅需要继承前辈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且更需要继承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以完成前辈的未竟事业，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复兴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