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教人一味顺从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人一味服从权威，是相当多国人的看法，也是传统文化稀里糊涂遭到贬弃的原因之一。其实，这种看法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极大误解。无论长上对错而一味服从的做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倡导的内容。

孔子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作为倡导等级森严的“证据”。这句话的本义，其实不是强调下要绝对服从上，而更在于强调一种责任意识。孔子在这里对齐景公说，当上级的，要做好上级的事，当下级的，要做好下级的事，如此国家才治理得好。齐景公回答，说得好啊，如果君主不当好君主，臣子不做好臣子，饭都没有吃啊。（“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可见，孔子在这里决不是在宣扬愚忠。甚至，孔子的意思似乎更是在首先要求上级，上级要做好，下级才会有效仿的榜样。

另一句话“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也可以看到，孔子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中各个位置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上面首先要善待下级，而在一个优秀的上级的领导下，下级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好该做的事呢？在孝顺的问题上，传统文化强调“父慈子孝”，同样是在倡导从父到子都要做好自身，父母要做到慈爱，子女则要孝顺。

实际上，传统文化倡导的真正精神是，要坚持真理，而不要违背真理而一味逢迎上级。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的“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以及古人“当仁不让于师”的承当，都在告诫做下级的，要服膺真理而不是权威。

更进一步，如果上级做不好，下级不仅不应该一味掩过，反而应该把劝说上级改过，作为应有的职责。《孝经》里说，如果上面做得不好，这时就应当“匡救其恶”。“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孝经》）

历史上大臣对皇帝的正直谏议，在国家制度设置以及社会道德上，都是受到赞许乃至是一种应尽义务。这条原则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执行，尽管往往执行的程度不同。至于到了唐宋时期，受到禅文化的影响，智慧和德行深厚的禅师则成为很多朝代里皇帝的国师，那更是领导者并非永远正确的权威、甚至能主动服膺真理和智慧的一种更加值得鼓励的现象了。

在孝道上，传统文化强调，如果父母做得不好，子女这时要用心规劝父母改过，这才是真正的孝，如果一味任由父母犯错，那才是不孝。“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当然，在劝说父母改过的过程中，应该有尊长的意识，要用善巧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粗糙。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在解决分歧的时候，的确倾向于运用老子倡导的“曲则全”的婉转手法。但其实质只是为了达到更好求实而采取的手段。至于后人把这种圆融私自运用为圆滑和不辨是非的和稀泥，那就不是文化的错了。

从历史直到当代，敢于质疑权威、唯真理是从的精神，一直作为国人操守的一部分在坚持着。当代的诸如“实事求是”的倡导、“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坚持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可以看到，即使传统文化有强调尊重长上的倾向，其要旨其实是建立在这个上级首先应是一个贤良的上级。所以，传统文化的这一导向，其所强调的实质，其实是对真理和美德的尊重，而不是对某个个人的无论其善恶的愚忠。所谓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实质也是教人对智慧和美德保持敬重。至于有的时代，出现了上面昏庸而下面为虎作伥的事情，那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歪曲，只能算是传统中的糟粕，而不能作为罪证而打到整个传统文化的头上。至于孔子本人，是一个坚持独立思想、不为混饭而牺牲真理的人。最简单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他是一味为君王唱赞歌的，为什么会颠沛流离？

也有不少人，把“信而好古”的说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奉古人为权威而缺乏革新精神的一个凭证。这里，孔子其实同样强调的是对一种优美的精神和智慧的尊崇。周的时代，的确是“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和谐的时代，孔子希望继承它的优秀精神。总不至于为求新而求新、从而把那些超越时代的好精神也抛弃吧。至于后来有的时代一味地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是走进了形式的僵化，而不是一种活泼的优秀精神的汲取，所以就违背了“好古”的真正内涵了。

今人把孔子“信而好古”的说法，理解成僵化地照搬古人，乃至认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倡导食古不化，那是自己理解力有问题，不能怪到古人头上。欧洲文艺复兴也是从古代希腊汲取了优秀精神，也是一种“好古”，怎么就不见国人说文艺复兴也是食古不化呢！

究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人身上。也许历史上的有些统治者，愿意大众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解成一味忠诚，也有意无意地鼓励这种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可是中国的先贤，不是这个意思。又为什么在实际上，包括在现在的中国教育中，把一味的“听话”作为潜移默化的一种准则了呢？究其实，正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敢于求实的精神，也因为我们许多人人云亦云而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精髓处所倡导的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