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深圳大运会为何屡屡扰民？
深圳大运会期间多次扰民引发公众不满，政府强制居民开灯下楼、提供补助或派安保陪同，引发对市民权益和城市管理方式的质疑，反映出组织者在安全与民生平衡上的不足。
继刀具实名制、清理高危人群、租房户不准打110、城市穿衣戴帽、农民工讨薪追责等稀奇古怪的“大运”规则之后，深圳又出台新花样：大运开幕式5小时红树西岸的居民必须开灯下楼离家。可以选择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可以接受安排到一些景点去旅游。政府将给予300元补助。如果实在不愿离家，政府将派安保人员到家中，“陪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对一个非一流的体育赛事如临大敌，只能说明组织者“心中无数”。我们讲究“从实际出发”，如果缺乏安全条件，大可以不申办什么这会那会；既然要办，为何如此接二连三扰民？
和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样，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榜样和旗帜。特区成立30年之际，深圳曾酬躇满志地希望，继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之后，再当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仅从承办大运会的种种表现看，当“政治体制改革”的旗手可能还需时日。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虽然左右各说不一，但政治清明、依法行政、廉政高效、尊重民权（甚至包括所谓人权、民主）、关注民生等等，起码在形式上有“交集”。而深圳接二连三的大运“举措”，还有借廉租房解决公务员“历史遗留问题”的行为，与人民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南辕北辙。
与住建部门越权扬言对讨薪者追究刑事责任一样，用300元强买5小时人身自由，于法无据，于理不通。既不符合东方人的“民本”价值观，也不符西方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更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非驴非马。人们不愿看到“排头兵”这样的庸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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