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超越——“马克思加秦始皇”

历史的超越——“马克思加秦始皇”
辛若水
（一）细说“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身上既有虎性，也有猴性。这个命题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这中西合璧的产物。西方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为什么在那么丰富的西方文化中，毛泽东独独钟情于马克思；中华文化同样源远流长，为什么在那么久远的中华文化中，毛泽东独独垂青于秦始皇？一方面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毛泽东有爱斗的天性，而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恰恰契合了这天性；另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关，中华民族在日亟的世变面前，除了起来斗争，已经别无它路可走。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人格代表，一方面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塑造了毛泽东的个性，另一方面毛泽东也重塑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钟情于马克思，实在因为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拯救中国。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他喜欢马克思，重视马克思，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属于革命的异质；可以说，不是主流的文化。虽然不是主流的文化，但影响却是极其广泛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者的理论，只要这世界上还有压迫，它就会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大树。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有着极其广泛的兴趣；但是，他对文化的选择，却并不是从兴趣出发，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对于言必称希腊，毛泽东是反感的，把它称之为“洋八股。”即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它也有自己独道的看法。他并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他也并没有太多的虔诚。他所致力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许多人嘲笑他，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在老鸹窝偏生飞出了金凤凰。其实，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很容易沦落为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有什么好呢？他嘲笑说，狗拉了屎可以上地；但教条主义，这狗屎，连上地都没有用。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理论的发展，毛泽东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所关注的是实践，是运用。在毛泽东手中，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武器，就好比孙猴子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即便真的要发展理论的话，那也应该在实践中发展，并且这发展的理论，还要反过来指导实践，如果不能，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在教条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圣经。然而，这恰恰失掉了活的灵魂。是毛泽东，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活的灵魂。你尽可以指责，他的理论过于粗糙；但这粗糙的理论，却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世界上尽有许多精致的理论，却只能埋没在象牙塔里，无人问津，因为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死掉了，也可以说它从来就没有活过。毛泽东是聪明的，因为他懂得如何让理论活起来。在内在的精神上，毛泽东和马克思是相通的。他们虽然都创造了理论，但他们真正的兴趣或者说重心却是理论的运用，即实践。实践的意义远在哲学的思辩之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过于重视实践，许多时候会导致庸俗的实用主义。在毛泽东这里，是没有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但在别人那里，就不好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最中国化的东西是什么呢？毛泽东对中国的现实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如何让理论掌握群众，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这是他探寻的。他所讲的，“由强权而得自由”，“枪杆子里出政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心中的理想人物——秦始皇。秦始皇的文治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武功实在了得。李白曾充满激情地赞扬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是有雄才伟略的，否则，他是不可能结束群雄纷争的战国局面，混一中华的。他在政治上是有开创性的。“百代皆沿秦制度”，这么深远的影响是了不起的。毛泽东仰慕秦始皇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因为太喜爱了，连缺点甚至错误，也仰慕了起来。譬如焚书坑儒，这是摧残文化的，但毛泽东却讲：“焚书坑儒未必非。”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和焚书坑儒对举，但它们却是貌和神异的。我们知道一个说法，叫做“1+1＞2”，那“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威力就更大了。其实，毛泽东不只超越了马克思，也超越了秦始皇。这并不是吹嘘，而是历史的真实。
（二）用马克思去超越秦始皇
我们说，毛泽东超越了秦始皇，那他是怎样超越秦始皇的呢？他是用马克思超越的秦始皇。秦始皇固然是千古一帝，有极强的武功，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自己的建树。他所喜欢的法家思想，却是从韩非子那里来的，并不是他独创的。他虽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那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和现在过于遥远。而马克思呢，在思想上显然是远远超越秦始皇的。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理论，并且这理论不可能为秦始皇所梦见。毛泽东正是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越了秦始皇。秦始皇毕竟是封建的帝王，他的武功固然强大.，但并不具有人民性。而马克思呢，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显然具有极强的人民性。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都觉得自己可以评判古往今来的一切事情，这实在很可笑的。千秋功罪，哪能几句话就论定呢？就是毛泽东，这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甘当小学生，那些庸俗之辈反是师傅不成。作为学生，是不能自大的；但是，不自大，并不是不大。“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儒者以一物不知为耻”，这些精神总还是要得的。有人说，超越秦始皇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么？他毕竟是千载以上的死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可以把他泡起来。更何况，秦始皇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并不怎么好。他的残暴，人们即使见了阎王爷，也是刻骨铭心的。如果他夸耀万里长城，那背后的孟姜女还不哭死。他建阿房宫，又能怎么样呢？一把大火，可怜焦土。秦始皇在知识分子的心中，更是糟之极矣；其实，焚书坑儒并没有什么，他们乐意看到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实际上，超越秦始皇是很难的事情。大抵也只有毛泽东能够做到吧。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决不在秦始皇之下。甚至他所建立的功业，连秦始皇都望尘莫及的。而毛泽东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理论武器。在理论上，马克思是比秦始皇高明许多的；所以，毛泽东能够用马克思去超越秦始皇。其实，用一个伟大人物去超越另外一个伟大人物，只能是在内在的精神上，否则便像关公战秦琼那般可笑了。用马克思去超越秦始皇，也并不是让他们去打架。马克思即便有再先进的理论，在秦始皇眼中也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且这文弱书生还是洋学生。对于文弱书生，那实在不必讲什么道理，只要刀口往脖子上一架，这就是最大的道理。知识分子总是幻想文化上的问题，应该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其实，文化上的问题是很难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的。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东扯葫芦西扯瓢，扯来扯去都扯茄子地里去了。强有力是解决文化问题最便捷也最有效的方式，须知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就像亚历山大去解开那个有名的绳结；如果想着一个扣一个扣的解，恐怕绳子腐烂了，也解不开。而利剑一挥，所有的死疙瘩都解开了；所以，亚历山大终究是王者。实际上，知识分子也在觉醒，他们知道知识的无力与脆弱，所以便梦想着与强有力的结合。但是，强有力始终不怎么认同知识；它始终把知识看作自己的附庸抑或者点缀。我们中国有个说法，叫做“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文武艺不过做买卖的资本，而帝王呢，不过大商大贾。文武艺自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换来高官厚禄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话，文武艺不学也罢。我有的时候也在怀疑，超越这，超越那，最终又超越了什么？恐怕还是停留在原地吧。大抵所有的超越不过对自我的超越。所谓的用马克思超越秦始皇，并不是说马克思超越了秦始皇，而是说毛泽东个性中马克思的一面超越了秦始皇的一面；也可以说是理论的一面超越了行动的一面。其实，我们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并不会讲他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抑或秦始皇；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任何人物都是无法评价的。然而，又确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存在；而这，也就造就了超越的可能性。超越，终究是玄虚的；这是高下的区分，甚至许多时候会背离真实，因为落后也可以说成超越，关键是怎么看了。用马克思去超越秦始皇，这在精神上，当然是壮举，而且这壮举，是自我超越的壮举。
（三）用秦始皇去超越马克思
马克思虽然非常重视行动，但终究是一个理论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理论的研究，却并没有领导哪一场伟大的革命。秦始皇虽然没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却始终是历史的行动者；也可以说，他是在创造历史，而不是创造理论。他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建功立业；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更接近秦始皇。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这一生的丰富性超过千千万万人的总和。相对来说，马克思的经历就比较简单，他的一生是革命理论家的一生，他并没有展现过卓越的领导才能，我们也无从知道他驾驭局势的能力。血与火的斗争，在马克思那里，还是理论的想象；而在毛泽东那里，却成了生死存亡的考验。马克思只是一个导师，而毛泽东更是一个领袖。可以说，毛泽东用秦始皇超越了马克思。领袖群伦的力量，在马克思那里还是神秘的；但在毛泽东这里，已经可以运用自如了。我在想，如果马克思条件成熟，他能不能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呢？大抵是不能的。因为马克思并不具备领导一场伟大革命的个人素质，他虽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理论家，但真的行动起来，他并不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当然，我们不会责备马克思没有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因为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革命的理论家，至于行动，固然非其所长，我们也不以此来评价。正因为马克思有理论，而未曾真正地实践，所以他才是可以超越的。毛泽东用秦始皇超越马克思，就使他自己具有了真正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毛泽东同样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对于西，他最认同的是马克思；对于中，他最认同的是古典的那些东西。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悉，是让人震惊的，并且对这些典籍，他纯知识的兴趣不是很大，他看重的是运用，也即是他所谓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政坛的圣经，而他竟读了十七遍之多；他的政治智慧，固然来源于实践，但从中国古典文化中自是得益不少。用秦始皇去超越马克思，这本身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马克思毕竟是洋菩萨，管不管用，还看他能不能中国化。马克思有先进的理论，却没有领袖群伦的力量；秦始皇有领袖群伦的力量，却没有先进的理论。而毛泽东呢，用马克思弥补了秦始皇的不足，又用秦始皇缝合了马克思的缺陷。简单地说，即是他用马克思超越了秦始皇，又用秦始皇超越了马克思。那么，最终毛泽东是马克思呢，还是秦始皇呢？答曰：谁都不是，毛泽东依然是毛泽东。毛泽东的理论虽然有些粗糙，但却和行动完美的统一在一起。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简单明了，是对是错，清清楚楚。他从来没有理论的玄虚，因为理论的玄虚会误导实践。理论的能力与实践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梦想实践的理论家有，但为理论所陶醉的更多。能超越理论的，只有实践；能指导的实践的，也只有理论。能把二者统一起来，不只是理论的天才，更是实践的天才。对毛泽东的颂扬，是数不胜数的，但似乎只有林彪讲得最肉麻；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的天才。毛泽东对这话虽然不以为然，但内心深处未尝不是慷慨自任。他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吗？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他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隐隐然就有超越前贤的意思。我在想，也许，他的建功立业，可以让秦始皇自叹弗如；但是，他的理论却未必能够让马克思甘拜下风。诚然，毛泽东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主要的还是行动家、实践家。有人说，毛泽东真正的地位取决于他对未来的影响，这是突出他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总让我们觉得渺茫，有那种“俱往矣”的感慨。思想可以影响时代，这并不错：但并没有哪种思想可以影响世世代代。一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命运。谁又能卜知毛的主义的命运呢？马克思加秦始皇，似乎道出了毛的主义最精髓的的东西——先进的理论又辅之以人类的强权。不可否认，理论可以超越权力；但是，超越权力的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力量。有力量的是权力，把理论变成权力，才能改变现实，创造历史。毛泽东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并且他的现实主义从未失掉理想主义的支撑。
（四）超越的结晶——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用马克思超越了秦始皇，又用秦始皇超越了马克思，那么他超越的结晶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只把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顶峰，而且把它作为遗产，要留给子孙后代。只可惜，后人没有气魄也没有胆量继承这笔遗产。既然如此，那最好的法子，就是否定这笔遗产，或者把这笔遗产埋入坟墓里。如果用个比喻来说的话，毛泽东留给后世的遗产，并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毋宁是威力巨大的炸药，抑或精神原子弹。所以，他这笔遗产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还是让它睡在坟墓里的好吧。马克思有一套革命的理论，但是他这套革命的理论并没有把文化革命当做核心，更没有梦想过灵魂的大革命。从革命的深度和彻底性来说，毛泽东文革的理论与实践是远远地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所看重的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变革，他认为这才是革命的动力。他虽然也强调意识形态，但他所强调的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毛泽东文革的理论，显然把意识形态凌架在了经济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像雄鹰在天空飞翔，可经济基础则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也并没有想着很快地在终极上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的文革，就是要在终极上解决问题。灵魂的大革命，在理论家都是难以设想的；因为它是爆炸性的。灵魂的大革命，显然不是像以前的革命那样，有明确的革命对象，它的革命对象，毋宁是自己。我不知道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会不会赞成毛泽东的文革；但是，有一点，恐怕他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毛泽东比他走得更远，远得没有了边际。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远远地超越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我以为，把摧残文化的责任推给秦始皇，也着实有些冤枉。坑儒，不过出自一时的愤怒，而焚书则是听信了李斯的鬼话。秦始皇杀得人多了，杀几个儒生算不得什么。况且，那些儒生全是些以古非今，复古倒退的人。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把他们辗碎，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们说不出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对中华文化有什么贡献；就是姓甚名谁，我们也不知道几个。倒是秦始皇的摧残文化，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些。其实，早有人考证，被坑杀的那些人不是儒生，而不过是些方术之士。方术之士向来为儒生所痛诋，说杀的是他们，那实在是称心快意。天下儒生有的是，杀几百个，又有什么呢？只要掉脑袋的不是自己，就可以逞口舌之利。至于焚书，并不是把天下的书都烧尽，儒家的书要烧，但那些看病的，算卦的书，就不烧了，天下的书要烧，那官府所藏的书，就不烧了。如此算来算去，那天下的书，总还是烧不尽的，明着的漏网之鱼都那么多，那暗着的，想来也不少。秦始皇所以要烧书，那不过为了愚民，不过，这愚民政策也太实诚了。烧《诗》《书》是为了愚民，那为什么不用《诗》《书》来愚民呢？对付实诚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但对付聪明的人的法子，可多了。知识分子都是以聪明自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聪明，所以一会儿感激皇恩浩荡，一会儿又挨板子，打屁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远远地超越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焚书坑儒，不过是残酷的统治，而文革则是一场亿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焚书坑儒是为了愚民，但毛泽东的文革，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文革是深刻的灵魂大革命，而焚书坑儒除了残暴，别无所有。较之焚书坑儒，文革更具有正面的价值。可以说，文革对焚书坑儒的超越是灵魂的超越。焚书坑儒是对心灵的暴政，心灵的暴政和灵魂的大革命，又岂是一个概念。当然，有人可能追问，灵魂的大革命是怎样实现的？其实，那意思不过是通过对心灵的暴政，来实现的灵魂大革命。然而，这想法显然不对，因为灵魂的大革命是要反对心灵的暴政的。我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和焚书坑儒貌合神异。当然，貌合神异也可能被理解成异曲同工，然而，这显然是误解。毛泽东为中国奋斗的一生，就足以证明文革不是焚书坑儒，更不是文字狱。高尚的动机是不会为唾沫星子淹没的。在革命理论上，毛泽东的文革超越了马克思；在行动上，毛泽东的文革更超越了焚书坑儒。然而，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飞跃，也许只有老天爷才懂得吧。
（五）超越的代价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诚然超越了马克思和秦始皇，但是这种超越却是以一个民族的灾难与浩劫为代价的。灾难与浩劫在历史天平上的重量，是远远大于超越的。对于灾难与浩劫，我们也有许多的疑虑，因为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灾难与浩劫具有不同的意义。毛泽东维护文革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所以，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所谓的灾难与浩劫，便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代价付出了，那对于历史的进程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充当了反面教员么？也许不是。追求超越是没有错的，为超越付出代价，也没有错的，但是当代价大于了超越本身，就有错了。一根火柴掉了，去寻找它，是没有错的，但为了寻找一根火柴，把一盒火柴都划光就有错了。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追求的目标越大，付出的代价越高，这也为我们所认同。但是，高昂的代价也是有一个底限的；越过了底限，就不值了。有句话叫做“赔本的买卖不做”，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革就是赔本的买卖。并且这买卖不是和别人做，而是和上帝做。人和上帝做买卖没有不吃亏的，因为上帝是虚幻的，人即使把所有的一切都赔光了，上帝也不会输一分钱。文革是想用一时的动乱，来解决千秋万世的问题；但千秋万世意味着什么？不过死亡。如果从心理学上分析文革的根源，那也不过三个字“不放心”。毛泽东不放心的事情太多了，他所以发动文革，那就是为了在革命的洪流中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杜勒斯的警告回响在耳边，帝国主义者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而毛泽东的文革，就是要煅炼这第三代、第四代的娃娃，让他们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在毛泽东的心中自然是警钟长鸣的，所以，他便给所有人拉响了警钟。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文革虽然是空前的，但并不想绝后；然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文革必然地成为了绝响，而且是让人无法回顾的绝响。虽然谁也不敢保证将来就不会有文革，但是，人们正在提高警惕，防止它的卷土重来。这是另外一种警惕，也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警惕。这种警惕，并不能够说明毛泽东的“不放心”是对的。在某种意义上，“不放心”不过一种杞人忧天，“不放心”的根源实在是“太操心”。操心当然没有错，毛泽东为中国操劳了一辈子，于这，人民是铭记在心的，到了老年，还要那样的操心，更是让人感动。然而，这“太操心”也造成了文革这样的动乱，客观效果和主现动机背离得太远了。为什么他不能少操点心呢？多操心并不意味着多添乱，但是，却又实在有这种可能，而且变成了现实。也许，正是因为文革的教训，后来才讲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权杖当然有力量，可是，即便伟大领袖，也有拿不动的一天。明知道要放手，为什么不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放手呢？其实，毛泽东早就放手了，只不过因为对上手的人不满意，所以又把权杖重新拿了回来。不过，他拿得非常艰难，他是用文革的方式拿回来的。他拿回来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放手了。林彪曾想提前接班，搞了个“571”工程，结果自我爆炸，折戟沉沙。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一方面说明他对权术的运用已臻化境，另一方面却也印证了他的失败。而这种失败更加深了毛泽东晚年悲凉的心境。对于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实没有处理好；但是他心目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又处理好了吗？都没有的，这也是历来雄主的悲衰。然而，毛泽东还是选定了他的后继者，对于后继者，他自然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已经说不出了，千言万语，也只凝聚成了一个小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没有任何人能夺走的权杖，死神就要拿走了；他虽然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却是要见马克思的。马克思会对这位东方巨人作何感想呢？然而，不管想什么，一切都成为了历史。那些伟大的人物们，总想着超越历史，也确实超越了历史，但最终却不免为历史所超越。